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國家原本是為快速取勝而設計，如今卻把未來押注在無休止的動員、更廣闊的緩沖地帶，以及“絕對安全”這一幾乎不可能兌現的承諾之上。

以色列不斷演變的“永久安全”學說，建立在一個深刻的戰略悖論之上。國家越是試圖通過軍事優勢追求絕對安全，就越可能把自己想要消除的不穩定進一步固化下來。

最初，這套學說強調威懾和速決。如今，它已逐步轉向一種持續動員、先發制人作戰和開放式沖突的模式，讓特拉維夫面臨不斷加重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戰略壓力。

近三年來，以色列一直陷于一場多線沖突，戰線橫跨加沙、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也門、伊朗和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起初，這看起來像是一系列彼此關聯的軍事行動，但如今越來越像一種沒有明確終點的戰爭狀態，而這種狀態并未兌現以色列領導人所承諾的絕對安全。

雖然外界常把以色列視為長期遵循單一安全學說的國家，但它的軍事思維其實經歷了幾個彼此交疊的階段。除了應對國家生存性威脅的傳統學說外，以色列還逐步擴展了戰略框架，以處理非常規戰爭以及非國家行為體發動的襲擊。

以色列的基礎安全學說由其開國總理戴維·本－古里安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威懾、預警和決定性勝利。

此后，前國防部長、軍事指揮官摩西·達揚將這一思路擴展為更廣泛的“達揚學說”，其核心是以壓倒性報復讓敵對行為體及其周邊人口承受難以忍受的代價。

隨著時間推移，這一思路又演變成臭名昭著的“達希耶學說”，其特征是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并大規模摧毀與敵對武裝組織有關地區的民用基礎設施。

這一學說最早與以色列2006年對黎巴嫩的戰爭聯系在一起，后來又在加沙被反復使用。人權組織和國際法專家對此提出廣泛批評，認為它違反了國際人道法的核心原則。

許多以色列軍事分析人士認為，2023年10月7日的“阿克薩洪水行動”暴露出該國傳統安全學說三大支柱的全面失效。這一失敗促使以色列安全體系內部展開深刻反思，也加快了尋找新軍事范式的進程。

幾十年來，以色列的戰略依賴于短促而決定性的戰爭，目標是在長期動員耗盡國家社會、經濟和軍事承受力之前結束戰事。但以色列戰略界越來越意識到，面對真主黨這樣的非國家行為體，這一模式已不再足夠。后者組織結構分散，政治韌性也更強，因此能夠在長期消耗戰中生存下來。

今年早些時候，以色列總參謀長埃亞勒·扎米爾宣布采納一項以“永久戒備”為核心的多軸軍事新戰略。這一學說于1月在“后方領導人會議”上提出，標志著以色列正從傳統威懾轉向一種更具進攻性、也更強調先發制人的姿態。

這項戰略放棄了此前的“沖突管理”路徑，轉而主張在威脅演變成戰略危險之前立即加以消除。它還設定了擴大的安全邊界，意在把以色列在物理上與其對手隔開，其中包括哈馬斯、真主黨和伊朗。

這一框架與“永久安全”的概念高度一致。批評者有時把它稱為“超級斯巴達模式”。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此前在描述以色列未來走向時，也曾援引這一設想。

以色列社會學家亞吉爾·列維指出，這一概念大量借鑒了歷史學家德克·摩西的論述，體現的是“一個國家試圖通過過度武力、領土控制，以及在必要時進行人口驅逐，來獲得對所有威脅——包括假想中的未來威脅——絕對且永久豁免”的愿望。

埃齊翁認為，這套學說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地緣政治、歷史背景、國際法、合法性以及非軍事因素。列維則把它描述為一種“偏執意識”的體現，認為這種意識不給威懾性妥協或政治解決留下空間，反而會制造自我實現的威脅。

列維認為，這會“打開大門”，通向“滅絕、驅逐，或對那些被歸類為國家生存性威脅的群體施加絕對控制”。

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認為達揚學說并沒有被拋棄，而是被調整后納入了一個更廣泛的永久戰爭體系。

