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晚9時40分，重慶江津鶴山坪石墻院。

一個64歲的老人躺在沒有天花板的土屋里，床是兩塊木板拼的，墊著一層發黃的稻草。床邊一個女人端著一碗已經涼透的中藥，手指關節因為長期泡冷水腫得變了形。老人已經三天說不出話了，喉結偶爾動一下，像是在咽下什么。

屋外下著雨，雨水順著瓦縫往下淌，滴在泥地上砸出一個個小坑。女人把藥碗放在唯一的書桌上——桌面堆滿了稿紙，最上面一頁只寫了一半，墨跡停在“被壓迫民族之前途”這幾個字上，鋼筆擱在旁邊，筆尖還沒干。

這個老人叫陳獨秀。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總書記。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狂最倔最不肯低頭的人。

女人叫潘蘭珍。三個月前她剛從當鋪回來，把柏文蔚將軍送的銀鼠皮袍當掉，換了幾塊錢買米抓藥。再往前數三年，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驊托人送來五千元支票，老人原封不動退了回去。蔣介石派胡宗南、戴笠提著茅臺水果登門拜訪，他坐在破藤椅上淡淡招待，臨走讓人帶了一句話——“好自為之”。

他最窮的時候連買米的錢都要向鄰居借，但他把教育部預付的八千大洋稿費全數退回，因為教育部長陳立夫要求他改掉書名里的兩個字。他一字不改。

重慶江津這座城市在1938年的中國地圖上，只是一個被長江拐彎處兜住的小縣城。陳獨秀是從武漢坐船過來的，同船的有妻子潘蘭珍、三子陳松年和幾個裝書的舊箱子。1939年5月，他們搬進了城外鶴山坪的石墻院——一位前清貢士楊家的舊宅。

鄧燮康后來在《我記憶中的陳獨秀》里詳細描述了那間屋子的狀況：沒有天花板，腳下是潮濕的泥地，一到雨天屋外大雨屋內小雨。家具只有兩架木床、一張書桌、幾條板凳，外加幾個裝滿書的箱子。床上鋪著稻草，稻草上鋪一床破草席。墻上唯一的裝飾是一幅岳飛“還我河山”的拓片，那是他從安徽老家一路帶過來的，裱框的玻璃在逃難的路上碎了一角，他用糨糊粘了張牛皮紙補上。

他的胃病和高血壓交替發作，常常整夜整夜睡不著。潘蘭珍每天到鄉場上買一點糙米和青菜，用土灶熬成稀飯。她下午沒事就去廳屋跟楊家的幾個婦人打麻將，輸幾個銅板手都在抖。有一段時間家里實在揭不開鍋，她把陳獨秀僅剩的一件體面衣服——柏文蔚將軍早年送他的銀鼠皮袍——拿到江津城里當鋪換了幾塊錢。鄧燮康后來在回憶文章里提到這件皮袍時說，它被贖回來的時候蟲蛀了十幾個洞，當票還在潘蘭珍口袋里。

即便如此，北大同學會和幾個老朋友還是在盡最大努力接濟他。北大同學會每月寄來三百元，是他晚年最主要的生活來源。《時事新報》掛了個虛銜主筆，每月一百六十元。章士釗、蔡元培、胡適、趙元任這些老相識，也時不時托人捎些錢來。但大后方的通貨膨脹正在吞噬一切——1939年重慶的米價一年之內翻了將近一倍，到1942年陳獨秀去世前，重慶大米價格已經比戰前漲了十幾倍。這些錢根本不夠一家人吃飽穿暖。

但他在江津從來不曾缺過一樣東西——訪客。國民黨高層、托派舊部、老友新朋、慕名而來的學生，找上門的人形形色色，幾乎沒有一個能從他嘴里撬出半句軟話。

1940年夏天，朱家驊托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張國燾轉交五千元支票。陳獨秀把支票放在桌上，看了一會兒，然后原封不動退了回去。他給朱家驊寫了封回信，里面有一句——“卻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萬為我辭”。

不久之后，蔣介石派胡宗南和戴笠以私人名義登門，提著茅臺和水果。胡宗南問他對時局的看法。陳獨秀不冷不熱地招待，從頭到尾不涉及政治。臨走的時候，他讓二人帶話給蔣介石：“好自為之”。他沒有站起來送客。

最絕的是《小學識字教本》的事。這本古文字學專著是陳獨秀晚年的心血之作，1940年他還在石墻院里逐字逐句地修訂，經常寫到深夜，煤油燈把稿紙熏得發黃。教育部預支了八千元稿費準備出版，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1942年重慶一個普通公教人員月薪不過百元上下。陳立夫審閱書稿之后要求改書名，理由是“小學”二字不妥。

陳獨秀只回了一句話：一字不能動。

八千大洋全數退回。這本書直到他去世都未能出版。他寧可讓一家人繼續喝稀粥、住漏雨的土屋，也不肯動一個字。

他不是不知道窮日子的滋味。他在江津這幾年窮到連買宣紙的錢都沒有，給臺靜農寫信，信紙用的是裁開的舊報紙，正反兩面都寫滿了字，墨跡洇透了紙背。但他從不跟人訴苦，偶爾在給老友的信里寫幾句身體不好、胃病又犯了，僅此而已。他把絕大多數時間花在了書桌上——研究古文字，寫《小學識字教本》；關注時局，在最后幾年寫了大量文章和書信，談抗日，談國際形勢，談被壓迫民族的前途。

