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黨和右翼媒體認為，只要能讓自己多留幾個錢，掏空自己國家的財政與政治根基、再把民眾彼此對立起來，也完全沒問題。世界第四大富豪杰夫·貝索斯本周早些時候對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表示，他認為年收入70000美元的人不該繳納一分錢所得稅。對他來說，這是一舉三得。

第一，這能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搭上“我們根本不該繳任何所得稅”這趟列車。自里根首次大幅改動美國稅制以來，這套說法就在億萬富翁群體中不斷擴散，也推動了超級富豪階層的膨脹。第二，這還能讓同樣這些按時納稅的普通選民接受貝索斯的另一項說法：美國的債務問題，不是因為稅收太少，而是因為“花得太多”。第三，這意味著貝索斯還能壓低自己的用工成本，因為工資水平所在的市場，始終只會對“稅后到手收入”作出反應。

邏輯是這樣的：如果貝索斯給一名亞馬遜程序員開出每年70000美元薪水，而這名程序員每年再繳納12000美元所得稅——他舉的例子其實是“皇后區的一名護士”——那么其稅后到手收入就是58000美元。這58000美元才是他們真正用來生活的錢，貝索斯當然清楚這一點。

首先，稅收代表的是政府為提供公民通過民選代表所要求的各項服務，必須籌集的資金。除南北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類緊急時期外，政府收入與支出大體上應當保持平衡。而從歷史上看，除了1981年以來這段時期，情況基本如此。

當羅納德·里根首次推行共和黨臭名昭著的“兩位圣誕老人”策略時——也就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推高債務，在民主黨執政時又高喊國債問題以阻撓立法——他打破了一種可追溯至喬治·華盛頓總統任內的政治共識與傳統。

里根把美國二戰遺留下來的國債余額擴大到原來的三倍。到1981年，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林登·約翰遜、尼克松、福特和卡特已經把這筆債務壓低到近8000億美元。他瘋狂依靠赤字支出，借由大規模購買帶來的刺激制造出繁榮假象，并在把政府權力交給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時，留下了2.4萬億美元國債。

正如我幾周前提到的，如果我們現在不是每年僅為這筆債務支付1萬億美元利息，美國此刻就可以擁有全國醫療體系和免費大學教育。但不讓美國人擁有這些好東西——從醫療、教育到住房，再到電氣化電網——恰恰是共和黨“兩位圣誕老人”赤字支出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

這些項目都需要用稅收來支付，而那些一心只想賺得更多、更多、更多的超級富豪，恨不得把它們統統消滅。“因為國債，我們負擔不起！”這是他們最愛重復的口號。“在談稅收之前，民主黨必須先朝社會保障和其他項目這位圣誕老人的臉上開槍，也就是‘削減開支’！”

但對超級富豪來說，規則完全不同。如果他們繳稅更少，留下來的錢就更多，因為決定從企業或信托基金中拿出多少錢的人，通常正是他們自己，而不是某個雇主。稅率上升時，他們能扔進自己錢倉里的錢就會變少。這就引出了稅收的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層面：稅收本來就應該鼓勵社會希望看到的行為，同時抑制那些會傷害大多數人的行為。

二戰后，為了讓美國人更多購買汽車、提升流動性，并帶動汽車產業起步，美國曾讓汽車貸款利息可以抵稅。購房也是同樣的道理。等到汽車產業成熟，不再需要鼓勵購買新車時，這項稅收抵扣也被取消了。換句話說，人們口中的“漏洞”，本應經過精心設計，用來鼓勵社會希望出現的行為。從歷史上看，它們也確實承擔過這樣的作用。

我們希望企業投入研發，開發新產品，讓經濟保持活力，所以會給予研發稅收抵扣。我們不希望企業通過操縱自身股價來“賺錢”，所以會對公司回購自家股票施加高額懲罰——至少在1983年里根將這種股價操縱方式合法化之前，情況是如此。

稅率還應高到足以遏制囤積財富以及其他我們不希望富人從事的反社會行為。在里根打碎美國稅制之前，經濟金字塔頂端的人通常并不會陷入一種怪異的競賽，去瘋狂積累并炫耀驚人的財富。

當然，當時也有家族世襲的豪門，也有人在漢普頓擁有豪宅。但總體而言，那些能夠自行決定收入規模的人——也就是首席執行官階層——每年實際拿到手的收入大多停留在200萬到300萬美元左右，因為再往上，74%到90%的稅率就會真正產生壓力。赫斯特城堡是那個時代少數反常的例子；大多數“富人”住在比佛利山莊、長島這類體面的郊區。

自20世紀70年代裘德·萬尼斯基為共和黨發明“兩位圣誕老人”策略以來，共和黨就一直在對美國公眾玩弄充滿算計的稅收游戲。而美國媒體通常也配合這套敘事，一方面是為了維持與共和黨的良好關系，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真正理解稅收及稅收理論的人——包括記者在內——實在太少。

網上流傳著一個很常見的梗：一個美國人問歐洲人，“你們稅交那么多，怎么還能過得開心？”那位歐洲人會平靜地列出這些稅款所支付的一切——免費醫療、免費大學、低價托育、優質公共交通、強有力的社會安全網——然后說：“你們得把這些東西的錢和億萬富翁的加價一起付掉；我們則是免費得到?！?/strong>

類似的一幕，我多年前也見過。那天深夜，我在亞洲一家酒店里看電視，印象中是彭博新聞。節目中，一名美國主持人正在新加坡的一場會議上采訪一位非常富有的德國商人。在談完營商環境和會議情況后，主持人問這位德國商人，在他的祖國，他“承受”的稅率是多少。憑我的記憶，這位商人回答說：“如果把所有項目都算上，略高于60%?！薄澳阍趺词艿昧?？”主持人難以置信地問。

那位德國人聳了聳肩，把話題轉向了別處。幾分鐘后，這名美國記者顯然還在為稅率問題激動不已，又一次追問這位商人：在一個對非常富有、非常成功的人征收如此高稅率的國家里，他究竟怎么生活。德國人再次回避了問題，轉而談起別的。

記者第三次發起追問：“你為什么不領導一場反抗高稅收？”他的語氣仿佛在暗示，這位商人急需一點老派美國式的反叛精神。這位德國商人沉默了很久，然后身體前傾，手肘撐在膝蓋上，雙手交握，朝向那名記者，姿勢幾乎像在祈禱。

他又盯著對方看了片刻，隨后用一種成年人糾正被寵壞孩子時才會有的語氣，平靜地說：“我不想在一個貧窮的國家里當富人。”美國也有少數富人明白這個道理，比如湯姆·斯泰爾。但那些為共和黨和右翼媒體提供資金的億萬富翁以及外國寡頭卻認為，只要能讓自己多留幾個錢，掏空自己國家的財政與政治根基、再把民眾彼此對立起來，也完全沒問題。而杰夫·貝索斯，不過是最近一個公開試圖向我們兜售這套騙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