以色列的戰略困境還因地理和人口因素而進一步加劇。由于缺乏足夠的戰略縱深，且可動員的人力儲備有限，以色列在結構上始終容易受到長期消耗戰的沖擊。

地中海觀察站高級分析師朱塞佩·登蒂切指出，對于以色列而言，長期戰爭在結構上的代價高于它的許多對手。登蒂切來自圣皮奧五世政治研究所下屬的地中海觀察站。

盡管以色列軍隊在技術和作戰層面依然能力很強，但與大國不同，以色列很難在不積累內部壓力的情況下，長期承受平民生活受擾、預備役持續動員、經濟生產受損和社會穩定被侵蝕的局面。長期動員會逐步拖累生產率、社會凝聚力和政治穩定。

財政負擔已經變得十分沉重。反復動員、生產和服務中斷以及投資不足，持續壓低經濟表現。以色列銀行估計，加沙戰爭的經濟總成本約為3520億謝克爾，約合1120億美元。

他對媒體表示：“韌性并不是無限的。社會可以在短時間內忍受緊急狀態，但一旦永久性不安全被常態化，承受起來就會困難得多。”

他警告說，真正的危險不是立刻崩潰，而是緩慢的耗竭：對制度的信任被侵蝕，社會凝聚力減弱，政治極化加劇，人們對永久動員是否可持續的信心也會下降。

在內塔尼亞胡政府治下，以色列同時在七條戰線上展開對抗：伊朗、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也門、加沙和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以色列領導人越來越多地承認，該地區已經進入長期沖突和“永久戰爭”的時代。

一個原本為臨時緊急狀態而設計的國家，如今卻采取越來越把永久沖突常態化的戰略，這種矛盾或許正是以色列今天面臨的核心戰略困境。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教授內森·布朗認為，以色列試圖通過強制人口遷移、分層緩沖區、摧毀民用基礎設施以及肢解敵對領土，來化解這一矛盾。落實到現實中，這意味著如果無法徹底消滅對手，那就摧毀支撐對手存在的空間。

但以色列越是試圖通過壓倒性武力和擴大軍事行動來獲取安全，就越可能重演同樣的循環——這一循環曾在1982年后催生真主黨，也在數十年的占領和封鎖中強化了哈馬斯。

布朗對媒體表示：“短期來看，這確實帶來了一些戰術上的成功……但它需要高度動員，導致國際孤立不斷加深，而且幾乎看不到長期戰略成功的證據。”

登蒂切也認為，這一挑戰不僅是軍事層面的，更是結構性的。一個圍繞緊急動員和速決勝利建立起來的國家，一旦緊急狀態變成永久狀態，就可能陷入深刻困境。持續軍事化有削弱民主制度、破壞經濟可持續性并造成長期社會疲勞的風險。

如果軍事勝利沒有政治解決相配套，原本意在消滅的抵抗運動，反而可能在無意中被重新生產出來。

盡管內塔尼亞胡幾乎在每次停火后都會宣稱勝利，并堅稱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許多觀察人士對此依然深感懷疑。

布拉德福德大學榮休教授保羅·羅杰斯對媒體表示，以色列正陷入一種他所說的“在不安全中堅不可摧”的狀態——它在軍事上占據主導地位，但在戰略上卻比幾年前更不安全。

真主黨、哈馬斯、也門與安薩拉拉結盟的武裝力量以及伊朗，似乎越來越適應長期非對稱戰爭的邏輯。

與以控制領土和取得決定性戰場結果為目標的常規軍隊不同，這些行為體更看重持久性、分散化、靈活性和消耗。它們的目標未必是徹底贏得軍事勝利，而是生存下來，并逐步削弱對手的政治意志。

登蒂切認為，雖然以色列在技術、經濟和常規軍事層面仍然占據壓倒性優勢，但在消耗戰中，決定性因素往往不是絕對實力，而是能否在維持社會凝聚力和作戰連續性的同時，承受持續成本。

從這個意義上說，登蒂切認為，非國家行為體在長期沖突中可能擁有結構性優勢，原因恰恰在于，它們較少受到一個國家必須持續應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壓力的約束。

因此，核心問題已不再是以色列能否在軍事上打贏戰爭，而是一個為快速取勝而建立的國家，是否能夠無限期維持永久戰爭學說，而不最終耗盡自身安全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