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全球設有 195 個大使職位，如今竟有 115 個處于空缺狀態。這意味著，從戰火紛飛的烏克蘭到局勢動蕩的中東，從對抗激烈的俄羅斯到廣袤的非洲大陸，在許多最需要外交斡旋、最需要危機管控的關鍵地帶，美國沒有正式任命的外交大使。

更令人震驚的是，就在上周，美國在世界各地的 250 名外交官員，同時被一封群發郵件掃地出門。

被撤掉的 “耳目” 與 “手腳”

據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統計，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里，已有約 3000 名外交人員離開了美國國務院。一位在系統里服務了 36 年的老外交官感嘆，這些離去的人并非無能之輩，恰恰相反，他們大多擁有數十年的專業經驗，曾在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處理過最棘手的問題。

用正常邏輯很難理解這種行為：為何能讓 115 個大使崗位長期空置？

在中東這個火藥桶里，除了以色列，核心國家中沒有一個美國參議院正式任命的大使。在俄羅斯與烏克蘭這兩個離和平遙遙無期的國家，同樣沒有經參議院確認的大使。

在當代國際關系中，駐外大使是國與國之間日常溝通、危機管控最關鍵的節點。把這些節點一個接一個撤掉，等于在全球棋盤上主動放棄了自己的 “耳目” 和 “手腳”。

那么問題來了：沒有了職業外交大使，那些最重要、最敏感的外交談判，交到了誰的手里？

答案令人瞠目。他們不再是職業外交官與地區問題專家，而是總統的商業伙伴和家族成員。

特朗普的好友、房地產商威特科夫，穿梭在莫斯科和耶路撒冷之間。總統的女婿庫什納，一邊打理著來自沙特和卡塔爾的數十億美元中東投資，一邊抽出時間主導烏克蘭和伊朗的談判。

當然，還有總統的兒子們，他們手握特朗普家族的商業帝國，同時在國際外交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美國的外交，曾經是世界級的專業運作，而現在，它越來越像一個家族企業的附屬業務。

特朗普政府對職業外交體系的敵意從來不是秘密。這不僅僅是一種情緒或偏見，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以 “忠誠” 取代 “專業” 的制度改造。

特朗普從第一任期就篤信一個判斷：聯邦官僚體系內部盤踞著一個所謂的 “深層政府”，這個 “深層政府” 正是不遺余力阻撓他施政的 “敵人”。尤其是國務院那些通曉多國語言、深諳地區歷史、常年在國外工作的職業外交官，被視為必須重點清空的對象。

這些人不是想清理就能清理的。美國現代公務員制度的基礎是 1883 年通過的《彭德爾頓法案》，這部法案為公務員鑄就了一道抵御政治干預的 “防火墻”，確保其錄用、晉升和去留基于專業能力而非政治立場。

但這難不倒一心想要重建聯邦官僚體系的特朗普。早在第一任期，他就簽署了一道關鍵行政命令，將國務院、國防部及財政部等部門大量職業專家變成了 “隨意員工”。

這意味著，他們的去留全憑總統一句話，可以無需理由、無需警告、無需復雜程序就被直接解雇。

行政令出臺后，特朗普便對關鍵部門進行了大清洗。其中，美國國務院被清洗了 2000 余人。大量資深外交官發現，除了主動退休或辭職，已別無選擇。

駐外大使雖然不算 “隨意員工”，但當整個外交體系被沖垮、晉升通道被堵死、政策權力被架空之后，許多職業大使也心灰意冷，變相地被 “逼走” 了。

特朗普第一任期結束時，189 個大使職位中已有約 90 個空缺。年邁的拜登花了四年時間，耗盡心神才將空缺補到只剩 15 個。而鐵了心要擊碎 “腐朽行政體系” 的特朗普，在 2025 年重返白宮后，把拜登補上的窟窿又一個個重新撕開。

截止 2026 年 5 月，195 個大使職位中已有 115 個無人就任，空缺率逼近六成，被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稱為 “現代史上史無前例的外交空缺”。

這樣的事情絕不僅僅發生在外交系統。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 一個又一個關鍵部門相繼被同一套邏輯清洗。

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確：讓這些專業機構癱瘓。然后，所有決策 —— 包括那些事關戰爭與和平的最敏感外交決策 —— 就不再需要經過層層的專業審議，而是自然而然地集中到總統身邊極少數人的手中。

就這樣，特朗普打著打擊 “深層政府” 的旗號，建立起一種高度個人化的權力結構。

當外交決策的權力從龐大的專業官僚體系中抽離，集中到一個極小的圈子里時，一個巨大的利益空間也隨之打開。

那些被賦予重任的 “圈內人”，享受著權力與金錢帶來的雙重 “快感”。

房地產商人威特科夫，如今是穿梭在莫斯科、基輔以及中東的 “和平特使”，他手中仍持有與特朗普家族商業相關的資產，這些資產的價值可能因某次外交談判的成敗而產生巨大波動。

總統的女婿庫什納，在離開白宮后從沙特、卡塔爾等國的主權財富基金獲得了數十億美元投資。如今，他一邊管理這些投資，一邊代表美國政府與這些國家進行外交談判。

當一個人同時身兼 “美國和平特使” 和 “億萬級中東投資者” 的身份時，他究竟是在為誰的利益談判？

還有總統的好友兼競選金主，同時擔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和敘利亞、黎巴嫩的 “自由調解員”；總統的姻親，長期經營西非商業網絡，如今搖身一變成為 “非洲特使”。

外交決定著戰爭與和平，決定著制裁與松綁，決定著誰能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和情報支持。這些決定，每一項都對應著巨額的商業利益。

當你把做這些決定的人，從接受監督的職業官員，替換為不受任何約束的私人密友時，其中的利益空間有多大，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如果特朗普能再任一屆總統，他或許真有能力，把美國的外交乃至更多國家職能，變成一個超大型 “家族企業” 的運營項目。這一幕，正在我們眼前真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