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降至0.2%，商品房銷售大幅下滑，但居民存款卻持續增長。主流觀點認為消費低迷是因為中國人愛存錢。實際上家庭存款主要集中于10%高收入家庭，多數中低收入群體存款少。消費低迷根源在于收入差距大、社保水平低，而非儲蓄習慣。建議通過發錢、完善社保刺激內需。

一、消費品零售額增速回落到1%以下，商品房銷售額繼續大幅下降，很多媒體和學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國人愛存錢不愛消費。

2026年4月份，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72萬億元，同比增長幅度從疫情前的7%-15%快速下滑到0.2%，前四個月零售總額16.49萬億元，同比增長幅度也僅為1.9%。

與內需相關的新建商品房銷售額，前四個月同比下降14.6%至2.3萬億。

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最新金融數據，2026年4月份，中國家庭存款余額達到171.65萬億元，同比增長7.9%。但未償還貸款余額同比下降了0.7%至82.78萬億元。2026年前四個月，新增存款57560億元，同比減少26.5%，新增貸款則凈減少4903億元，去年同期新增居民貸款5184億元。

中國居民存款余額與上一年GDP的比例高達122.4%，全球最高！大體上是美國的3倍，歐洲主要經濟體的2倍，比日本也高30%。

面對同比增長7.9%的家庭存款余額和僅增長1.9%的消費品零售額以及下降14.6%的商品房銷售額，不少人認為，中國消費低迷、內需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中國人愛存錢，不愛消費。

三郎自2020年開始呼吁國家將原計劃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國有資金的一半用來平均發給全體國民，14億人每人每年大概可發1萬元，用于增加家庭購買力，刺激內需，但每一次呼吁的文章后面的留言區，都有人說不能發錢，因為發了錢人們也不會消費，會存起來。

我們的主流媒體和許多研究人員，也持有類似的觀點。

比如中國青年報在《儲蓄率創近年新高，年輕人偏愛“無痛攢錢”》一文中稱，節儉是一種美德，可現在正在有人為它表示擔心。2021年，一項超2萬名受訪者參與的調查顯示，養老儲備日漸受到中國年輕一代（18-34歲）的重視，儲蓄率創下2018年以來的新高。其中，76%的年輕一代表示，增加儲蓄的原因在于“增加應急儲備”。

該文援引人大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陳彥斌教授的觀點稱，疫情后出現的居民“超額儲蓄”現象，主要源于居民消費意愿下降帶來的儲蓄被動上升。

該文還說，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表示，我國居民長期以來有著較為強烈的儲蓄習慣，老百姓愛存錢，儲蓄率一直相對較高。該文據此表示，針對“超額儲蓄”現象，不少學者建議要把“超額儲蓄”有效轉化為消費。

澎湃新聞轉載曾擔任恒大首席經濟學家的任澤平的經濟分析文章《中國人為什么更愛“存錢”了？》，認為當前居民儲蓄存款增加是被動行為，被動儲蓄是在收入預期持平的基礎上，減少消費支出，被動增加儲蓄。被動儲蓄增加的現象值得重視，居民風險偏好收縮不利于提振消費、寬信用、激發市場活力。

三郎認為，上述媒體、學者和研究人員對中國人儲蓄率高和儲蓄與消費的關聯性，存在較大的認知錯誤。其實中國家庭的儲蓄存款多、儲蓄率高，并非中國人愛存錢不愛消費，因為看似很高的中國人的存款其實掌握在少數高收入家庭手中，大多數中國家庭面臨的是存款很少，想消費沒錢的困境。而少數人錢多消費傾向低，是二八定律決定的，多數人錢少沒能力消費，則與我們的收入差距較大、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密切相關。

二、二八定律決定了中國家庭存款，絕大多數來自極少數高收入家庭，與大多數中低收入群體無關。

我們很多人談消費，主要談人均收入和居民存款，這是經濟學認知誤區。這兩個指標中，人均收入的確是衡量消費能力的指標之一，但居民存款顯然與消費無關。很多人可能難以理解這一點，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不學無術的水貨專家在談及刺激消費時，都會建議降低存款利率，將存款從銀行逼出來消費。在有人建議國家直接發錢消費時，也有很多人反對，認為中國人不是沒有錢，而是喜歡存款不喜歡消費。他們總愛說，為什么中國一百多億的家庭存款（2026年4月為171.6萬億元的存款），不能轉化為消費呢？

