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食鹽）

鹽，是我們每天生活都離不開的東西，炒菜你得用鹽吧？腌菜你得用鹽吧？調味你得用鹽吧？當然說過度吃鹽那肯定不健康，但很多人就是口味比較重，菜要是不咸，吃起來都沒感覺。

鹽在今天很重要，在古代就更重要了，因為在古代鹽不僅是調味品，它還是古代政權重要的財政收入，誰控制了鹽，誰就控制了錢。

所以幾乎歷朝歷代都有規定（這里主要說清代），食鹽專賣，如果你要從事食鹽買賣的行業，你必須要有朝廷簽發的鹽引，相當于今天的經營許可證，有了這個東西，你才能到鹽場大量的購買食鹽，然后再賣給百姓。

鹽商到鹽場去批發食鹽，也是有固定的數量，買多少都是要上秤的，這一批你批發走，都賣沒了，再拿著鹽引來買下一批。

為什么要控制數量呢？很簡單，因為食鹽買賣是收稅的，你買多少的食鹽，就產生多少的稅，你就報多少的稅，所以多一點也不行，少一點也不行，必須正正好好，所以朝廷還專門給鹽商們造了一個砝碼，也就是秤砣，一切買賣都要用這個砝碼來衡量。

這個砝碼，那可不是普通的砝碼，它是由工部督造，戶部校對和頒發的，相當于今天的建設部和工信部聯手制作出來的，規格分量都有嚴格規定，你買鹽要用這個砝碼，賣鹽也要用這個砝碼，你也不能換，更不能用自己制作的，如果誰敢私自鑄造，或者用非官方的，基本上是死緩起步。

我們的故事，就要從一個叫長蘆鹽場的地方說起。

長蘆，是清代北方最大的海鹽產區，這個地方主要給直隸和河南兩地供應食鹽，出貨量非常大，因此長蘆的鹽商們獲利頗多，一個一個都很有錢。

很有錢都不貼切了，應該說特別有錢。

這其一，當然是因為長蘆鹽場的利潤很高，賺錢就容易，這其二，是因為鹽商們還有他們自己的手段。

什么手段？

朝廷針對長蘆鹽場，給鹽商們頒發的砝碼，是以十七兩三錢為一斤的標準來鑄造的，鹽商們也是拿著這個砝碼來買鹽，可是到了把鹽賣給老百姓的時候，他們卻以十六兩一斤的標準來賣。

（清代的官碼）

聽起來可能有點復雜，簡單來說就是，鹽商從鹽場買鹽的時候，用的是大秤，一斤就是十七兩三錢，等到往出賣的時候，他們就改用小秤了，一斤只有十六兩，這一進一出，每賣一斤，就能賺出一兩三錢的差價來。

一兩三錢不多，但架不住鹽商們是薄利多銷啊，經年累月這得多少錢？要知道這些錢就完全不處于朝廷的監管之下，這就是變相的偷逃漏稅。

嘉慶十二年，朝廷就發現這個事情了，但是朝廷還比較寬厚，說之前你們違規操作，搞的那些破事，朝廷就不計較了，但是以后肯定不允許了，為了防止鹽商們再賺差價，朝廷索性把長蘆鹽場的砝碼直接就改成了十六兩一斤。

反正你給老百姓賣鹽賣這么多年了，你不可能輕易漲價，現在你到鹽場買也是十六兩一斤，你賣出去也是十六兩一斤，這差價你還怎么賺？

當然，想要商人不貪，難，如果一分錢也不讓他們賺，那也不現實，所以朝廷為了補償這些鹽商，額外規定，在鹽商們買鹽的時候，每斤給他們一點補償。

只不過這種補償也是聊勝于無，鹽商們很不滿，他們又開始打起歪主意。

長蘆鹽場上有很多鹽商，這些鹽商他們也有一個鹽商協會，鹽商協會的會長，就是統領這些鹽商的，是一個叫做樊宗澄的人。

樊宗澄首先找到了天津運司衙門的一個書吏，書吏叫靳維安，靳維安又通過關系，找到了工部的書吏韓泳昌，韓泳昌又左右活動，找到了同在工部，專門負責鑄造砝碼的工匠，叫高文瑞。

可以說，樊宗澄是一個有手段，有能力的人。

他不過是一個地方的鹽商，通過本地衙門的小吏，就能一步一步的勾連上中央部委的工匠，他的人脈尋找能力是跨地域，跨層級的。

而且每個人都知道該找誰，樊宗澄知道找靳維安，靳維安知道找韓泳昌，韓泳昌知道找高文瑞，沒有一個人是瞎撞瞎碰的，這說明這種托關系辦壞事，已經是很尋常，已經流程化了。

言歸正傳，樊宗澄花了大價錢，在高文瑞的手里買下了一些假砝碼，這些假的砝碼，比朝廷頒發的砝碼要重的多，樊宗澄買下之后，開始讓這些砝碼在長蘆鹽場流通使用，用以替代朝廷前不久才頒發的十六兩一斤的砝碼。

