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中旬，朝鮮戰場中線一帶的山谷里，已經聽不清有多少門炮在同時開火。第五次戰役進入最緊張的階段，志愿軍大部隊從攻勢轉向機動防御，許多師團被迫一邊阻擊一邊機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志愿軍第180師的師機關，被推到了一個極其危險的位置：前面有敵穿插，背后有敵追擊，左右聯系不暢，一旦處理不當，一個師的指揮中樞，很可能就此在戰火中消失。

在這個節骨眼上，師長鄭其貴和師軍務科科長張杰，做出了一系列冒險卻又精細的決定。440名師機關人員，沒有任何掩護部隊，只能依托夜色和山地，在敵軍夾縫中突圍。后來人提起這一段，總愛用“火種”來形容這支隊伍，其實落到當時每一個具體的腳步上，是饑餓、疲勞、泥水、危險，以及一條隨時可能斷掉的生路。

有意思的是，在許多戰史資料里，常常會講到軍、師主力在某某高地激戰，卻很少細說一個師的機關在危局中如何轉移。而在180師這段經歷里，恰恰可以看到：在敵強我弱的機動對抗中，指揮鏈條能不能保住，往往就是一場戰役后續發展的關鍵。

一、阻敵與轉移：兩個同樣不能放下的任務

第五次戰役后期，美軍憑借空中優勢與機動能力，在鐵原、金化一線反復施行穿插分割戰術，志愿軍的若干師團被迫在運動中防御。180師所在的方向，恰好是敵反撲的一個重點地帶，必須承擔起阻擊任務，為后方友鄰部隊和后續部署爭取時間。

師長鄭其貴，當時已經是久經戰火的老紅軍，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參加了紅軍，經歷過長征，也打過全面抗戰和解放戰爭。這樣的指揮員，對“留下一部分，掩護大部分”的含義非常清楚。問題在于，眼前的態勢比以往許多戰役都要復雜：敵人不只是正面推進，而是多路穿插，空中不斷偵察，一旦被咬住，很難脫身。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師最怕的，是指揮機關被整體圍殲。沒有了機關，殘余部隊即便番號猶在，短時間內也難以重建統一指揮。把師機關安全轉移出去，不僅僅是“保護干部”，而是在保住一個師繼續參加戰爭的可能。

鄭其貴在接到上級部署后，很快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兵力、火力都有限，要組織有效阻擊，就必須把能戰斗的連營多壓上前沿。師機關卻也不能原地不動，否則等敵突破穿插線，這個核心就成了“死靶子”。

經過權衡，他作出安排：前沿部隊堅守，拖住敵人前壓速度；師機關則趁夜轉移，向預定地域運動，與友鄰部隊建立新的聯系。這種做法，從制度上講，并不特殊。志愿軍在抗美援朝中期，已根據戰場經驗形成慣例：戰局不利時，師級機關要及時分散、轉移，避免被包在一個口袋里。

但問題在于，這一次的師機關轉移，幾乎是“裸奔”——沒有專門掩護部隊，只有機關人員本身和少量武器。誰來負責組織這支隊伍？這就落到了師軍務科科長張杰身上。

二、軍務科長的擔子：440人編成“連隊”

張杰就是這樣一個人。資料里雖沒詳寫他的早年經歷，但可以肯定一點：到了1951年能擔任師軍務科長，絕不會是“新來”的人，而是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路打過來的老戰士。

當時師機關共有440人，包含師指揮部、政治部、后勤、炮兵營機關、直屬連等各個部門。張杰沒有條件對這些人進行精細的戰斗編組，只能在極短時間里按人數、武器、職能，把他們簡單編成四個“連”，方便統一指揮。這四個“連”，名義上是連，實則仍是機關人員，但在突圍過程中，就得按戰斗單位來要求。

北培山被選作隱蔽集結點，有山、有林，可遮蔽又不至于太難行軍。張杰把各單位負責干部叫到一處，把路線、信號、口令一一交代清楚。有人忍不住問：“科長，咱們沒有掩護部隊，這樣走得過去嗎？”

張杰沒多說，語氣很平靜：“現在掩護前沿的是戰斗連隊，掩護咱們的就是夜色和紀律。路上如果亂，一樣走不過去。”

從這句話里不難看出，他非常清楚自己這一隊人的處境：沒有重武器，沒有裝甲支援，只有少量輕機槍和步槍。真正能依賴的，就是嚴密的組織和盡量不暴露的路線。

有意思的是，軍務科平時最強調的“紀律”，在這個突圍過程中，卻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戰斗力。按命令出發、保持安靜、不亂開火、不私自離隊，這些看似“管人”的規定，在敵人空中偵察頻繁的戰場上，直接關系到這440人能不能完整穿過敵占區。

