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選手詹姆斯·馬格努森準備參加增強運動會。增強運動會，也被稱為“類固醇奧運會”，已經開賽。它不僅給運動員帶來風險，也可能影響觀看者。

首屆增強運動會正在拉斯維加斯舉行。這場賽事以宣傳藥物驅動的“增強”為賣點，被包裝成一場不同尋常的賽事。國際奧委會譴責這項賽事，稱其是在“摧毀任何關于公平競賽的概念”，并斥之為“愚蠢至極”。但增強運動會對不少運動員和追隨者仍有吸引力。

我們最近的一項研究分析了主辦方的一些說法，包括：興奮劑是體育發展的必然結果；運動員應當有權決定如何處置自己的身體；許多運動員早已在使用提高成績藥物；衰老是一種可以借助提高成績藥物克服的“疾病”。

它是如何運作的？42名運動員將參加游泳、短跑、舉重和大力士項目。他們如果“打破”世界紀錄，可以獲得100萬美元獎金，而這些紀錄此前是由接受藥檢的運動員創造的。參賽者包括澳大利亞前100米自由泳世界冠軍詹姆斯·馬格努森、美國2022年男子100米短跑世界冠軍弗雷德·克利，以及英國選手本·普勞德。后者曾在巴黎奧運會50米自由泳項目中獲得銀牌。

與“主流”體育中的運動員不同，參加增強運動會的選手可以在一套擬議中的醫療監督框架下，使用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提高成績物質。這一框架包括：在醫生監督下使用睪酮、人體生長激素和促紅細胞生成素等藥物；賽前醫學篩查；以及健康畫像評估。

不過，增強運動會中產生的任何紀錄都不會得到國際體育單項聯合會的認證，因為這些機構負責執行反興奮劑規則和興奮劑檢測。因此，這種“破紀錄”只會在增強運動會自身的體系內成立，或許也只會在那些認為其具有正當性的人心中成立。

第一套論點聲稱，所有精英運動員都在使用興奮劑，“干凈體育”只是一個神話。德索薩常引用的一項研究稱，40%甚至更多的精英運動員使用提高成績藥物，但真正被查出的只有大約2%。在此基礎上，德索薩借反興奮劑體系的失靈，為一種新路徑尋找理由。

第二套論點圍繞身體自主權展開。按照這種說法，運動員應當有權決定如何處置自己的身體，也就是“我的身體，我做主”。

但在增強運動會內部，這種自主權并不成立。強制進行健康指標血檢具有侵入性，也剝奪了運動員的選擇權。除此之外，運動員還會收到用藥方案，明確被告知哪些藥可以用、用多少、用多久。這不是選擇，而是一種控制。

而且，運動員僅僅因為參賽，就能拿到六位數中高段的薪酬，這也讓所謂“自愿選擇”的邊界變得模糊。第三套旨在削弱反興奮劑正當性的論點是，德索薩聲稱，“常規”體育中的運動員會借治療用藥豁免之名使用提高成績藥物。

所謂治療用藥豁免，是指運動員因正當健康狀況，獲準使用原本被禁用的物質。但德索薩給出的數據帶有選擇性。他忽略了一項研究：在奧運會上，持有效豁免參賽的運動員比例不到1%，而且獲得豁免與贏得獎牌之間并無關聯。

盡管如此，這類說法仍然很有傳播力，并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廣泛擴散。增強運動會主辦方表示，他們正在推動人類運動潛能的邊界。德索薩還認為，這項賽事將“終結”人們對提高成績藥物使用的污名。從減少傷害的角度看，這一點或許有其積極面，但也可能讓更多人開始使用這類藥物。

最后，德索薩主張，衰老是一種可以借助提高成績藥物克服的“疾病”。增強運動會的主辦方和贊助方正在直接向消費者營銷并銷售睪酮、肽類和長壽藥物，因此，這類說法背后存在明顯的利益沖突。

除了社交媒體聲量，增強運動會背后還有一些富有且有影響力的支持者，包括1789資本和彼得·蒂爾。前者是小唐納德·特朗普的基金，后者是億萬富翁企業家、保守派政治活動人士，也因是帕蘭蒂爾科技公司的聯合創始人而廣為人知。它似乎也獲得了政治層面的支持。2026年，在小羅伯特·F·肯尼迪領導下，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放寬了對睪酮處方和某些肽類物質的限制。

增強運動會也在向消費健康和長壽產品領域擴張。借助運動員和意見人物——例如喬·羅根和布萊恩·約翰遜——增強運動會試圖提升曝光度、吸引線上追隨者并獲取正當性，從而在更廣泛的商業生態中擴大其潛在市場。

從公共衛生角度看，增強類藥物的常態化和商業化令人擔憂。考慮到其中一些健康風險已有充分記錄，長期健康危害又仍有許多未知，增強運動會對提高成績藥物的激進推廣尤其值得警惕。

與增強運動會中的運動員不同，后者將獲得全天候醫療專業人員支持，普通公眾很可能面臨更廣泛的傷害風險。其中一個突出問題，是睪酮被過度開具處方，這可能讓人承受難以逆轉的損害。對于卷入“T極限化”現象的年輕男性而言，這一點尤其危險。

盡管以所謂“類固醇奧運會”的姿態高調登場，增強運動會仍然負有照護責任，必須保護它真正的目標市場：普通公眾。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這體現的就不是科學創新，而是制度性的魯莽。

這項賽事應當利用其在全球社交媒體上迅速擴張的影響力，傳播以健康為核心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