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伊對峙持續僵持、俄烏沖突與巴以局勢仍未出現突破性進展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外交體系展開新一輪大規模調整。

5月中旬，近250名外交官被正式裁撤，被視為政府精簡進程的一大成果。但與美國國務院所描繪的“高效重組”不同，越來越多觀察人士發現，美國外交系統面臨諸多挑戰：戰略決策失效、地區斡旋失靈、戰亂撤僑失敗……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當前美國全球195個駐外大使職位中，有115個處于空缺狀態。在非洲，美國51個使館中有37個沒有正式大使；而在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等關鍵中東國家，美國同樣缺少最高級別外交代表。可以說，美國外交正陷入一種“空心化”困境。

在職業外交官進一步被邊緣化的背景下，“裙帶外交”日益突出。一批與特朗普關系密切的人士進入外交決策核心，在這些商業巨鱷的操盤下，美國外交愈發喪失專業性和基本原則，更像一盤無利不起早的“買賣”。

當地時間5月15日，美國國務院通過一封簡短而冷漠的電子郵件，宣布了本輪大規模裁員的正式落地。郵件寫道：“您的裁員離職將于今日生效。再次感謝您為國務院所做的服務。”

對于許多職業外交官而言，這種裁員方式令人錯愕。從海外使館返回華盛頓工作，原本是美國外交系統再正常不過的職業晉升路徑。許多中高級外交官通常會在國務院總部積累政策與管理經驗，為未來出任高級駐外崗位做準備。

但這一次，不少人僅僅因為當時恰好在國內任職，就被列入裁員名單。一些受波及人士表示，他們所在的部分辦公室被整體裁撤，而這些部門原本能為當前的危機提供關鍵政策建議。

曾任美國國務院中東與亞洲能源外交辦公室主任的埃里克·霍爾姆格倫（Erik Holmgren）表示，作為國務院重組的一部分，整個能源資源局都被拿掉了。霍爾姆格倫所在辦公室隸屬于能源資源局，負責能源安全、能源獲取、關鍵礦產以及與私營部門的合作。

而此時，美伊對峙持續升級，中東局勢高度緊張，全球能源市場因戰爭風險而愈發焦慮。這樣的背景下，能源資源局被裁只會削弱美國的能源外交與地區研判能力。霍爾姆格倫稱，他們本可以就管控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咽喉要道的必要性進一步提出警告。

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宮以來，特朗普持續推動以清除“深層政府”（deep state）為名的政府重組，一邊提拔更具個人忠誠色彩的官員，一邊大規模裁撤資深公務員和職業外交官，以此標榜聯邦政府的“降本增效”。在國務卿魯比奧的主導下，國務院全面圍繞特朗普的核心議程及其本人的要求進行改革。

諷刺的是，魯比奧上任第一天曾承諾要“賦權”國務院。但隨著一輪輪裁員與人事調整展開，他本人被批評在迎合MAGA政治路線的過程中逐漸迷失了自我。越來越多聲音擔憂，國務院正被一步步“掏空”。

國務院將這輪改革描述為“美國政府歷史上最復雜的機構重組之一”。該機構稱，此次裁員與機構調整主要是為了清理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冗余部門，取消那些“已不再符合總統外交政策優先事項”的職能。

2025年6月，60名民主黨議員聯名致信魯比奧，要求暫停國務院的大規模裁員計劃，并解除招聘凍結。議員們警告稱，在全球危機不斷擴大的背景下，美國主動削弱外交系統，只會進一步損害自身應對國際事務的能力。美國外交服務協會（AFSA）亦警告，這輪裁員將對美國國家利益造成“災難性打擊”。

面對此類批評，國務院發言人托馬斯·皮戈特（Tommy Pigott）予以否認。他表示，機構重組消除了重復崗位，減少了不必要的官僚程序，提高了效率，也增強了外交團隊的能力，認為失去數百名資深外交官會削弱美國外交能力的說法毫無根據。