那這些假的砝碼厲害了，最開始的時候鹽商們不過一斤賺個一兩三錢的差價來，現在用上了假砝碼，他們一斤能賺七八兩的差價。

鹽商們靠著假砝碼瘋狂賺差價，這一賺就是五年時間。

（御史 清朝）

人的貪欲無窮無盡，按理說這種事情你干個三年五年就該收手，你不收手，你至少也偶爾停一段時間，你不能太猖狂了，但鹽商們毫不自知，大肆斂財，事情很快敗露，被一個叫做李仲昭的御史察覺，李御史馬上就向皇帝匯報了。

《清仁宗實錄》卷二百六十：本日御史李仲昭奏奸商賄增法馬，侵欺國課一折...

嘉慶皇帝一看，氣夠嗆，說鹽是朝廷之命脈，鹽稅更是本朝財政的大頭，你們用假砝碼來賺差價，你們不是“賺”錢，你們是在朕的國庫里偷錢啊。

君心震怒，要求將涉案人等全部逮捕歸案，研究定罪，從重處理。

于是，大量使用假砝碼的鹽商被逮捕，大量管理鹽務的官員也被問責，因為你們管鹽務卻沒有察覺鹽商用假砝碼的事情，反被御史先發現了，那說明你們工作失職。

當然，最要處理的，應該是這個事情的始作俑者，鹽商協會的會長樊宗澄。

但是樊宗澄這個人，很有預見性，案發之前他就病死了。

而且，樊宗澄沒有兒子，沒有后代，他還沒有家產，你是株連啊，抄家啊，你什么你都辦不到，你只能是人死賬消。

至于一眾官員和鹽商，那涉案人數太多了，個中關系，盤根錯節，十分復雜，也不能都打擊了，不能都殺了，打擊面如果太廣，是不是影響不太好？

嘉慶說都殺了？想得美！他們偷我的錢，必須叫他們都還回來。

這事兒要是換成雍正或者乾隆，估計就是血流成河，一場屠殺了，但嘉慶不一樣，他天生駑鈍，人比較仁厚，他沒有隨便殺人，甚至沒有興起大獄，但皇帝也不會輕易饒過他們，經過一番思考，皇帝開創性的研究出了一套堪稱古代歷史上級別最高的經濟處罰：

對于這次使用假砝碼案件的涉案人，情節較輕的，處獲利所得一倍的罰款，情節較重的，處兩倍罰款，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倍罰款，至于官員，也按失職的程度，另有一套罰款制度，反正總而言之就是兩個字：

掏錢。

作者專門查了一下檔案，這里邊挨罰最重的，是一個叫做查有圻的鹽商，光是罰他一個人，就罰了將近五十萬兩，剩下的那就不必說了，很多人雖然免了身首異處，發配流放，但卻被罰的是昏頭轉腦，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違反朝廷的合理制度和規定，暗箱操作，欺瞞偷取，規避稅務，這當然是不對的，但是我們會有這樣的疑問，古代的鹽商通常都是有錢人，家大業大，富得流油，難道他們還會在乎這點差價么？何必為此蠅頭小利（對他們來說）鋌而走險，落到這樣的下場？

答案很簡單，鹽商們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是被逼的。

清朝中后期，朝廷對于鹽商，幾乎只有盤剝二字可言。

鹽商除了要交鹽稅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捐輸，皇帝南巡，你鹽商負責接待，接待就要花錢，朝廷打仗，你鹽商要捐錢，皇家慶典，你鹽商要捐錢，地方鋪路修橋蓋廟宇，你鹽商要捐錢，反正各種各樣的官方活動，你鹽商都要捐錢。

（乾隆出巡圖 局部）

《重修兩淮鹽法志》里有這么一句話，值得注意：

從前乾隆年間，兩淮鹽商報捐巨款，至今傳為盛事。

您看，這種捐錢早到乾隆年間就開始了，而且每次一捐，都是不少錢，可以說只要朝廷（皇帝）指示，鹽商們就要傾家蕩產的捐錢。

而且，這種捐錢幾乎是強制性的，你非捐不可。

哎，沒辦法，誰讓你有錢呢，你不捐錢誰捐錢？

加上負責鹽務的官員，對鹽商們也大多是索賄，盤剝，要錢，鹽商們就是有錢，也架不住這么造啊。

用假砝碼賺差價，當然不道德，是非法獲利，但他們的行為其實更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不是不知道沒用，不是不知道到最后早晚完蛋，而是因為，實在是，沒辦法了...

參考資料：

《清實錄》

《清史稿》

《鹽政議略》

田崢.清前中期兩淮鹽業總商身份研究.揚州大學,2025

陳鋒.籌款加稅：晚清的“畝捐”與“糧捐”.史學集刊,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