江西
1967年，羅舜初提醒剛到國防科委工作的李敏：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被別人利用！
1966年5月，北京的槐葉冒出嫩芽，國防科委門口卻掛起了“暫停參觀”的木牌，路過的科委職員只低聲一句“形勢緊”，便匆匆進樓。一個月前，錢學森在內部會上攤開進度表，空白處觸目驚心：氫彈空爆、衛星工程、核潛艇三條主線同時放緩，最要命的是試驗場工期被硬生生擠掉了整整兩個月。
向來主抓海軍裝備的羅舜初接到“北調”命令正是這時。誰都知道他是聶榮臻在江西時的老部下，早在1933年就跟著前敵指揮部轉戰贛南。1958年國防科委成立，他還在海上圍著潛艇打轉；到了1965年春，他拎著一只帆布包，坐卡車從從化趕赴京西，接下電子工程十院的爛攤子。調令只有兩行字，卻把他推到“兩彈一星”最前沿。
羅舜初的作風是出了名的“摳”。初到科委，他先把各研究所庫房的鑰匙收攏，自己一把一把編號，表態“圖紙比命還要貴”。同事私下給他起外號“九三八首長”——意指三更半夜仍守在辦公桌旁。有人好奇，他卻擺手：“咱們一旦慢一拍，項目就得等明年。”
文化大革命驟至，科研序列成了眾矢之的。1966年9月，科委里貼滿大字報，羅舜初被點名“走資派”，當場交出公文包，被要求“靠邊坐”。整整半年，他躲在宿舍翻閱技術資料，腦子里仍在過氫彈試驗的流程。聶榮臻連續給中央遞交三份報告：“試驗推遲，后果不堪設想，技術骨干非用不可。”于是1967年春天，羅舜初重新回到原位。
恢復工作第一天，他就帶隊跑到大西北。那片戈壁晝夜溫差二十多度，風沙能把人臉割出血口子。場區整改會議連開三晝夜，他把“嚴、慎、細、實，安全、可靠、萬無一失”十六字寫在黑板，又拿粉筆重重敲了兩下：“記住，人沒事，數據才有意義。”7月，蘑菇云在高空綻放，爆心溫度遠超預定值，測控站通過電碼報告成績合格。有人歡呼，他卻只問一句：“氣象記錄歸檔了沒有？”
同年6月，新進人員報到手續在一樓資料室進行。李敏領著薄薄一疊文件走進來，登記表職業欄寫著“技術員”，再無其他。她懂俄語，會制圖，卻也帶著令人側目的家世。交接完畢，羅舜初把她叫到窗前，指了指腳下那條狹長走廊：“以后說話做事記得拐彎，千萬別讓人拉著你去當口號。”李敏點頭，只回了兩個字：“明白。”那是整棟樓里最短的對話，卻傳遍了茶杯與圖板之間。
進入1969年，衛星方案再度壓線。周恩來主持的深夜碰頭會上，把計劃表往桌上一拍：“4月必須見火箭，絕不能再拖。”錢學森用毛筆圈了一個日期——1970年4月24日。此后十個月，十院測試部門晝夜連軸，羅舜初每天拎著小板凳守在總裝大廳，遇到參數有異立即改工藝。有時候忙到深夜，他干脆在儀器架旁打個盹，把棉大衣當被子。
1970年4月22日凌晨，最后一次全系統聯調。零點過五分，長征一號的推進劑流量曲線穩定在預定區間，羅舜初終于在表格上劃下一道紅線。這根紅線，被看作點火的“通行證”。兩天后21時34分，戈壁深處火光騰起，東方紅一號穩穩飛入太空，地面站傳來清晰的《東方紅》旋律。控制大廳鴉雀無聲三十秒，隨即爆發掌聲，有人激動把記錄本摔在地上。
那一夜，許多技術人員守到凌晨。氫彈數據與衛星遙測被并排鎖進保險柜，鑰匙握在羅舜初袖口。對他來說，任務并未結束——下一階段是返回式衛星和固體運載，留給科委的窗口很窄。李敏坐在制圖臺前校核外文資料，窗外燈火通明，她抬頭瞥見那位常年穿舊呢大衣的副主任又在走廊盡頭踱步。國防科技的跑道上，沒有真正的終點線，只有一程接一程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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