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內卷式競爭”受到各方高度關注。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提“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開始，反“內卷”成為此后多次中央重要會議的重點部署；從“防止”到“綜合整治”，再到“深入整治”，表述持續升級、力度不斷加碼。2026年新年伊始，上海營商環境2026年方案發布，在地方層面首次提到“深化整治內卷式競爭”。

5月19號，由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澎湃新聞聯合主辦的“反內卷治理的邊界和路徑”上海營商環境對談會在上海報業大廈舉辦，約70名政商學界代表參會。參會嘉賓分享了對內卷式競爭現象的觀察，其本質及問題的洞見，以及治理需要注意的邊界和可能的路徑建議。

由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澎湃新聞聯合主辦的“反內卷治理的邊界和路徑”上海營商環境對談會于2026年5月19日舉辦。本文圖片均由 游涵 攝

內卷式競爭的普遍化及其后果

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周燕玲分享了澎湃研究所關于“內卷式”競爭的問卷調查結果。根據2026年2月在滬營商企業問卷調查結果，32.4% 的受訪企業認為上海存在“很明顯”或“較明顯”的“惡性價格戰現象”；29% 的企業認為“很明顯”或“較明顯”存在“行業中的核心企業擠壓其他企業現象”。而澎湃研究所同期所做的另一個問卷調查——上海的硬科技創業企業調查結果顯示，約53%企業認為“所屬的賽道已出現夸大宣傳、搶先宣布、價格戰等內卷式競爭趨勢”。這說明“內卷”現象，不僅出現在制造業、工程地產等傳統行業，在未來產業、戰興產業中也較突出。

上海華融工程設計集團董事長朱俊談到了工程領域較嚴重的“低價競爭”和“管理成本上升”問題。上海市汽車零部件行業協會秘書長樊澤芳表示，作為新能源汽車等先進制造產業鏈組成的汽車零部件企業，也面臨著利潤低的困境。

線上平臺企業是內卷現象的“顯眼包”。美團競爭合規高級總監耿建舟坦言，平臺自身利用資金優勢大規模補貼是低價內卷的根源，不僅造成自身虧損、擠壓商戶利潤，還造成整個社會資源的消耗、擠壓實體經濟。由于“平臺的規模效應和雙邊效應”，“一旦卷起來覆蓋整個全國范圍、影響整個行業”，“建議優先治理”。

不止一個嘉賓提及“劣幣驅逐良幣”——僅注重低價或活動宣傳，或導致質量降低，或好的企業退出，“這是市場最大的損失”。

“內卷”的本質和邊界

內卷何以成為問題？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法學教授、中國法治化營商環境研究院院長羅培新引入“價值判斷”，從根本上解釋“內卷”的“非法性”，體現為：

其一，惡性內卷“不以增進絕大多數人的福祉”。他以“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法治原則，認為，如果“制度設計、平臺算法導致越忙、越卷、越累、越沒有獲得感，一定是有問題的”。

其二，惡性內卷“違反了法的價值位序”。他引用羅爾斯《正義論》中“法治價值的位序論”，認為“價值是分位序的，第一位就是生命健康、自由和尊嚴，第二位序才是機會和財富按一定規則合理分配，不能為了第二位序的價值來顛覆、來架空第一位序”。

5月19號，由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澎湃新聞聯合主辦的“反內卷治理的邊界和路徑”上海營商環境對談會上，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法學教授、中國法治化營商環境研究院院長羅培新發表主旨演講。

區別于“價值”視角，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張軍看到內卷在“效率/發展”上的“相對優勢”。他認為，要把內卷現象放到“中國目前的環境當中來看”。如何理解現今中國先進制造業取得的快速成功？他認為，相對西方通過0到1的原創技術獲得優勢的路徑，中國的快速發展依賴于將1做到N——依托超大規模市場與海量用戶，國家支持下形成的賽道擁擠、企業“過密化”，并高度迭代的“生態”。

