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袋垃圾就擺在我家門口。

紅色的塑料袋，系了三個死結，里面的東西浸透了袋子底，在地上印出一攤黑乎乎的油漬。

我站在門口看了好一會兒，彎腰拿起來，走到對門。

門開了一條縫，董晨萱的聲音從里面傳出來：“放你家門口怎么了？你一個外地人，買了房子就了不起了？”

我張了張嘴，沒說出話來。

回到屋里，我打開手機，猶豫了很久，最后還是打開了云存儲APP。

里面存著幾百個視頻，最早的一個，已經是一年前的了。

我一直沒刪，也一直沒看。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床上，戴著耳機，把那些視頻一個一個看完。

看完之后，我給薛國源發了條消息：“我想告一個人。”

他回我：“被告是誰？”

“鄰居。”

“啥罪名？”

我說不清。但他還是約了我第二天見面。

01

搬進這棟樓是在五年前，那時候我剛結婚，何光遠在城東一家4S店上班，月薪不穩定，好的時候能拿兩萬，不好的時候五千都懸。

我們倆掏光所有積蓄，又找我娘家借了八萬塊錢，才湊夠這房子首付。

六樓，沒電梯，九十年代的老房子。

樓道里的墻皮一塊一塊地往下掉，樓梯扶手銹得快散了架。

我進門第一件事，把三個房間都瞅了一遍，心里頭挺知足的。

再破，也是自己的。

何光遠說：“委屈你了，以后有錢咱再換好的。”

我說：“不委屈。有窩就行。”

對門住著一位姓馮的老太太，七八十歲了，身體還挺好。

她兩個兒子都在外地，她一個人住。

我有時候下班回來順路給她帶把菜，她蒸了包子也會端一碗過來給我。

日子過得挺順當。

老太太在那住了兩年多，后來小兒子把她接到省城享福去了。那房子空了大半年，才有人搬進來。

搬來的就是董晨萱。

她搬家的那天早上，我正準備出門上班，樓道里堆滿了紙箱子和塑料袋。她站在門口指手畫腳地指揮搬運工，嗓門大得很，整個樓道都聽得見。

“那個先搬進去！輕點！別磕了！那個不行，放我屋里！”

我側著身子從她家紙箱旁邊擠過去，她看了我一眼，笑了：“你是對門的吧？我姓董，以后咱就是鄰居了。有啥事你說話。”

我也笑了笑：“好，有啥事您說話。”

那天晚上她來敲我家門，說借點鹽。我給她倒了半碗。第二天又來借醋。第三天又借醬油。第四天，她不借了。

她拎了一袋垃圾放在我家門口。紅塑料袋包著，里面是剩菜剩飯，還有一些爛掉的青菜葉子，汁水從袋子底往外滲，在地上洇了一灘。

她笑呵呵地跟我說：“妹妹，我手不太方便，先把垃圾放你這兒一會兒，等會兒我下去扔了。”

我說行。

等了一下午，那袋垃圾一直在那兒。晚上何光遠回來，進門就皺眉：“門口那袋垃圾是你的？”我說不是，是對門放的。他看了一眼沒說話。

第二天早上我開門，那袋垃圾還在。上面多了一圈蒼蠅，嗡嗡地飛。我站在門口愣了半天，最后還是自己拎起來扔到樓下垃圾桶了。

到了晚上，董晨萱又放了一袋。

何光遠這次沒忍住：“她咋又放咱門口？”我說她手不方便。

何光遠說：“我看她白天出去買菜回來，手里拎好幾兜子東西，挺利索的，怎么到扔垃圾就不方便了？”

我沒接話。

我這個人，從小就怕跟人起沖突。

我爸活著的時候就常說我：“你太面了，以后出去要吃虧的。”我爸是在我十四歲那年走的。

不是病死的，是被氣死的。

他跟鄰居吵了半年的架，那家人喝藥尋死，鬧到法院，我爸明明沒錯，最后卻賠了錢還被人戳脊梁骨。

從那以后，我爸就垮了。

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瘦得皮包骨。

不到半年，心梗，沒救過來。

這事在我心里扎了一根刺。從那時候我就在想，做人還是別惹事。讓一下，忍一下，日子興許就好過了。

所以那袋垃圾，我忍了。不僅忍了，我還每天早起幫她把垃圾扔了。

自己家門口被人放了垃圾，再等別人來拿，還不如我自己扔了省心。我這么跟自己說。

02

日子就這么過著。

我從夏天忍到秋天，又從秋天忍到冬天。

董晨萱的垃圾，一天都沒斷過。

偶爾她一兩天不放，我心里還會松一口氣，想著她是不是終于不放了。

但第三天早上，門口肯定又會出現那個紅色的塑料袋。

我不是沒想過反抗。有一天早上，我實在忍不了，把那袋垃圾踢到她家門口去了。然后關上門，心里撲通撲通跳。

那天我上班都心神不寧的，想到晚上回來要面對她，手都發抖。

下班回到家，樓道里干干凈凈的，那袋垃圾不見了。

我以為她認了。

結果何光遠回來的時候，一臉不高興。

“你今天是不是把人家的垃圾踢回去了？”

