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日本記者小俁行男寫的《侵略》這本書,他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戰后檢察官,就是當年跟著日軍進南京的隨軍記者,他在書里記下一句話“在南京沒有不強奸的日本兵”,這話沒有修飾也不帶情緒,就是用白描手法寫的,他當時就在現場看到整支軍隊都在做這種事不是少數人失控,這個證詞特別重要因為它來自加害者內部比事后控訴更難被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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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暴后馬上槍殺受害者,小俁說這是常見做法,目的就是不留活口、消除痕跡,這并非失控發泄,而是像完成工作一樣干脆利落,士兵們動作熟練得如同清點彈藥、整理裝備那般自然,這種暴力不是情緒宣泄,而是一套固定流程——先侵犯再滅口,形成完整鏈條,這和納粹處理尸體的方式有些相似,但日軍做得更日常化,沒人認為這屬于越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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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說士兵只是聽命行事,被蒙蔽了眼睛,但小俁的記錄顯示,底層士兵根本不需要等命令,他們自己動手,成群結隊地干,無論老人、孩子還是婦女都不放過。南京失守后秩序亂了,這給了機會,可真正的原因在于制度默許:1937年日本軍隊發的戰地紀律手冊里,對搶劫和性侵基本沒有處罰規定,查過檔案,那段時間基層部隊沒人因為這類事受罰,士兵們心里明白,干了也不會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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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高層沒有直接下達允許強奸的命令,他們卻通過其他方式為暴行鋪路,戰前宣傳把中國人說成低等人和可以搶掠的對象,打仗時讓士兵靠搶奪物資來補給,這等于變相鼓勵掠奪行為,戰后還給那些立下功勞的人頒發獎狀并提升職位,久而久之作惡變成盡責的表現,良心反而成了負擔,這種情況跟越戰時美軍在美萊村的行動類似,但規模更大持續更久影響范圍也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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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設立的國際安全區本來應該成為避難場所,但程瑞芳的日記中記錄到日本士兵照樣闖進去,連教堂和醫院都沒有放過,張純如后來查閱資料也證實了外國使館周圍都發生過強暴案件,所謂的安全其實只是個幌子,南京城里根本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日本參謀部在自己的戰報中提到的治安整頓實際上就是挨家挨戶進行搜查,把那些可能說出真相的人全部清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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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讓人心里發涼的,不是那些暴力行為本身,而是施暴者的樣子,他們不喊不叫,不出汗不喘氣,干完就走,好像只是交個差,沒人覺得自己在犯罪,只當是完成了戰勝者該做的事,人性不是一下子變壞的,是在一天天重復里磨掉的,制度不懲罰惡行,反而給它發錢、頒獎章,人就慢慢覺得,這不算錯,只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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