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他被任命為115師重要職位，因特殊原因無法前往，曾在敵后戰斗一年，堅持請求返回延安！
1937年4月的祁連山仍被殘雪覆蓋，西路軍殘部在亂石坡間穿行，歐陽毅裹著半條舊棉被，扶著驢鞍一步一停。他在隊伍里名義是紅5軍團保衛局局長，此刻卻更像一名普通流浪者——缺水、缺糧、還要隨時提防馬匪和騎兵的冷槍。那次艱難的東返給他留下了兩樣東西：一身病痛，和對保衛工作的執念。
突圍成功已屬不易，更難的是穿過河西走廊后的無人區。為換口熱粥，他在張掖的土地廟前鋪紙賣字，寫“自強不息”四個行草大字換回半升豆子。隊友回憶，夜里風如刀割，他蜷在廟檐下，手卻一直壓著那只裝滿豆子的布袋，生怕再失去什么。也就是那時起，他的胃病與失眠便如影隨形。
年底抵慶陽，他才得知中央已批準他的養病申請。可剛躺進延安東山腳下的窯洞沒多久，中央軍委一紙調令，要求他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充電。那時的延安講究“不當懶人”，他也不好多言，只得捂著胃口、扣緊皮帶，背著被服進了課堂。
兩年后，抗大總校改編為八路軍第五縱隊，羅瑞卿掛帥，師生帶槍直插華北敵后。1939年7月出發以前，會議室里一片嘈雜。羅瑞卿問：“老歐，能行嗎？”他咳了一聲，拄著折疊拐杖回答：“走得慢，但跟得上。”一句話讓全場安靜。就這樣，他被任命為副參謀長，管行軍路線和安全保衛。
敵后道路難料。原定直取晉西南，可數次日偽合擊把縱隊逼得北拐，經忻口、靈壽，一路摸進陳莊。120師彭紹輝團為護送主力，白天踏著亂石河床行軍，夜里才摘下草帽煮野菜。進入蟠龍時，每個人都像從土里刨出來，塵土裹住眉毛，誰也看不出誰是教員誰是學員。就在這里，歐陽毅的胃痛變成了胃出血，夜里血嘔到褥子上一大片。
1940年6月，總校準備再遷黎城。院務會上，張際春遞給他一封調令，開口半帶商量：“你干脆留下，當政治部副主任吧？”他搖頭：“藥都配不上，身體拖后腿。我得回延安。”旁邊參謀低聲勸：“真走？路不近啊。”他嘆口氣：“再難的路，也得先把命保住。”對話短短幾句，定下歸途。
返程和來時一樣艱苦。黃河以東的頑軍設卡截糧，他只得帶兩名學員繞山穿溝，夜宿破廟，晝伏夜行。行至榆次，北風呼嘯，衣服凍成冰甲。幾經輾轉，直到當年11月才踏進延安城。總政治部將他安置在楊家嶺招待所，小窯洞里生著火盆，雪夜爐火映紅墻壁，他卻整宿睡不著，咳聲在洞頂回蕩。
翌年春天，中央準備加強山東根據地建設。電報飛來：調歐陽毅出任115師政治部副主任，協助羅榮桓穩住膠東。消息剛到，延安保衛部門卻急了——鋤奸部正在整頓情報體系，正缺能鎮得住場子的老人。機關討論多次無果，最后在窯洞里，干部處負責人拍板：“身體是本錢，讓他留后方。”電話那頭，羅榮桓沉默片刻，“那就保重身體，前線缺人也不能硬來。”
于是，歐陽毅留任總政鋤奸部副部長，繼續處理突擊搜捕、情報篩查和干部審查的繁雜事務。1943年前后，他偶爾主持夜談，語速慢卻切中要害，“保衛工作不是抓幾個特務就完事，情報鏈要堵死，信任鏈更得疏通。”年輕學員聽得入神，暗中記下要點。
1947年3月，胡宗南大軍撲向延安，機關西遷清涼山。歐陽毅坐老式騾車，沿洛川小路南撤。槍炮聲隔著黃土峽谷悶悶傳來，他仍堅持在車上編寫《保衛工作須知》，邊寫邊咳，旁人勸他歇一歇，他擺手：“趁腦子還清楚，多寫一頁是一頁。”
解放戰爭結束后，他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但常年虛弱，時好時壞，1953年起多次住院，職務一直懸在那里，并未再上臺階。60年代初，總政為他在北京專門安排一處小四合院，檔案里備注“隨時體檢，量力用之”。他偶爾到機關開短會，更多時候在院里寫回憶錄，重溫那段從祁連山到延安的歲月。直到晚年，他仍保留著那只寫著“自強不息”的舊布袋，字跡早被汗水模糊，卻始終沒有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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