我說是。

“她男人給我打電話了，”何光遠把手機往茶幾上一拍，“說咱欺負她媳婦兒。”

“她男人不是在外地嗎？”我問。

“在外地也能打電話。人家說了，她媳婦兒身體不好，懷孕了容易流產，讓你別氣她。”

我愣了一下：“她懷孕了？”

“人家是這么說的。”

我說：“那她懷孕了還有勁兒每天提垃圾放咱家門口？”

何光遠沒接話。

他沉默了一會兒，語氣軟了下來：“算了，那是咱表舅的侄媳婦兒，別讓人家在親戚面前說咱不懂事。一個垃圾袋，能有多大事？忍著吧，明年咱換房子。”

我說：“明年換房子，那明年之前呢？繼續忍？”

何光遠說：“忍忍唄，又不少塊肉。”

我不說話了。

其實我也說不清自己在氣什么。

垃圾袋的確不是大事，我每天扔了就是。

但她憑什么？

憑什么每次都是我在忍？

我把這事兒跟我媽說了，我媽在電話里罵我：“你呀，就是隨你爸，太好欺負了。那個女的明擺著欺負你是個外地人，你還不還手。”

我沒回嘴。掛了電話之后，我一個人在陽臺上站了很久。樓下的馬路上車來車往，路燈的光昏黃黃的，照在對面那棟老樓的墻皮上。

沒過幾天，我就在網上買了那臺攝像頭。

兩百多塊錢，裝在門口的墻角上，正對著我家門口那片公共區域。

何光遠問我裝這玩意兒干啥，我說防賊。

他說這破小區有啥好偷的，我說防患于未然。

他沒再多說。

攝像頭裝好那天晚上，我心里是有一點不安的。我知道我裝它不是防賊，就是想看看那個女人到底每天早上干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五點四十分，我被樓下的垃圾車吵醒。翻了會兒手機，突然想起那個攝像頭，就打開APP看了回放。