三、夜行馬坪里：一支機關隊伍的戰術選擇

張杰規劃的第一段路，是從北培山到馬坪里，只有2公里左右。不過，這2公里要在夜里穿過，地形不熟，還要避免暴露。選擇夜間行動，不只是臨時想到的“避開敵機”，而是整個志愿軍當時的普遍戰術經驗。

從解放戰爭到朝鮮戰場，志愿軍善于夜戰這一點，是許多研究者都提到過的。面對擁有強大空軍和炮火的美軍，白天大部隊行動幾乎等于暴露在人家的“瞄準鏡”之下，夜間行軍和攻擊，則可以部分抵消對方的技術優勢。180師這支機關隊伍，延續的就是這種傳統。

出發的那個夜晚，天氣變得很不友好。雨一點點下大，山路泥濘，鞋和褲腿很快被泥巴裹住，走一步打滑半步。有人忍不住低聲嘟囔：“要是白天走，路還能看得清點。”旁邊的老兵壓低嗓子回了一句：“換成白天，路是清楚了，人也清楚了，那就變成敵人的靶子了。”

這段雨夜行軍，給突圍隊伍帶來了雙重壓力：一方面行路困難，速度變慢；另一方面，雨聲掩蓋了行進的動靜，對躲避偵察卻有好處。張杰不得不一邊在前面摸索路線，一邊反復強調隊形間距和安靜行進。有人滑倒，他會停下，確認人和武器都沒落下，再繼續前進。

到了馬坪里附近，張杰特意讓隊伍稍作停頓，派人前出偵察，確認這里暫時沒有敵人駐守，才下令整體進入。對一個機關隊伍來說，這種謹慎并不多余，因為他們很清楚，哪怕一個小隊敵人突然沖出來，也可能引來更大規模的火力。

就在這一帶，他們遇到了一支殘破的隊伍——軍醫院第4分院的部分醫護人員和傷員。這支隊伍在白天行動時，遭到了敵人的空襲和地面裝甲沖擊，傷亡慘重，只剩下零散人員在附近徘徊。有個女護士被擔架抬著，臉色蒼白，衣服被血浸透。她就是第4分院的護士長張道華。

“同志，你們是哪部分？”有人問。

“第4分院……”張道華聲音很弱，“白天被炸散了，能走的都跟著往后撤，不會走的，就落在這附近了。”

這一瞬間，張杰面前的選擇很現實：帶上傷員，速度必然會慢；不帶，等于明知有人還活著卻不管。他沉吟了片刻，問得很直接：“還有多少人？能動的、不能動的？”

分院剩下的人報了一個數字，傷員中不少已經失血過多，但仍有意識。張杰簡單安排：“能走的并入隊伍，放在第二、第三連中間；不能走的，挑一些身體壯的戰士輪換抬，分散到隊伍里。多一個人，就是多一條命。”

一個年輕戰士小聲說：“科長，這樣會不會拖慢……”

張杰打斷了他：“拖一點就拖一點，只要紀律不亂，還能趕得上。”

很多時候，人們更熟悉那些正面沖鋒的故事。但在這支機關隊伍里，把傷員帶上，意味著每一個人都要多承擔一點負擔，而他們卻仍舊選擇這么做。這不是單純的“好心”，而是志愿軍部隊長期形成的一條硬原則：不輕易丟下傷員，哪怕是在最艱難的突圍途中。

四、小山村的危機：引開敵人的十個人

從馬坪里繼續前進，隊伍在夜色和雨中走了大約40里地。天色慢慢發亮，雨勢也漸漸小了。黎明對他們來說，并不是什么“希望之光”，而更像一把雙刃劍：視線好了，路更好走；敵機和地面部隊也更容易發現這支隊伍。

當隊伍在一個小山村附近停下準備短暫休整時，偵察回來的戰士帶回消息：敵人有一支小部隊正在往這片方向摸過來，距離不遠，從動靜判斷，恐怕是前出搜索的分隊。

這是一個極為敏感的時刻。440人一旦被敵人盯上，無論是繼續前進還是就地隱蔽，都風險極大。張杰意識到，不能讓敵人把注意力集中到這個小山村里來，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他很快拿定主意，從隊伍里挑出10個老兵，交代任務：“你們往另一條山溝方向活動，故意暴露一點痕跡，把敵人引開。能拖多久拖多久，別一下就讓人摸到近前。”

其中一個老兵忍不住問：“那要是敵人太多呢？”

張杰看著他：“該打就打，打不過就拉開距離，目的只有一個——別讓他們往村里沖。”

這個決定非常冒險，因為這10個人，相當于主動承擔了吸引火力的責任。可在當時的情形下，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如果任由敵人順著山村方向搜索，一旦發現這么大一支隊伍，想脫身就難了。