長期以來，美國職業外交體系一直作為官僚系統的一部分存在，以專業性、非黨派著稱。即便對政府政策存在異議，外交官通常可以通過國務院內部的“異議渠道”表達意見、推動調整。這種制度設計，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前線外交人員的獨立性與專業判斷空間。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是否忠于總統的價值觀、是否服從政府的政策，成為外交官的一大考核標準，令外交系統的許多“老兵”感到不適，越來越多資深外交官因此選擇退休或離職。

美國外交服務協會估計，去年約有2000名外交人員離開了國務院。該機構去年12月的一項調查顯示，86%的外交官認為，自特朗普上臺以來，工作環境的變化已經妨礙到他們推進外交優先事項；98%的受訪者表示士氣低落，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正考慮離職。

曾在美國駐肯尼亞內羅畢大使館工作的外交官羅賓·馬科斯（Robbie Marks）說，自己過去一直高度認同美國國際援助工作的使命。但特朗普上臺后，他發現這項工作幾乎“一夜之間”發生改變。

馬科斯說，美國如今只允許南非的白人農民以難民身份進入美國，政府卻在推動所謂“反向移民”政策，鼓勵移民“自愿返回”原籍國。“過去用于減輕苦難的人道主義資金，如今被用于推動人們離開美國，甚至包括帶著已經擁有美國國籍的孩子一起離開。”馬科斯說，“我無法說服自己繼續執行這樣的政策。”

美國外交服務協會主席約翰·丁克爾曼（John Dinkelman）表示，像馬科斯這樣主動離開的外交官人數，近期已經“爆滿”。

更令外交系統不安的是，內部考核標準也在發生變化。多名官員透露，外交官年度晉升評估體系新增了“是否忠于政府政策”的考核內容，那些被特朗普認為意識形態存在偏差的官員成為裁員的首要目標。

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召回近30名職業外交官，要求他們離開大使及其他高級使館崗位。這些外交官大多是在拜登政府時期獲得的任命，涉及至少29個國家，包括斐濟、老撾、亞美尼亞、尼日利亞和盧旺達等。

一名國務院官員向美國保守派媒體《每日呼叫者》（The Daily Caller）解釋稱，舊版考試“充斥著與DEI（多元、公平與包容）相關的內容”，新版考試旨在確保“能基于真正的能力”進行招聘。

更具爭議的是，新版考試還加入了與政策相關的內容。一些題目大致是：“特朗普總統于2025年4月簽署了某項行政命令，你支持還是反對？”一位了解考試內容的人士說，“此舉名義上是在考察你對政府政策的了解，但很多人都覺得，這更像是一種忠誠測試。”

早在今年2月，特朗普簽署了名為《美國外交關系中的一個聲音》（One Voice for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的行政令，要求國務院改革招聘、績效評估與留任機制，以確保建立“一支能忠實執行總統外交政策的工作隊伍”。

在職業外交官生存空間日益收縮的同時，無論是推動俄烏停火，還是處理中東局勢等高度敏感的外交談判，特朗普身邊的長期商業伙伴、MAGA派政治盟友，甚至家庭成員，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不少批評者形容，美國外交決策越來越脫離傳統職業外交體系，轉而由一批缺乏外交經驗、爭議纏身，卻與特朗普關系密切的“圈內人”主導。

今年1月，特朗普的女婿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在達沃斯提出所謂“新加沙”（New Gaza）計劃，主張將加沙地帶改造成一個豪華海濱度假區，引發廣泛批評。

不少中東問題觀察人士認為，這一構想既缺乏現實可行的政治方案，也沒有充分考慮巴勒斯坦人的立場與訴求，而像是一幅異想天開的“房地產外交”藍圖。

“一定不會是我們巴勒斯坦人能住進這些別墅和豪華公寓。”一名當地女性無奈地說。另一名當地居民反問：“誰能阻止以色列再次將它們炸毀？我們的安全從哪里來？在住進豪宅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安全。”

站在風口浪尖的還有賈里德的父親、房地產大亨查爾斯·庫什納（Charles Kushner）。這位特朗普的親家曾因稅務違法、報復證人等多項罪名入獄服刑。他于2025年7月出任美國駐法國大使。

但查爾斯卻拒絕出席。依照外交慣例，“召見大使”本是駐在國表達不滿、要求解釋的標準外交程序，而拒絕召見在外交場合十分罕見，被認為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外交形象。