畫面里，凌晨五點零六分，董晨萱家的門開了。

她穿著一件花睡衣，手里拎著那個紅色塑料袋，探頭往樓道里看了一眼，然后快步走到我家門口，彎腰把袋子放下。

放好之后，她還用手扶了扶袋子，把它擺正，讓它在門口正中間。

沒有一絲猶豫，沒有任何不好意思，就好像這件事天經地義。

我在床上坐了很久，手機屏幕的光照在我臉上，那一段一分多鐘的視頻，我反復看了三遍。心口是涼的。

03

之后的日子，我像是有了一個秘密。

每天上班前、下班后，都會打開監控APP看一遍。

那個女人每天凌晨五點零六分，雷打不動地，把垃圾放過來。

動作精準，神態從容。

我看著那段畫面，越看心里越涼。

我不是沒想過直接拿這個視頻去找她說說。

但何光遠那句話老在我腦子里轉：“那是咱表舅的侄媳婦兒。”這層關系像一塊軟釘子，卡在我和那個公道之間，不上不下的。

那年冬天，董晨萱把她媽接來了。

董愛珍老太太六十多歲，瘦瘦的，塌鼻梁，顴骨很高，眼神特別尖。

搬來的第一天，她就在樓道里轉了一圈，把每家門口看了一遍，然后站在我家門口的腳墊上，狠狠踩了兩腳。

那是新換的腳墊，我上個月剛買的。四十多塊錢，網上買的，圖案是一只橘貓。

第三天下午，那個腳墊就不見了。

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后來在樓下垃圾桶里發現了它。

上面潑了一層黑色的東西，不知道是醬油還是老抽。

我拎著那個腳墊站在垃圾桶旁邊，手都在發抖。

我告訴自己，算了，一個腳墊而已。幾塊錢的事情。

可那是我買的。是我選了很久才挑中的。

到了過年，我媽給我寄了一床新棉被。

她自己種的棉花，找人彈的，又打了新被面。

她說：“城里的被子不暖和，我種的棉花好，你蓋著，冬天就不冷了。”棉被寄到的時候我打開摸了摸，軟和和厚實實的，還有一股棉花味。

我把棉被拿到曬臺上晾了一下午，想著去去郵包里的潮氣再拿進屋。

晚上我下班回來收被子，摸到一手黏糊糊的東西。拉到燈下一看，被子正中間，一大片深褐色的印子。醬油味直沖鼻子。

我拎著那條被子站在原地，渾身的血往頭上涌。

我把監控調出來看的。下午兩點多，董愛珍老太太端著一只碗走到曬臺，看了看四周，然后不緊不慢地把碗里的東西潑到我被子上。

動作很穩，很慢。潑完還抬頭看了一眼我家門口那個攝像頭，臉上沒什么表情。好像她知道那個攝像頭拍不到她的臉，所以無所謂。

何光遠回來的時候看到那條被子，問我怎么了。我說是隔壁潑的。他愣了一下，然后沉默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沙發上，我坐在他對面。那條臟了的被子疊好了放在茶幾旁邊，像一具尸體。

“要不咱報警吧。”他說。

“報警有什么用？”我說，“沒有證人沒有指紋，你覺得警察能信誰？”

他沉默了。過了一會兒他說：“要不咱們搬家吧，先租房住。”

我說：“憑什么？我掏了五年的房貸，因為一個鄰居我連家都不能待了？”

他沒再說話。那一晚我們都失眠了。我能感覺到他在旁邊翻身，但誰都沒有先開口。

04

董愛珍來了之后，罵人也成了日常項目。

她每天早上五點左右起來，先在樓道里咳嗽兩聲，然后開始罵。

罵的內容花里胡哨的。

今天說我是“野雞變鳳凰”，明天罵我是“外地佬不知天高地厚”。

有時候罵得文雅一些，說什么“有娘生沒娘養”。

有時候就直接得多，主要是問候我祖宗十八代。

她罵人的聲音不大不小，剛好整層樓都聽得見。

我每天早上都是被她從頭到尾罵一輪之后，再去上班。

那段時間我在公司總是走神，同事跟我說話，我常常聽不進去。

有一次組長讓我去拿一個文件，我走到半路忘了要去哪兒，站在走廊里發了好幾分鐘的呆。

同事小丁問我：“姐，你最近是不是不舒服？臉色不太好。”

我說沒事，可能沒睡好。

我沒告訴她我每天早上的“鬧鐘”是一個六十多歲老太太的罵聲。

我找過物業。

物業黃經理看了我一眼，就像看一個已經在麻煩名單上的人。

“小劉啊，”他說，“那個老太太快七十了，你跟她一般見識干嘛？我跟你講，老年人就是老了糊涂了，你讓著她點。再說了，你一個年輕人，跟她吵起來，不管是啥原因，外人肯定說你不對。”

我說：“那她不講理，我就活該被欺負？”

黃經理笑了笑：“你看你這孩子，咋這么犟呢？”

我沒再說下去。

從物業出來的時候，我在樓下站了好一會兒，心里挺涼的。

后來我又去找了居委會。

居委會蔣主任跟我聊了二十多分鐘，從頭到尾就沒停下來喝過一口水。

她先是去董晨萱家坐了坐，回來之后跟我說：“那個董晨萱呢，也挺不容易的。她男人在外面打工，不太管她，她一個人帶個孩子，還得伺候老人，你說她能有啥好脾氣？你多擔待點。”

我說：“她的不容易是我造成的嗎？憑什么讓我擔待？”

蔣主任的笑僵了一下：“話不能這么說，鄰里鄰居的，何必弄那么僵呢？”

我不懂她說的“何必”，好像是我不想和和氣氣的，是我在找事。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何光遠還沒下班。