結果很快就看出來。那支敵人小隊沿著山溝追著這10人走，幾次試圖靠近，都被對方突然開火拖住。為了拉扯敵人，這10人不得不在山坡、溝谷間反復機動，時而隱蔽，時而躍出射擊。雙方追追趕趕，戰斗打得斷斷續續，卻異常兇險。

根據后來的回憶，這10人里，當場就有2人犧牲。有人中彈倒下時，還喊了一句：“槍別丟。”身邊戰友咬牙把他的武器帶走，繼續往山溝深處撤。敵人被這樣牽扯住，注意力被牢牢吸引在這一條線索上，一時間沒能意識到，在他們以為“已搜索過”的另一側，還有一支更大的隊伍悄然離開。

另一方面，留在小山村的440人，抓緊這得來不易的時間窗口，迅速整隊，悄無聲息地從另一條山梁繞開。張杰在隊尾，一邊盯著隊伍有沒有脫節，一邊留意遠處槍聲。每打一陣，他心里就有數：那些人還在擋著敵人。

不得不說，這是一種典型的“犧牲一部分，保全大部分”的做法。不同的是，這一次犧牲的是10個老兵，獲益的是一個師的指揮機關。這樣的取舍，在戰事緊張、兵力不足時，并不罕見，只是很多時候名字沒被留下來。

五、大霧、野兔和被背走的戰士

擺脫了緊逼的追兵之后，突圍隊伍迎來了另一種“天時”——大霧。

霧從山谷里慢慢升起，先是遮住腳下，再一點點爬上樹梢，很快整個山坡都被罩在一片白蒙蒙之中。有人低聲說：“這回好了，敵機看不見咱了。”另一些人則有點擔心：“看不見路，萬一走偏了怎么辦？”

張杰對這種變化，既松了一口氣，又意識到新問題。他讓隊伍收緊，前后間距縮短，盡量保持聲音聯系。有人在霧里踩空滑倒，另一人立刻拉他一把。路看不清，只能用腳去試地，用手摸樹，用耳朵聽前后腳步聲。

就在這樣艱難的前進中，一名年輕戰士在下坡時摔了一跤，背上的負重壓在脊梁上，當場疼得站不起來。衛生員簡單檢查了一下，懷疑是脊部受了重傷，不能讓他繼續負重行軍。

有人提議：“把他安頓在隱蔽處，等以后有機會再接應。”這話一出口，周圍立刻靜了一下。不是沒人心軟，而是在這樣的戰場環境下，確實存在不得已的情況。

張杰看了看那名戰士，又看了看周圍的隊伍，最后說了一句：“誰跟他一個班？”

兩個人站出來。他又說：“背不了一路，就輪換著背，能走一步算一步。把他的武器留給后面的人，別讓他再負擔太重。”

說完，他自己也俯身，把傷員往背上一扛，先帶著走了一段。

“科長，你……還是我來吧。”那班長有些著急。

張杰搖頭：“你們后面還要輪換，先讓我試試。”

這一幕，后來常被人提起。不是因為“感人”，而是它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支隊伍的基本原則：盡量不丟下一個人，哪怕是在火候緊張的突圍途中。這樣的原則，在紙面上看是條“紀律”，在實際執行中，就變成一次次實打實的背抬、攙扶、停留與等待。

值得一提的是，長時間的行軍再加上緊張狀態，讓每個人體力迅速下降。糧秣本就不充足，再被敵人切斷補給線，能吃上多少，全看出發前帶了什么。到了某個山坳，有戰士發現了一只受驚的野兔在灌木間亂竄。有人低聲喊了一句：“別動，我來。”

幾個老兵配合著堵截，時間不長，就把這只野兔逮住。當場有人打趣：“這可算是老天給的‘加餐’。”他們沒敢多耽擱，很快升起一小堆火，簡單處理之后，就把肉分成幾塊，給體力最弱、傷員和擔架班的人吃。

這點肉，各自分到嘴里其實少得可憐，卻大大鼓舞了精神。有人說：“這兔子要是知道自己救的是個師的機關，估計都得服氣。”旁邊立刻有人小聲囑咐：“別說話，快吃完趕路。”

從這一系列細節可以看出，這支突圍隊伍并不是憑空靠“意志”在撐，而是在極其有限的資源和環境中，竭盡所能地尋找一點喘息的縫隙，哪怕只是半碗熱湯、一塊肉，也能讓人再多走幾里山路。

六、會合179師：協同中的“火種”保留

在大霧里連續前進一段時間后，突圍隊伍終于聽到了一個熟悉的信號——遠處傳來的號聲。那不是敵人的哨音，而是志愿軍部隊約定的聯絡信號。順著聲音的方向，張杰帶著隊伍一點點接近，直到在一片開闊地邊緣，看到了友軍的身影。