他的倔強，往前能推很遠。往前推十年，1932年10月他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押到南京老虎橋監獄。審判的時候，檢察官指控他“危害民國”。陳獨秀站在被告席上，沒有請律師，自己給自己辯護，說了一句被當時報紙廣為報道的話：“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于國民黨已耳。”最高法院改判八年有期徒刑，實際關押近五年。這五年里他在監獄圖書室里研究文字學，寫《識字初階》，獄方允許他每天看報、寫文章。

往前再推幾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八七會議上他被撤銷總書記職務。1929年他因為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組織托派活動，被開除出黨。

就在同一時間線上，他的兩個兒子先后倒在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下。長子陳延年1927年6月在上海被捕，臨刑拒不下跪，被亂刀砍死，遺體被剁成數塊扔進黃浦江，年僅29歲。次子陳喬年1928年2月在上海被捕，6月6日在龍華犧牲，臨刑前留下一句話：“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吧！”年僅26歲。

中年喪子，而且是連喪兩子，全是革命烈士。但對陳獨秀來說，他和兩個兒子之間的關系遠不止“烈士父子”這四個字能夠概括。延年和喬年小時候在安慶老家是跟著祖父長大的，吃了很多苦。直到延年、喬年考入震旦大學，陳獨秀才托人將他們接到上海自修法文。在革命信仰上父子殊途同歸，但各自選擇了不同的政見和組織歸屬。他們都是革命者，卻分屬不同的陣營。他沒能保護自己的孩子，甚至因為自己堅持的政治立場，永遠失去了親眼見到他們最后一面、為他們扶靈下葬的機會。

而他一生中最漫長、最遙遠的一次告別，是1949年，他死后第七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百萬雄師將紅旗插上了南京總統府。那個他在1921年親手參與創建的政黨，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他畢生夢想卻終究沒能親眼看見的事業。

1942年5月12日中午。江津一連下了好幾天的雨，空氣潮濕得能擰出水來。

陳獨秀像往常一樣泡了一杯蠶豆花茶——這是給他治病的偏方，醫生說蠶豆花泡水喝能降血壓。但這次的蠶豆花是雨天采的，晾曬不透，已經發了霉，花蕾的顏色從黃白變成了暗褐。泡出來的水是黑的，味道也不對。他喝了半小杯。

當晚就開始上吐下瀉。5月13日清晨，他強撐著病體坐到書桌前，寫下了人生最后一篇文章《被壓迫民族之前途》，墨跡只停在了標題和開頭幾行。他可能還想繼續往下寫，但沒有力氣了。

從那天起，病情反復發作，時好時壞。5月25日，他自知大限將至，把潘蘭珍叫到床邊，只對她說了一句話：“今后一切自主，務求自立。”

5月27日晚9時40分，陳獨秀在重慶江津鶴山坪石墻院那間漏雨的土屋里咽下最后一口氣，享年64歲。他死的時候沒有棺材，沒有墓地。是江津名紳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幫他湊錢辦了后事。鄧蟾秋本人是前清舉人，民國時期四川著名的實業家和慈善家，因敬重陳獨秀的氣節和學問，在江津大西門外鼎山腳下捐了一塊地，讓這個倔老頭有塊地方安放他的傲骨。

送葬那天，三四十位學者名流從江津城里趕來，一兩百個鄉鄰沿途放炮送行，隊伍拉得很長。只有《江津日報》在二版角落發了一條255字的簡短消息，標題叫《一代人杰溘然長逝》。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在了戰時陪都的偏遠郊野里。他的墓很簡陋，墓碑上刻著“陳獨秀之墓”，正碑兩側有碑帖一副，刻著陳獨秀生前最后一副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對陳獨秀有過一段很公允的評價：“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1953年毛澤東乘軍艦途經安慶，接見地方干部時特意問起陳獨秀后人的情況，得知陳松年一家生活困難，當即批示：“陳獨秀后人生活有困難，可以照顧嘛！”此后安慶市委統戰部每月發給陳松年一家三十元生活補貼，這個標準在當時大約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半個月的工資。陳松年后來進入安慶市城建局工作，退休后在安慶安度晚年。

1982年起，安慶市政府陸續整修陳獨秀墓地，如今已建成占地一百五十多畝的“獨秀園”，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江津的石墻院也經過多次修繕，被列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陳獨秀當年退回的那筆八千大洋稿費所對應的《小學識字教本》，在他去世多年之后終于得以出版，學術界評價它“開創了古文字學研究的新方法”。那部他編撰的《新青年》，至今仍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繞不過去的一座紀念碑。

鄧小平后來評價陳獨秀，說過一句很樸實的話：“陳獨秀，不是搞陰謀詭計的。”說這話的人經歷過大起大落，看得懂一個人在絕境中的選擇。陳獨秀這輩子不是沒看清路，他是走得太快，忘了看腳下。但哪怕最落魄的時候，他也沒向任何人彎過腰。那封退回張國燾送來的五千元的信，最后幾個字是一個很硬的句號，墨跡戳穿了紙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