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連續數月停止向日本出口用于軍工產業的重稀土原料后，中方近日對外闡明，這項措施的目的在于制止日本“再軍事化”及其擁核企圖。緊接著，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回應強調日本的“專守防衛”政策不變，中方關于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說法不成立，同時宣稱日本戰后作為和平國家所走過的道路也不會發生改變。中國外交部對此回應指出，“新型軍國主義”是不歸路，敦促日方恪守和平承諾。那么，日本一個正處在加速擴軍進程中的國家，為何還要反復強調自身堅持“專守防衛”？這樣一個正在推動修改憲法、解禁武器出口、采購遠程進攻性導彈的政權，憑借何種依據聲稱其“和平國家道路不會改變”？中國采取的重稀土斷供措施，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對日本的實際走向產生約束作用？

日本在“專守防衛”這一概念上投入了大量政治資源。但東京開始大規模裝備遠程對地攻擊導彈、廢除殺傷性武器出口禁令、改革部隊指揮體系以適應遠征作戰時，原有的定義是否仍然成立？這關系到對日本安全政策走向的基本判斷。日本近年來的防務政策出現了幾個明顯轉向。自衛隊正在被賦予所謂“反擊能力”，這個術語在軍事層面上的實際含義，就是對別國領土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這種能力與“專守防衛”不存在任何延續關系。一支嚴格履行自衛職能的部隊，不需要裝備射程超過一千公里的巡航導彈，也不需要將其指揮體系與另一個國家的戰區司令部進行全面對接。

那日本為何仍然堅持使用“專守防衛”這一表述？對日本政府而言，“專守防衛”在國內政治中承擔著特定功能。它是連接憲法第九條與自衛隊存在之間的橋梁。一旦拆除，自衛隊的法律與道義基礎將面臨廣泛質疑。日本社會對再次走向戰爭有著深刻的歷史記憶，任何政權都不敢輕易公開放棄“專守防衛”的表述。在國際上，這一表述同樣為日本提供了外交空間。有了這個說法，日本可以在與亞洲鄰國的交往中聲稱自身仍然是一個和平國家。

但是，這套論述正面臨越來越大的解釋困難。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介入姿態，是“專守防衛”被架空的最直接證據。臺灣海峽距離日本本土最近處超600公里，日本是否擁有在臺海發生軍事沖突時采取行動的權利，這本身就是一個超出“專守防衛”范疇的問題。高市早苗政權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表明，日本不愿坐視不管。這種表態已經不屬于“專守防衛”所能涵蓋的范圍。

至于日本的擴軍進程是否存在終點？目前的跡象顯示終點尚未出現。日本已經采購了“戰斧”巡航導彈，正在研發國產遠程導彈，防衛開支連續多年創下歷史新高。防務政策的轉向已經進入加速階段。所謂的“專守防衛不變”，與該國實際采取的軍事建設方向之間存在明顯脫節。

“日本作為和平國家所走過的道路不會改變”這個承諾比“專守防衛”更難與現實相符。因為“和平國家”在日本戰后的政治語境中具有明確定位：放棄戰爭、放棄武力威脅、不保有進攻性軍力、不向海外派兵參加戰斗。這些定位正在被逐一改變。憲法第九條是“和平國家”的法律基礎。高市早苗已多次公開表達修改憲法的意圖，核心目標是將自衛隊的存在寫入第九條。這一行動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承認既成事實”，但其真正目的遠不止于此。一旦憲法第九條被修改，限制日本保有“戰爭力量”的條款就會被突破。屆時，自衛隊更名“國防軍”、海外派兵常態化、集體自衛權的全面行使，都將成為可操作的選項。

既然如此，日本政府為什么還要堅持使用“和平國家”這個標簽？對日本政府而言，“和平國家”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正確性的標簽。只要繼續使用這個標簽，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弱外界對其軍事擴張的關注和批評。但這種口頭與現實的脫節已經達到難以彌合的程度。5月中旬，上萬名日本民眾在東京舉行集會，明確反對修憲和擴軍。集會口號、標語的內容包括“停止部署導彈”“不得破壞憲法第九條”。一個真正堅持“和平國家”道路的社會，不需要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政府破壞和平。

還有日本囤積敏感核材料的行為。日本擁有的钚材料儲備量遠超其民用核能需求。雖然日本政府聲稱堅持“無核三原則”，但保有如此規模的核材料儲備，本身就已經引起周邊國家的嚴重安全疑慮。中國這次實施的重稀土斷供措施，一個直接目標就是制止日本的擁核企圖。也就是說，日本存在現實的核武裝風險。

日本內部的政治力量對比也在推動“和平國家”道路的轉向。高市早苗所屬的政治陣營長期主張日本應當成為“正常國家”。在該陣營的語境中，“正常國家”意味著擁有軍隊、擁有交戰權、能夠參與戰爭。這與戰后日本選擇的和平道路存在本質沖突。高市政權正在通過漸進方式推進這一目標：先解禁集體自衛權，再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則，繼而采購進攻性導彈，最后推動修憲。

