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毛主席接見曾思玉，發現他滿眼血絲，關切地說：你也不要太緊張啦！

1973年12月的北京寒風凜冽，京西一處小禮堂里卻燈火通明。軍委高層會議桌呈扇形擺開，八位大軍區主官分列就座。主持者開門見山宣布：幾位司令將全部對調，新的任命即日生效。發言席上有人輕輕倒抽一口涼氣，也有人抬手示意同僚穩住心神。坐在靠西一隅的曾思玉只是默默摘下眼鏡，抹了抹發梢的汗珠。

“曾司令，半個月內趕到濟南。”主持人補充。

“服從組織安排。”他起身答道，聲音不高，卻擲地有聲。

這張面容在延安舊影里就出現過。1911年生于江西信豐，17歲挑起扁擔跟隨工農武裝割稻谷，20歲穿上紅軍粗布灰衣，22歲在閩西山路上背著沉甸甸的電臺往返急行。長征時，他是二師的通信主任。隊伍臨行前，首長交給他一捆標注詳盡的作戰地圖，要求連夜送至另一側山谷的指揮部。那一程星光暗淡，他和兩名警衛踩著潮濕松針摸黑前進。山風呼嘯，腳下全是看不見的溝壑，可他明白：若地圖延誤，幾千人的隊列就可能走錯方向。天亮時，他把汗水浸濕的包裹交到了徐向前手里，第一句話不是請示獎懲，而是“報告，圖全，人員無傷”。

就在那次送信后不久，毛澤東第一次注意到這個身材清瘦、眼神倔強的年輕人。臨時指揮部外，主席側頭問：“小同志，腿力怎么樣？”曾思玉回答：“能跟著隊伍走到哪兒算哪兒。”毛澤東笑了笑，“走得快，也要把消息帶得準，要緊的不是腳快，是心定。”短短一句，像釘子釘進他腦海。此后二十多年，平型關、遼沈、錦州、清川江，他始終把“心定”二字寫在胸口。

進入1967年時局驟變。武漢街頭口號紛雜，軍民對峙一觸即發。7月30日凌晨，沈陽司令部電話驟響。值班員匆匆來到宿舍，“首長，總理來電，請即刻飛京”。曾思玉拎起挎包就走。傍晚抵達西郊機場，周恩來握住他的手：“中央要你南下，局勢緊要，你去坐鎮武漢。”幾個鐘頭后，他已在夜色中飛越長江。

一個月的晝夜奔忙讓他雙眼布滿血絲。9月21日，他隨匯報組登上中南海那間熟悉的小會客室。毛澤東仔細端詳，忽而半開玩笑：“老曾，眼圈都紅成這樣，可別把自己拖垮喲。”一句話卸了他心頭重負，卻也提醒——局勢雖穩，還遠不到松勁的時候。

武漢安定后，他把目光投向長江。沿江農田旱澇反復，港口泥沙淤積，他帶隊下鄉調研，提出先建試驗性水電樞紐，再謀三峽大計的思路。1969年10月，調研報告送上中南海，年底得到“可以考慮”的批示。1970年12月，毛澤東在文件上批了五個字：“可以起手實施”。葛洲壩工程由此上馬，擔任總指揮的曾思玉干脆把指揮所搬到宜昌江畔，一條迷彩被褥、一盞汽燈陪他看了一夜又一夜的水文資料。

“今晚漲潮，閘口得再加固一層砂包。”他望著江心燈火囑咐。

工地技師回一句：“再多一層，保險。”

為了搶季節，他給勝利油田連寫三封急信，催調柴油與鋼板。“葛洲壩不是我的私事，是長江的骨頭架子。”字跡剛勁，卻透著焦急。半年后，物資運抵，關鍵節點沒被耽擱。周恩來聽取匯報時拍拍他的肩：“把壩修好，就是給后人鋪路。”

對調命令下達那天，曾思玉的行李極簡：一摞工程圖紙、一本《水經注》、一把陳舊電報鑰匙。濟南軍區新任主官的頭銜，讓他又要面對陌生地形與新部隊。臨行前夜，他站在武昌江灘，望著滾滾江流，不發一言。副手小聲提醒：“首長，火車快開了。”“長江不走，我得走。”他提起公文包轉身上車。

濟南期間，他仍定期收到宜昌現場電報，遇到難題就在半夜回批。1982年離休，葛洲壩主體已現雛形，他卻常自嘲：“老兵退了，下游的水還在漲。”同年，他應邀重訪信豐老區，鄉親把當年行軍小道修成了水泥路，他蹲下身摸一摸路面，長久無言。2012年深冬，102歲的曾思玉在北京平靜辭世。床頭那本《水經注》翻到了空白的最后一頁，旁邊壓著一封舊信，信封上，仍然是半個世紀前的毛筆字：交曾思玉，速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