我打開手機，翻出云盤里的那些視頻，一個一個地看。

最早的視頻是去年夏天的，那個紅塑料袋，每一天都準時出現在我家門口。

中間還有幾個新的，是老太太潑醬油和罵人的片段。

我都存著，一個都沒刪。

我當時也不知道留著這些有什么用。可能是心里還抱著一絲念頭，覺得這世上總該有個地方，能讓壞人真的付出代價。

那些視頻加起來，幾十個G，占了我云盤一半的空間。每次提示內存滿了，我寧愿花錢擴容，也不舍得刪。

其實我心里清楚，我是在等一個時機。

05

那天下午，我休了半天假。

十一月下旬，天已經冷了。

我煮了一碗面條吃了，正準備刷碗，樓下忽然熱鬧起來。

我沒在意，繼續刷碗。

過了一會兒，有人敲門了。

我以為是快遞。打開門，一個年輕男人站在門口，穿著一件印了電視臺LOGO的藍色馬甲，手里舉著話筒。

旁邊還站著一個人，肩上扛著一臺攝像機。黑的，很大，鏡頭正對著我。

我懵了。

“您好，”年輕男人的笑容很標準，“您是劉思瑤女士吧？我是市電視臺民生頻道的記者，我叫薛高誼。我們接到一位居民反映，說您長期欺負她和她母親，不僅占用公共區域堆放雜物，還多次辱罵老人。您方便就這個問題跟我們聊聊嗎？”

我站在門口，腦袋是空的。

我往他身后看了一眼，就看到了董晨萱。她靠著自家門框，頭發亂糟糟的，穿了一件舊毛衣，眼眶紅紅的，像是剛哭過。

她后面，董愛珍老太太坐在一個折疊小板凳上，用手背抹眼睛。旁邊站著十來個鄰居，有人擠在前排舉著手機拍，有人站得遠遠的伸著脖子看。

整層樓道站滿了人。

薛高誼又把話筒往前遞了遞：“劉女士，您對鄰居反映的情況有什么回應？”

我咽了一口唾沫。嗓子是干的。

“你說的那些，是她跟你說的？”

“對，我們初步做了采訪。董女士反映你對她們家長期有言語沖突行為。”

我看著他。很年輕的一個人，估計畢業沒幾年。臉上帶著那種剛入行的人特有的勁兒，覺得自個在做正義的事。

我忽然不慌了。

“記者同志，”我說，“你來之前看過監控嗎？”

他愣了一下：“什么監控？”

“我家門口裝了監控，”我說，聲音不大，但挺穩的，“裝了快兩年了。”

他臉上的笑容淡了一點。

我轉身走進屋里，從沙發上拿起手機。

打開云盤，指尖劃了一圈，找到一個文件夾。

里面除了那些存了一年多的視頻之外，還有我那天早上剛錄的一段新的。

凌晨五點，董晨萱又放了一袋垃圾。

我走到門口，把手機遞過去：“你看看這個。看完再說我欺負沒欺負她。”

薛高誼接過去的時候還挺輕松的。他低下頭看屏幕。旁邊的攝像師把鏡頭轉過去，對準了手機屏幕。

樓道里安靜了。

那一段視頻一分二十秒。

畫面上，凌晨五點零六分，董晨萱穿著睡衣，提著一個紅色的塑料袋，悄無聲息地走過來，彎腰放下垃圾，然后退回去關上了門。

一分二十秒播完之后，薛高誼抬起頭，表情已經變了。

06

“還有。”我說。

我又從云盤里找出第二個視頻。

那是老太太潑醬油的。

第三個，老太太扔腳墊的。

第四個，老太太坐在樓道里罵人的，原聲清清楚楚地錄了進去——“那個外地來的小娼婦，早晚讓她滾蛋。”

薛高誼一個一個看完。他的表情在變，從輕松到嚴肅，從嚴肅到凝重。看完六個視頻之后，他回頭看了一眼董晨萱。

董晨萱還靠著門框站著。但她的臉色已經變了。從剛才那種楚楚可憐的紅眼眶，變成了慘白。

“這、這些都是假的！”她突然叫起來，“她找人做的！肯定是找人做的！”

我沒說話。

從薛高誼手里接過手機，翻到系統信息那一頁，把攝像頭的設備編號和安裝時間給他看。

“這個編號在我裝攝像頭的時候就去派出所備過案，你可以去查。”我說，“每一段視頻都帶著時間戳，從去年的八月份到今天的，一天都沒斷過。”

樓道里的人群開始嗡嗡地議論起來。

有人小聲說：“我就說嘛，那家人不是好東西，天天往人家門口堆垃圾，我早看見過。”

“那你咋不早說？”旁邊有人問她。

“我哪敢說啊，她那個表舅不是街道辦的領導嗎？得罪了她，以后日子還過不過了？”

這些話一字一句，都落在董晨萱耳朵里。她站在自己家門口，咬著嘴唇，渾身發抖。

薛高誼轉了個身，朝她走過去：“阿姨，這個情況跟您跟我反映的不太一樣，您能解釋一下嗎？”