這支前來接應的，是179師536團2營的一部分兵力。按照戰役部署，179師在這一帶擔負阻擊與接應友鄰的任務，而180師機關的預定會合對象之一，就是他們。當時的作戰協同，很大程度上依賴事先約定的路線、時間與信號，一旦戰況變化擴大，很容易錯位。此時能在大霧中成功會合，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多個環節都沒失手的結果。

一名179師的營干部迎上前來，簡單問了幾句：“你們是180師機關？多少人？”

“師機關共440人。”張杰答。

那邊點點頭：“我們負責這一段掩護。接下來要分小組突圍，不再集中一塊行動。”

這一安排完全符合志愿軍當時的常規戰法：隊伍越大，被發現的概率越高，一旦被敵人炮火鎖定，損失也越大。分成若干個較小的組，沿不同方向、不同時間出發，可以分散風險。尤其是在面對敵人擁有空中偵察和炮兵優勢的情況時，分散突圍比集中突圍更有利。

于是，這440人被迅速拆分為幾個組，每組配上熟悉地形的引路人，再由179師的火力在必要時提供掩護。張杰則負責整體協調，確保每一個組都明確自己的方向和簡單信號。

不久之后，有一小股隊伍在穿越某一段開闊地時，還是被敵人發現了。迫擊炮彈“噗噗”地落在附近，機槍子彈打在地面上揚起塵土。幸好附近有179師預先布置的火力點，當敵人試圖壓上來時，立即遭到了側翼火力反擊。雙方在這一段打得極為緊張，但由于事先有準備，突圍隊伍沒有出現整體性傷亡。

從戰術角度看，這一階段的行動，看似沒有壯烈的“沖鋒”場面，卻體現了志愿軍師際、團營之間的一種默契：某個師部機關需要脫離戰場，就由相鄰單位抽出一部分兵力進行接應和掩護；一旦會合成功，后續的行動由接應部隊繼續負責協同。這樣的安排，沒有驚天動地的口號，卻讓一個原本可能被全殲的指揮機構，重新找到了組織戰斗的位置。

七、從一個突圍看整個戰場：保指揮鏈的意義

回頭再看這段突圍，會發現它并不是一段獨立存在的小故事，而是嵌在第五次戰役大格局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當時，志愿軍已經從初期的“集中優勢兵力發起進攻”，逐步轉入“運動防御、機動反擊”的階段。美軍利用空地一體的優勢，反復實施“磁性戰術”——哪里有志愿軍主力，哪里就投擲大量炮火和空中打擊，同時派出機動部隊進行穿插、分割。這種戰法對志愿軍各級指揮機構，是極大的威脅。

在這種對抗中，誰能夠在戰局不利時，及時把指揮機關從最危險的區域轉移出去，誰就擁有修補戰線、重整旗鼓的可能。180師的這次突圍，其實就是一次極端條件下的“保指揮鏈”行動：前線仍在阻敵，后方機關則在敵線縫隙中求生，兩個方向一虛一實，共同維護了這個師的存在。

有時人們會問：難道不能留一些戰斗部隊專門掩護機關？在資源充足的條件下，當然可以甚至應該這樣做。但在1951年那個階段的朝鮮戰場，許多單位本身就因連續作戰和補給困難而兵力緊張，把有限的有生力量盡量壓在能形成戰斗效果的地方，是當時不得不做的取舍。師機關這支隊伍有武器、有人，只是缺乏系統訓練的戰斗編組，便由軍務科長臨時統一組織，既承擔自保，又兼顧突擊時可能出現的應急需求。

張杰這位軍務科長，最大的作用，不在于沖鋒在最前線，而在于把看上去雜亂的機關人員，按照戰斗單位的方式重新編排，把紀律和路線抓緊，利用夜色、雨、大霧這些外在條件，盡可能減少暴露的機會。同時，他在關鍵節點上的幾個選擇——帶上傷員、派出10人引敵、堅持不遺棄掉隊戰士——也讓這支隊伍在最危險的時刻，沒有因為內部混亂而瓦解。

從更大的角度講，志愿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之所以能夠在多次戰役中遇挫后快速恢復戰斗力，與各級指揮機構在危機時刻的保全，有著直接關系。一個師的機關能夠被保下來，不只是“這幾百個人活下來了”的問題，更意味著這個師在之后的戰斗中還有機會重新組建部隊，繼續承擔任務。

180師的師機關突圍，就是這一類行動中的典型例子。在敵強我弱、補給緊張、通訊受限的條件下，這支440人的隊伍，靠著周密的組織、相對嚴明的紀律，以及有限但有效的協同，一步步從敵人的穿插縫隙中走了出來。這種經歷，也為后來人提供了一種觀察戰爭的角度：除了正面戰斗，還有許多隱蔽在山谷與夜色中的行程，同樣決定著一個部隊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