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李冠杰
近日，英國倫敦街頭同一天內爆發了兩場針鋒相對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一場由極右翼團體發起，名為“團結英國”，要求政府進一步收緊移民政策。另一場由支持巴勒斯坦群體進行，名為“災難日”。對峙雙方發揮各自動員能力，分別組織了約6萬和2萬人的隊伍，英國警方出動騎警、直升機、無人機、裝甲車等嚴陣以待，以防對峙雙方爆發沖突。事實上，這是英國社會進一步撕裂的又一表征，是英國民族主義與其他移民群體民族主義間對抗性的加劇，也反映了英國政府應對社會危機的兩難困境。
英國的社會撕裂早在2016年6月“脫歐”公投中便已顯現。當時“脫歐派”險勝“留歐派”，結果造成英國“脫歐”的事實，繼而引發社會動蕩。執政的保守黨領導層換了一茬又一茬，歷經4年多才徹底完成“脫歐”程序。然而在“后脫歐”時代，英國在國際社會喪失了方向感。雖然保守黨政府提出“全球英國”“印太傾斜”等戰略，但實施起來難度極大，最終在頻繁的首相更迭中失去越來越多選民的信任。
2024年，斯塔默在“變革”聲中入主唐寧街10號，但上臺不久便遭遇一場由極右翼勢力煽動的反移民騷亂，隨后演變為全國性的打砸搶燒事件。移民問題早已成為英國社會中一顆一觸即發的“炸彈”。英國的移民與反移民之爭，本質上是一場認同危機，一種身份政治的焦慮。反移民群體捍衛以基督教新教信仰、英國血統為依托的傳統文化與價值觀，擔憂“英國性”的消失；而移民群體則擁有自身的原始信仰、血緣與文化，難以真正融入英國傳統，且人口規模不斷擴大。英國官方提出了一套多元文化主義敘事，希望調和不同身份認同的人群之間的矛盾，但就目前效果來看，這套話語顯然無法安撫數量龐大的英國反移民群體。
面對社會內部嚴重撕裂的事實，英國政府顯得力不從心。行政部門試圖以政治理性應對問題，在取舍兩難中作出決策，但當這種期望遇上民眾渴望快速、激烈、巨大變革的需求時，英國只能基于現實考量緩慢推進改革。一方面，斯塔默政府調整了“全球英國”的對外戰略，強調“北約優先”的方針，但現實是英國既難以在全球打造領導力，也無法真正引領北約的行動。另一方面，英國試圖強化與歐洲國家的關系，推進與歐盟的合作，卻又無法拋棄“脫歐”的政治遺產，致使英歐關系處境艱難。
內政方面，斯塔默政府希望改變英國的財政虧空，一度打出“不加稅”的旗號，但上臺后轉而加稅400億英鎊，引發超過100萬人簽名請愿要求提前大選。英國政府在能源、鋼鐵、鐵路等領域推進國有化，又面臨財力嚴重不足的困局，只得在冬季燃料補貼、殘疾人福利等方面削減開支。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引發了工黨內部和英國民眾的普遍不滿。
?內外交困下，斯塔默政府不得不在美好理想與艱難現實之間努力調和。5月初，工黨在英國地方選舉中遭遇慘敗：在英格蘭喪失近1500個議席，從執政黨直接淪為“小黨”。當前，斯塔默在工黨黨內和國內民意的雙重壓力下面臨“下課”危險。然而，即便更換了新的領導人，英國政府恐怕也無法快速解開這個緊繃而復雜的死結。社會撕裂與外交困局疊加交織，經濟壓力和治理失調同時出現，或許是英國需要面對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危機。（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英國研究中心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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