董晨萱的嘴張了又合。沒說出話來。

董愛珍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不哭了。她抬起頭看著這群人，嘴角往下撇著，臉上的表情不是愧疚，是憤怒。

“你們這群人，”她聲音沙啞地說，“都欺負我們孤兒寡母。”

沒有人接她的話。

然后，人群里忽然有人說話了。

“我可以給這姑娘作證。”

所有人都回過頭去。

趙長生從人群里擠了出來，穿著一件舊棉襖，頭發亂蓬蓬的。

他是我們小區的老住戶，在這兒住了二十年，小區里沒人不認識他。

他走到薛高誼面前，說話的口氣很平穩：“我以前當業委會會計的時候，在小區的監控室里看過那家人。她把垃圾堆到人家門口，不是一天兩天了。”

薛高誼看著趙長生：“您確定嗎？”

“我確定，”趙長生說，“我要是不確定，我不會站在這兒。”

樓道里再次安靜了。所有人都看著趙長生。一個將近七十歲的老頭兒，站在那兒，腰板挺得直直的。

我看著他的背影，眼眶忽然酸了。

07

薛高誼走之前加了我的微信。他站在樓道口，跟我道了歉：“姐，對不住。我太心急了，以為找到一個大新聞，就沒仔細查。”

我說：“你是記者，以后再碰上這種事兒，多問幾個人。”

他點了點頭，走了。攝像師收好機器也走了。

圍觀的鄰居們慢慢散了。

有些人走之前看了我一眼，眼神復雜。

有些人什么都沒說就下了樓。

趙長生是最后一個走的，走之前拍了一下我肩膀：“閨女，以后有啥事，你就來找我。我不怕得罪人。”

我點了點頭。

那天晚上，何光遠回來的時候已經快十點了。他進門第一句話就是：“我聽人說今天電視臺來了？”

“嗯。”

“你上電視了？”

“沒有。”

“那你怎么處理的？”

我把手機拿出來，放了幾段視頻給他看。他看完之后坐在沙發上，沉默了很久。

“這下……鬧大了。”他說。

“鬧大了又咋樣？”我說，“我又沒做錯。”

何光遠沒再說話。他去陽臺抽了一根煙，回來的時候身上有那股冷風和煙混在一起的味道。他躺到床上之后，翻了個身，背對著我。

過了很久，就在我以為他已經睡著的時候，他忽然說了一句：“她男人又給我打電話了。”

“說啥了？”

“說……”何光遠停頓了一下，“說他家孩子在學校被人指指點點的。說想私了，給咱們賠點錢，讓咱們刪了視頻。”

我坐起來：“你想私了？”

何光遠沒回答。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從被子里發出沉悶的聲音：“我也不知道。”

我躺回去，盯著天花板。沒再說話。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翻來覆去地想一件事：我要的到底是什么？

是讓她搬家？

是讓所有人都知道她欺負過我？

還是別的什么。

我想了一晚上也沒想明白。

08

董晨萱在事情發生后的第三天來敲過我家門。

我沒有開。

隔著門我問她有什么事。

她的聲音啞了，嗓子像被什么磨過似的，說話帶著一種低三下四的調子，跟她之前那個理直氣壯的架勢完全不一樣。

“劉思瑤，我給你道歉來了。我錯了，我真的錯了。你讓我進去，我給你跪下都行。”

我說：“不用。”

“那你把那視頻刪了行不？你讓我干啥都行。”

“我沒法信你。”

“我可以寫保證書。我寫，我再往你家門口放垃圾，我就是狗娘養的。”

我背靠著門板，聽著門外那個女人的聲音，心里說不上來是痛快還是別的什么。

我想起我媽說的那句“你太面了”，也想起我爸那本卷宗的復印件，至今還鎖在我書桌的抽屜里。

我說：“董晨萱，我不是非要你怎么樣。你只要以后不往我家門口放垃圾，不讓你媽罵我，咱們就兩清了。”

她說：“我保證，我保證。”

我說：“行。你走吧。”

她走了。腳步聲在樓道里漸漸遠了。

我站在門口沒動，過了很久才打開手機看了一眼云盤。那些視頻，我一條都沒刪。

我不知道為什么。也許是心里還有一根刺沒拔干凈。也許是我不相信她這種人會真的改。

后來的幾天，董晨萱果然沒再往我家門口放垃圾。

每天早上我開門，門口的樓道干干凈凈的。

那個紅色塑料袋，再也沒有出現過。

董愛珍老太太也不在樓道里罵人了。

她每天早上帶著外孫去上學，路過我家門口的時候，低著頭，走得很快。

日子好像恢復了正常。但我心里的那根刺，還在。

09

又過了一個月，冬天徹底來了。那個冬天特別冷，樓道里的風從窗戶縫鉆進來，像刀片一樣刮人。

那件事在小區里慢慢被遺忘了。偶爾有人在電梯里認出我，會多看一眼，但也沒人說什么。

有一天我在菜市場碰到了趙長生。他正在買魚，挑得很認真。我走過去打了個招呼：“趙叔。”