而“內卷”是這一生態系統里的篩選機制和驅動力。經殘酷的自然淘汰后的企業，技術最新、成本最低，以生態中的“支配權”作為其利益來源。也就是說，這種靠“生態”而非專利壟斷的“內卷”篩選機制，是中國制造業“自我發現的優勢”，也是全球競爭力的根源。因此內卷的存在有“必然性”，“要對內卷有一定的寬容”。當然，“隨著基礎條件不斷的進化”，“干中學”，還可能形成新的優勢，實現“逆向創新”，從N做到N+1，獲得原創技術。

5月19號，由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澎湃新聞聯合主辦的“反內卷治理的邊界和路徑”上海營商環境對談會上，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張軍發表主旨演講。

內卷既有非正當性，又被作為某種意義上的“相對優勢”，那么區分何為惡性內卷，厘清反內卷治理的“邊界”尤其重要。多個嘉賓表達了對因反內卷而行政過度干預的擔心。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導鐘輝勇強調反內卷的本質“不是限制企業市場競爭”，而是改正“激勵機制的扭曲”。要區分良性的市場競爭和內卷式的過度競爭，有三條標準：一是，產品和模式是不是高度同質；二是，市場中是否出現系統性過度投資；三是，從全社會角度，整體社會的福利是上升還是下降。

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博導，競爭法律與政策中心主任王先林則從競爭法角度對內卷進行了定義。他將內卷的本質描述為“競爭失序——市場競爭規則的失靈與公平競爭生態的失衡”，表現包括：“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4條）、虛假宣傳、商業詆毀、侵犯商業秘密和仿冒假冒等。此外，內卷與壟斷呈現“看似對立、實則共生”的復雜關系，反壟斷是反內卷的“前置條件”。內卷還存在“政策性內卷”，即部分地方政府通過稅收優惠、財政獎補，搞以鄰為壑的招商引資等。

反內卷治理路徑之一：優化政府產業政策

既然內卷有關“政府激勵機制的扭曲”并含括“政策性內卷”，那么反內卷治理，需要政府政策和行為的改變，首要的即是有關產業政策。

鐘輝勇認為，招商引資競賽和“同質化的產業政策”，是造成產能過剩和內卷的重要原因。要開展反內卷治理，應注意“盡量不用反內卷名義”“強化產業政策，或重點扶持某一些行業”。

他建議，補貼競爭應轉向“規則供給的競爭”，打造好的營商環境。產業政策不僅要做好事前評估，還要做事后評估，評估政策出臺三-五年后的實際效果。

2024年8月，國務院頒布《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已對地方政府等的產業政策措施做出了嚴格規定。王先林認為，以地方政府不當財政獎補為表現的“政策性內卷”，恰恰是違反《公平競爭審查條例》的。因此，應強化公平競爭審查的“剛性約束”，如強化公平競爭審查會審機制、建立公平競爭審查的第三方評估制度。

據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反壟斷辦公室副主任張宏介紹，破除妨礙統一大市場建設堵點、卡點專項行動、深入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專項行動，已列入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即將開展的重點工作。

對于地區之間在招商引資、人才引進、產業補貼等的競爭（包括上海各區之間、上海與長三角其他城市之間），甚至“政策性內卷”，除了嚴格監督審查，還應強化區域協同。王先林建議上海牽頭建立長三角“反內卷”協調機制，包括統一招商引資規則，禁止“互挖墻腳”，共建產業梯度轉移平臺等。

鐘輝勇建議，上海作為長三角的龍頭，應更好發揮上海具有比較優勢的方向，做好制度供給，各級各項惠企政策公開透明，并加快完善跨區域的稅收分享機制。

反內卷治理路徑之二：改進招投標機制

上海重大工程項目多、政府采購規模大，若以“澄清低價法”為原則，易導致逐底競爭和“劣幣驅逐良幣”。朱俊觀察到，在工程領域存在較嚴重的低價競爭，部分國央企為完成營收指標，利用供應鏈優勢，“高折扣率、虧本也做”。他建議在建筑業下行時代，要改變國有企業的考核方式，把保質提效放首位。同時應優化招投標制度，對于中小型項目不能簡單推行“澄清低價法”，還應切實研究更好的評標方法，如平均價差法；對惡性競爭、履約和賬款拖欠較嚴重的，還可以采取黑名單制度，限制投標。