這里涉及一個經濟學上的最基本的二八定律。

二八定律也稱8020法則、帕累托法則、關鍵少數法則。這一法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意大利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提出的一個經驗法則。帕累托通過數學觀察總結出，社會中約80%的財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擁有20%的社會財富。帕累托法則揭示了社會分配的不均等和資源分配的不平衡性。其核心內涵延伸至原因與結果、投入與產出、努力與報酬之間普遍存在的20/80不平衡關系，例如，80%的成果可能來自20%的投入。

居民的銀行存款也如此。比如，2019年總理公開披露中國月收入小于1000元的低收入人群數據是6億人口。按照這幾年的人均收入增速推算，2025年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口縮小到了大約25%，但也有大約4.5億人，接近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大家可以好好計算一下，這4.5億月入1000元的人，除去房租、水電、電話費、交通費、吃喝拉撒，他們一年能存多少錢？

中國的家庭存款雖然高達171.6萬億，但其中大約150萬億是屬于10%的最富裕家庭的，平均到這1.4億人，他們的人均存款大約為123萬元。剩下大約8億中等收入人口，人均其實只有2.5萬左右的存款。4.5億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大體上是不會有多少存款的。

經濟學上還有一個規律，那就是在總人口中，消費率與收入水平成反比。收入越高的人，消費率越低，投資率越高。收入越低的人，消費率越高，投資率越低。比如年入數十億的馬云，即使坐專機滿世界消費，其個人消費一年花一個億，消費率也只有1%-2%。而月入低于1000元的人，每個月不花個精光，他可能就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存，其消費率往往在90%-100%。

如果我們把消費率與收入水平成反比這一經濟學規律與二八定律結合起來，再來解析171.6萬億的居民存款，10%的人擁有90%的存款，但這部分人的收入只有極少部分用來消費就足以花天酒地，他們的存款原本就是用來投資掙錢的。剩下90%消費率較高的人，恰恰沒什么銀行存款用來消費，這部分人的日常消費靠收入，買房、買車、買大件商品，主要依靠貸款。但在貸款累積到利息支出難以為繼時，也就是當債務收入比過高時，如果繼續增加貸款就會發生債務危機，于是人們開始選擇收縮資產負債表，減少貸款，降低債務風險。與此同時，這也導致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萎縮，表現為消費、購房支出的低迷。

三、整體上收入增加但消費下降，還與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和社會保障水平不足密切相關。

市場經濟中，不同個體的收入水平，與其個人的能力、貢獻有關，也與機會定價有關。所以在大多數國家，在尊重收入差距的同時，會通過社會保障來熨平人們收入差距中的機會定價，使得人們的收入盡量公平。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2022-2023年，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日本、英、法、德在0.29-0.35%之間，美國為0.41%，中國為0.46%。

但緩解收入差距的社會保障指數，即公共財政對個人轉移支付金額占GDP比例，中國最低。

OECD公布的國民賬戶里的“Social benefits to households（政府向住戶支付的社會福利轉移）”，它主要包括：養老金、失業救濟、家庭與兒童補貼、住房補助、現金型社會救助、醫保與護理給付。2024年日法德的社會保障指數在17%-20%之間，美英在12%-14%之間。

按財政部公布的“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數據，2024年為4.21萬億元，僅占GDP的3.1%。但這個數據不準，因為我國財政收入與支出中沒有包括個人繳納的社保和醫保支出。實際上2024年中國全口徑的社會保障支出為10.45萬億元。但這個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只有7.5%。亦即中國的社會保障指數大體為美國、英國的一半，日德法的三分之一。

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我們的家庭收入占比原本就只有40%左右，比國際一般水平的60%左右低三分之一。加上我們的基尼系數過高，這就導致了高收入群體在家庭收入總額中的占比更大，低收入群體在家庭收入總額中的占比更小，形成了結構性的消費率下降。

而面對過高的收入差距，我們的社會保障水平又太低，未能起到緩和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人群購買能力的作用。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