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嗎？市值剛破1萬億美元的英偉達，居然留不住一個華人博士？

2023年，計算機科學博士潘梓正面臨兩個選擇：留在全球AI巨頭英偉達，還是加入杭州一家成立不到幾個月的初創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創始人艾利森更是直接發問：“為什么美國沒有留下他？”

過去幾年，像潘梓正這樣的選擇不再是個例。

谷歌DeepMind原研究副總裁吳永輝加入字節跳動，曾主導OpenAI多個智能體項目的姚順雨成了騰訊首席AI科學家，前Gemini強化學習負責人周浩今年1月加入阿里巴巴——他們都有著相似的軌跡：中國本科、歐美博士、國際大廠鍍金，然后回到中國。

高校界的回流潮更猛：2020年以來，中國高校和新型研究機構至少吸引了數十名有海外背景的AI學者。

美國卡內基基金會中國主任馬旸點破關鍵：“頂尖AI人才會去能發揮最大潛能的地方，錢是一部分，但工作環境和內容更重要。”

月之暗面創始人楊植麟就是典型——清華本科、卡內基梅隆博士，曾在谷歌大腦和Meta做研究，2023年創辦的公司成了中國最受關注的大模型玩家之一，他在內部信里直接喊出“超越Anthropic，成為世界領先的AGI公司”。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戴明潔接受采訪時說，跨國人才曾推動中美科技進步，支撐中國后發優勢。但現在，中國AI時代同時擁有基礎研發和應用轉化人才，“與美國形成事實上的‘G2’”。

不過，在大國博弈背景下，人才流動不再是單純的職業選擇。美國收緊對華技術管制、簽證政策，中國也加強了關鍵技術和人才外流審查。

Manus案就是標志性事件：這家原中國AI公司去年遷至新加坡，關閉中國業務，Meta傳出收購后，中國展開調查，創始人被限制出境。

接近公司的人說，遷址是因為接受美國Benchmark投資后遭華盛頓審查，且產品需調用Claude模型（Anthropic已停止向中國用戶服務）。但在監管眼中，Manus帶走40名核心技術人員和數據，傷害了國家利益。

這波影響還蔓延到其他公司：3月，MiroMind因遷技術人員海外收到監管提醒，出資人陳天橋不得不建立“防火墻”，禁止跨境共享代碼，減少人員數據流動。

他無奈表示，Manus事件后，全球化設想難以為繼，“只能選邊”。甚至聯合創始人代繼峰因反對送人參外離職。

《華爾街日報》還報道，今年中國官方要求頂尖AI專家不要去美國，防止技術泄露。

戴明潔認為，吸引回流和防止外流是競爭白熱化的正常反應，核心人才流動審查是大國普遍做法，但中國的管控是“防御性、有限度的”，只為保護自身資源。

馬旸卻提醒：“管控人才流動有風險，要留人才，胡蘿卜比大棒重要。”

他強調，人才流動若完全停止，兩國都會受巨大負面影響，中美AI生態側重不同，不是對立關系，應保持交流——“人類還沒找到比讓不同背景人才聚集、開放接受想法更好的創新方法。”

中國防控外流的另一面，是對人才不足的焦慮。人社部測算，中國AI人才缺口超500萬，新京報調研顯示近半企業缺復合型AI人才。

為此，地方政府單列AI引才對象，補助創業企業；字節、快手等大廠把招聘展臺擺到美國NeurIPS大會；高校通過“海外優青”計劃、全球招聘會搶人。

一位新加坡高校博士后說，還沒畢業就收到中國邀約：一線大廠技術管理崗年薪200-300萬起，高校按副教授職級談，承諾帶團隊、招研究生。

物質之外，歷史敘事的拉力也不可忽視。AI科學家朱松純在美國生活28年后回國，創辦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時在北大清華任教。

他說回國不是“幫中國贏”，而是“中國給了美國拿不到的資源”，但看錢學森紀錄片時當眾落淚，作為政協委員建言把通用AI提升到“兩彈一星”高度，還說國家需要時“轉背說no，一輩子無法原諒自己”。

新加坡南洋理工博士林深說，海外人才對中國的歸屬感，以及讓科學成就嵌入歷史敘事的可能，是獨特感召。

“美國的家國情懷少很多，中國社會對AI是擁抱態度，所有產業都在和AI結合，落地空間大；美國則有更多關于AI和公眾利益的爭論。”

不過，回流人才能否長久留下仍是問題。2020年，OpenAI研究員吳翼回國加入清華，被稱為“伯克利歸國四子”之一，今年4月卻轉投Meta超級智能實驗室。

常見困難還有人際關系復雜、難找到志同道合的研究者——“比如歸國導師想做前沿研究，研究生只想拿學位，很難合作。”

戴明潔也承認，中國與硅谷在成果轉化、創新氛圍上有差距：大學和企業間“旋轉門”不順暢，體制內外差異大，人員流動和成果轉化成本高；一些地方的形式主義和KPI消耗創造熱情。

但她也提到，中國在改革：高校試點“破五唯”，國家基金加大對青年人才和顛覆性創新的支持，“全面改變長期慣性，還需要時間。”

華人AI人才回流，是個人選擇還是時代趨勢？如果是你，會留在硅谷拿高薪，還是回國參與AI浪潮？歡迎在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畢竟，這不僅是人才的選擇，更是中美科技競爭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