王先林也提出具體建議：一是推行“經評審的合理低價法”，將技術方案、服務質量、履約能力納入評審權重。二是建立“異常低價識別機制”，對明顯低于成本價的投標啟動調查程序，要求投標人提供成本說明。三是強化履約全過程監管，將“低價中標、高價索賠”“偷工減料”等行為納入信用記錄，實施聯合懲戒。四是探索“優質優價”激勵機制。

“規范招投標和政府采購”不僅納入上海營商環境2026年版方案的26條舉措，還是5月發布的“2026年優化營商環境十大攻堅突破任務”之一。

反內卷治理路徑之三：加強平臺治理

平臺經濟是內卷式競爭典型且影響巨大的領域，上海是平臺經濟的重鎮，許多平臺企業總部集中在上海，應在平臺治理方面率先破題。

羅培新從“價值”“法治”角度引申認為，“任何涉及生命健康、自由尊嚴的商品和服務”在搜索平臺不能搞競價排名；在網購平臺上，其算法也應經過聽證程序，打破算法黑箱。他期待“國家層面統一”開展平臺治理，“厘定價值、選定技術、完善規則”。

王先林提出建議：一是建立平臺算法備案和審計制度，對涉及定價、排序、推薦的算法進行合規審查；二是嚴禁平臺強制商家“二選一”或“全網最低價”，嚴格執行《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4條；三是規范平臺補貼行為，防止“燒錢換市場”的掠奪性定價；四是推動平臺與商家、勞動者共贏發展，而非“零和博弈”。

其中，反不正當競爭的平臺監管持續加強。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已于2025年10月15日施行。張宏介紹，在平臺經濟領域，2025年有近700件的反不正當競爭的案件。后續還要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平臺、原料藥”是重點關注領域。

除了事后執法，“事先風險防范”也很重要。張宏強調了政府相關部門實施的“平臺分級合規管理”。通過日常“體檢式監測”和定期溝通，把監測過程中發現的問題通報給平臺，讓其整改，并“希望平臺積極配合改正”。

耿建舟介紹了美團在改善平臺治理方面的努力：一是積極為中小餐飲商家提供AI產品支持；二是優化算法，向品質、實拍、安全衛生、真實評價的商家傾斜；三是持續改善平臺從業者（“騎手”）權益，提供面向平臺全類型騎手開放的全國性靈活就業群體社保補貼方案，積極推進職業傷害保險覆蓋，取消超時罰款，以正向激勵替代負向懲罰。

在一般意義上對平臺企業、平臺經濟的監管、治理之外，張軍還提出了“平臺化”的概念。他發現在除了數字平臺經濟之外，在工程招投標、汽車零部件以及大規模政府采購等領域出現的“內卷”（惡性降價行為）其實是這些領域的“平臺化”特別是過度平臺化帶來的。因此，“避免過度的平臺化”是“緩解惡性低價競爭”的重要政策方向。

反內卷治理路徑之四：抑制“內卷”外溢

出海、拓展海外市場，被認為是企業面臨“內卷”的一種出路。樊澤芳表示，海外市場擁有可觀利潤空間，汽車及零部件企業抱團出海、跟隨產業鏈布局海外，既能有效緩解國內競爭壓力、開拓增量市場，也是行業提質升級、優化發展格局的重要路徑。企業應摒棄國內同質化內卷打法，轉而采用深度融入當地、融合共生的發展模式，但若仍沿用粗放競爭模式出海，易陷入海外低價內卷，疊加目的國在人員、技術、產業鏈本地化率等方面的嚴苛要求，出海面臨多重挑戰，也凸顯出汽車行業競爭內卷具有系統化、結構性的深層特征。

政府市場監管部門也注意到了“內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的“外溢”現象，并認為合規是防范出海后的“內卷”的辦法。張宏介紹，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即將開展的重點專項工作之一即是“企業海外反壟斷合規能力提升輔導”，包括“梳理境外并購規定、開展出海合規研究、聯合相關部門開展合規宣講”，特別是與工商聯、協會組織等合作“對重點領域有出海合規需求的企業做定向的輔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