那日本民眾對“和平國家”道路的認同能夠維持多久？日本戰后和平主義的形成，與戰爭慘痛記憶的代際傳遞存在密切關聯。隨著戰爭親歷者逐漸離世，年輕一代對戰爭的切身感受正在減弱。日本教育體系中關于戰爭歷史的內容也在被逐步弱化。這種代際變化為右翼勢力修改和平憲法提供了社會條件。如果日本年輕一代對和平主義的堅守出現松動，“和平國家道路”將失去最重要的支撐力量。

高市內閣為什么要在加速擴軍的同時，反復強調這兩個“不變”？從對美關系的角度來看，日本需要維持“和平國家”的形象，以換取美國在安全承諾上的持續投入。美國雖然鼓勵日本增加防衛開支、承擔更多同盟責任，但如果日本的行為引發東亞地區軍備競賽或沖突風險顯著上升，美國同樣會陷入兩難境地。日本保持這兩個“不變”的表述，有助于減輕美國國內那些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抱有警惕的政治力量的疑慮。

從對華關系的角度來看，日本的策略呈現出復雜的兩面性。一方面，日本將中國定位為“最大戰略挑戰”，在安全領域采取了大量針對中國的措施，包括在第一島鏈強化軍事部署、介入臺海問題。另一方面，日本又不希望中日關系徹底激化。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經濟對中國市場和供應鏈存在依賴。這次中國停止出口重稀土，日本相關產業已經感受到壓力。在這種背景下，高市內閣拋出兩個“不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緩和緊張關系的意圖。

從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兩個“不變”是高市早苗平衡各方勢力的必要工具。日本政壇并非單一力量主導。自民黨內部存在對高市激進路線持保留態度的派系，公明黨作為在野黨，在和平主義問題上的立場比自民黨更為敏感。如果高市公開放棄“專守防衛”和“和平國家”的表述，將立即招致黨內外的強烈反彈。保留這兩個口號，可以在推進擴軍政策時減少阻力。

但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做法長期來看難以持續。軍事政策的轉向一旦啟動，就會產生自我強化的效應。防衛開支增加之后，需要新的任務來證明新增預算的合理性；采購了遠程導彈之后，需要考慮這些導彈的部署和瞄準目標；簽署了部隊互訪協定之后，需要進行實際的聯合演習和兵力投送。每一步都會產生新的需求，推動日本走向更遠的范圍。兩個“不變”的承諾，最終將被實際行動所否定。

中國停止向日本出口涉軍用戶、用途關鍵重稀土。為什么選擇稀土作為反制手段？因為重稀土是高端軍事工業的基礎材料。沒有重稀土供應，日本的隱身戰斗機無法繼續生產，導彈制導系統難以制造，雷達和高精度光學設備的生產都會受到嚴重影響。這是直接打擊日本軍事工業重要供應鏈的措施。

中國實施這一反制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軍事化”和擁核企圖。這意味著日本目前的軍事擴張已經超出正常的安全防御范圍，進入了足以改變地區力量平衡的領域。如果不加以制止，日本可能在較短時間內形成對中國的實質性軍事威脅。而稀土斷供的實際效果需要客觀評估。短期內，日本可以通過動用現有庫存和尋找替代來源來緩解壓力。但長期來看，失去穩定的稀土供應將對日本軍事工業造成持續影響。而全球范圍內，能夠替代中國提供高品質重稀土的產地極為有限。這意味著日本要么調整軍事擴張的節奏和方向，要么承受軍事工業供應鏈中斷的后果。

日本當前面臨的是根本性的方向選擇。一條路線是繼續推進“再軍事化”，徹底放棄戰后和平憲法，與美國的安全同盟進一步捆綁，在臺海等敏感問題上與中國持續對抗。這條路線伴隨的風險包括：中日關系將長期處于緊張甚至敵對狀態，日本經濟將承受供應鏈中斷和市場收縮的壓力，日本國內的社會分裂將進一步加劇。另一條路線是回歸戰后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條路線需要日本內部進行深刻的政治調整：停止修改憲法的企圖，回歸真正的“專守防衛”，在臺海等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尊重中國的立場，減少對地區安全事務的軍事介入。

高市內閣的兩個“不變”是對上述抉擇的回避。真正的“專守防衛”不需要采購遠程進攻性導彈。真正的“和平國家道路”不需要修改和平憲法、囤積核材料、介入臺灣問題。兩個“不變”越是高調宣傳，與實際情況之間的差距就越發明顯。日本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如何解釋擴軍行為”，而在于“是否要繼續擴軍”。這個問題不存在模糊空間。繼續擴軍，中日之間的對抗將持續升級。停止擴軍，則需要高市政權拿出真正的政治決斷。兩個“不變”是真是假，不取決于日本政府的聲明，而在于日本政府的實際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