另一位備受關注的人物，是特朗普任命的中東問題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這位總統親信來自房地產行業，同樣沒有外交工作背景，卻成為處理中東事務的核心人物之一。

威特科夫被視為堅定支持以色列的關鍵人物之一。據悉，他與親以色列的超級金主米麗婭姆·阿德爾森（Miriam Adelson）關系密切，并隨身攜帶一臺由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及摩薩德高級官員贈送的定制傳呼機。

截至目前，威特科夫在中東問題上很難說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盡管如此，他的職責范圍還是被進一步擴展至俄烏事務協調等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議題。

《大西洋月刊》評價稱，威特科夫在描述俄烏沖突問題時帶有典型的商業化話術風格，比如“這是積極的、樂觀的、極具建設性的”，這種表達或許適用于房地產交易語境，但在與俄羅斯這樣的對手討論戰爭問題時，顯得過于幼稚。

另據彭博社披露，2025年底，威特科夫在與克里姆林宮官員的溝通中就如何更有效地與特朗普打交道提出建議，并協助對方“管理”美國總統的決策節奏。

這一消息引發外界質疑，這位特使私下是否更接近一名政治掮客。美國知名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批評說，華盛頓的政策制定缺乏系統性的專業分析，權力被少數顧問集團壟斷，如今的決策模式帶有“黑幫式”思維特征。

美伊對峙僵持的背景下，越來越多分析指向圍繞戰爭決策的判斷與情報評估存在明顯偏差，其背后離不開特朗普“裙帶”外交的指揮。

據多方報道，軍事行動前夕，威特科夫與庫什納曾向白宮表示，伊朗只是借談判拖延時間，這一結論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特朗普最終批準軍事行動的決策。特朗普事后也承認，兩人在推動其決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美國軍控協會主席達里爾·金博爾（Daryl Kimball）透露，根據特朗普政府官員關于談判失敗的公開簡報，威特科夫與庫什納顯然誤解了談判中涉及的一系列基礎技術與歷史問題。例如，他們將伊朗方面堅持在研究反應堆時繼續使用20%的豐度濃縮鈾視為直接威脅。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這場戰爭之所以爆發，很可能是因為威特科夫與庫什納“缺乏核問題知識”，因此“沒有足夠的技術能力去理解伊朗在談判中究竟提出了什么”。

美伊對峙升級后，美國在中東的撤僑行動暴露出明顯的混亂與滯后，也被視為外交體系被削弱后的一大后果。今年3月初，當國務院發布撤離指令后，多家媒體和滯留人員反映，從官方熱線到駐外使領館，信息口徑不一，甚至相互矛盾。

部分滯留在阿聯酋和卡塔爾的美國公民表示，他們在撥打國務院緊急熱線時，被系統提示“當前不應依賴美國政府安排撤離”，并稱“暫無具體撤離點或統一疏散方案”，這一說法與隨后“正組織包機撤離”的官方表態明顯不一致。

直到數日后，國務院才逐步協調包機與軍用運輸，并要求滯留人員登記信息等待安排。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對此批評稱，相關裁員導致經驗豐富的人員流失，正在削弱領事體系履行“保護海外美國公民”這一核心職責的能力。

但從根本來看，無論是裁撤職業外交官、加征全球關稅、更名墨西哥灣、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還是發動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外交，越來越難與傳統意義上追求建立盟友網絡與長效機制的外交聯系在一起。

在特朗普治下，外交不再被視為協調沖突、維持穩定與運用軟實力的制度性工具，而轉化為展示其個人“能力”與“魅力”的舞臺。如今的對外政策更依賴實力優勢與脅迫手段推動結果，并伴隨對“美國優先”的直接強調以及“戰爭部”等象征性敘事的回歸。

不少觀察人士認為，這種轉向正在削弱美國外交的基礎，并對其國際形象與戰略信譽造成難以挽回的沖擊。誠如美國駐阿富汗前大使約翰·巴斯（John Bass）所說：“我認為，歷史學家在回顧這一時期時，會把它視為美國自找的重大非受迫性失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