他抬頭看到我，笑了：“喲，丫頭，買啥呢？”

“買點排骨。天冷了，燉點湯喝。”

他點了點頭。稱完魚之后，他拎著袋子，也沒急著走，站在那兒跟我說了幾句話。

“那個姓董的，聽說是要搬走了。”

“搬走？”我愣了一下。

“嗯，我昨天聽物業的人說的。說把房子掛中介了，便宜得很，急著出手。”

我沒接話。心里說不上是什么滋味。

“丫頭，”趙長生看著我，“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對不住她？”

我說：“那倒沒有。”

他笑了一下：“沒有就對了。是她欺負你在先，你不過就是沒讓自己被欺負住。”

趙長生拎著魚走了。

我站在菜市場里，周圍是叫賣聲和討價還價的聲音，熱鬧得很。

我站了好一會兒才回家。

何光遠那天晚上也聽說了董晨萱要搬走的消息，跟我說的時候，表情有點復雜。

“這下咱不用換房了。”他說。

“你是不是……松了一口氣？”

我看了他一眼。他正看著我，眼神里頭有一點小心翼翼。

我點了點頭：“算是吧。”

但我心里清楚，我并沒有松一口氣。反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沉重，一直壓在那兒，怎么也卸不掉。

10

董晨萱搬走的那天，天氣很好。一月初，難得出了太陽。我站在窗戶旁邊，看著樓下的搬家工人在往一輛小貨車上裝家具。

那些家具都很舊，沙發邊角磨得發白，床墊上還有幾塊污漬。他們裝了很久，滿頭大汗。

董晨萱站在樓下的空地上，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羽絨服，手里牽著她的孩子。

孩子六歲的樣子，穿著一件不太合身的外套，袖子挽了兩道。

他站在他媽身邊，看著搬家工人搬東西，不說話。

我站在窗前看了好一會兒。

何光遠走過來，也朝樓下看了一眼。“搬走了。”他說。“嗯。”

“你心里……好受不？”

我想了想，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樓下，那個孩子忽然抬起頭來。他看到了我。隔著六層樓的距離，他的視線和我撞上了。他愣了一下，然后低下頭，拉了拉他媽的手。

董晨萱也抬頭看了一眼。她也看到我了。

我們隔著六層樓的距離對視了大概兩秒鐘。她先低下了頭，牽著孩子轉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陽臺坐著。手機上那個云盤文件夾，幾百個視頻，占了幾十個G的空間。我翻了半天，點了一個。

畫面里，凌晨五點零六分，一個穿花睡衣的女人，拎著紅塑料袋，放到我家門口。

我看了十來秒，刪掉了。

然后又刪了一個。

又刪了一個。

刪到一半的時候，我停了下來。

并不是舍不得，只是心里那股勁兒忽然泄了。

我知道，刪不刪的，其實已經沒什么意義了。

有些東西已經在那兒了，抹不掉的。

我媽后來打電話問我：“那家人搬走了，你算是贏了，開心不？”

我說：“媽，我不開心。”

她沒問我為什么。大概她自己心里也清楚。贏了不一定開心，就像輸了不一定服氣。人和人之間的事，哪有那么簡單。

何光遠晚上下班回來，買了一袋子水果。他把袋子放到茶幾上，說：“以后咱家安生了。”

我說：“嗯。”

他看了我一眼：“你還想啥呢？”

“沒想啥。”

“那你來吃點水果。”

我走過去，從袋子里拿了一顆橘子。剝開皮，咬了一口，很酸，酸得我眼睛都瞇了起來。

何光遠問我：“酸不？”

我說：“酸。”

他笑了一下：“酸的才解渴。”我看著他，把手里剩下的半個橘子塞進嘴里，慢慢嚼著。

窗外面，天已經黑了。對面那棟樓的窗戶一盞一盞亮起來。有一只橘貓從樓下墻角鉆過去，很快消失在垃圾桶后面。

我把手機鎖了屏，放進口袋里。那個裝滿幾百個視頻的云盤文件夾，我再也沒有打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