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新研究表明，黑人被羈押者在警方拘留期間遭脫衣搜查的可能性，是白人被羈押者的兩倍以上，同時，政府承諾開啟青少年司法改革的新階段，重點是保護脆弱兒童、減少傷害。

新的證據揭示了警方拘留期間脫衣搜查這一做法中令人不安的現實。脫衣搜查是警方在封閉環境中可動用的侵入性最強的權力之一，對兒童和其他脆弱群體尤其有害。

長期以來，證據一直顯示，黑人、亞洲人和少數族裔更容易遭遇這種做法。種族差異在兒童群體中似乎尤為明顯。在最新發表的研究中，我與同事阿比·戴蒙德分析了某英格蘭警察部門在2018年至2022年間收集的25000多份拘留記錄，以更好理解哪些因素會影響拘留期間是否實施脫衣搜查。

我們采用統計模型，控制了涉嫌罪名、心理健康和自殘等因素、是否使用武力以及到達時間等變量。即便將這些因素全部納入考量，黑人被羈押者遭脫衣搜查的可能性，仍然是白人被羈押者的兩倍以上。這一結果與既有證據一致，顯示脫衣搜查的使用中長期存在種族差異。

過去很少能進行這樣層次的分析，部分原因在于，持續一致且細致的數據很難獲得。另一個復雜之處在于，法律對脫衣搜查的適用門檻并不十分明確。

在一些拘留區，也就是警方在警局內辦理手續并羈押人員的區域，被羈押者可能會被要求換上防撕裂衣物，以降低自殘風險。根據2015年的一項法院裁決，這在法律上可以構成脫衣搜查。負責監督拘留區內羈押和被羈押者福祉的拘留警長，對于何時以及如何使用這項權力，擁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

種族差異的一種可能解釋是，黑人在涉違禁物質案件中受到警方盤查和執法的比例本就偏高。此類案件逮捕與脫衣搜查本身也高度相關，因為警員可能懷疑被羈押者藏匿了相關物質。

當我們控制了逮捕所涉罪名，包括涉違禁物質相關罪名后，種族差異略有縮小。但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黑人被羈押者遭脫衣搜查的可能性，仍然是白人被羈押者的兩倍以上。換句話說，罪名類型能夠解釋部分現象，但無法解釋這一模式本身。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種族與其他特征交叉疊加時，情況會更加突出。2020年，倫敦一名黑人女學生“Q兒童”在學校內遭警方脫衣搜查，這一事件引發了外界對“成人化”問題的擔憂。

所謂“成人化”，是指人們傾向于把黑人兒童視為年齡更大、責任更重、也更不值得被保護，相比之下，他們得到的保護少于同齡白人兒童。我們的發現進一步印證了這些擔憂。我們發現，黑人兒童遭脫衣搜查的可能性明顯更高，已經超出單獨由種族或年齡所能解釋的程度。在同時考察種族與性別時，我們也發現了類似模式：黑人男性遭脫衣搜查的可能性同樣高得不成比例。

唯一一項可比研究完成于20多年前，地點是倫敦一處拘留區，結果與本研究驚人相似。那項研究發現，黑人被羈押者遭脫衣搜查的可能性更高，而這并不能僅用罪名類型來解釋。不過，那項研究無法進一步分析種族與年齡、性別如何交叉作用。

我們的研究在近20年后展開，研究對象是一支服務于以白人為主、鄉村地區的警察部門，但得出了同樣的模式。研究還顯示，在種族、年齡和性別交叉疊加時，這種差異會進一步加劇。

我們發現，即便控制了罪名類型和其他相關因素，黑人男性遭脫衣搜查的可能性仍是白人男性的2.3倍，黑人兒童則約為白人兒童的3.5倍。地點不同、時間不同、數據不同，但這種差異依然存在。

英格蘭和威爾士警方的官方指引規定，搜查應當“尊重并維護尊嚴”地進行。經歷過脫衣搜查的人卻持續將這一經歷形容為“有辱人格”“令人羞辱”，并帶有創傷性。警方常以保護為由為拘留期間的脫衣搜查辯護，例如為了應對自殘風險，或保障被羈押者在拘留期間的安全。

在我們的研究中，即便控制了其他重要因素，存在心理健康問題、有自殘史或有物質使用情況的被羈押者，遭脫衣搜查的可能性都更高。

這些發現與外界所說警方日益趨于“風險規避”的做法相一致。也就是說，在拘留環境中，警員會采取更強調預防、也更具侵入性的風險管理方式。但如果過于強調警員如何管理風險，脫衣搜查帶來的傷害就更容易被忽視。

我們還發現，在拘留期間曾被使用武力的被羈押者，遭脫衣搜查的可能性接近其他人的5倍。我們無法確定這兩類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武力本身可能就是為了實施搜查而使用。

但這也提出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可能：脫衣搜查有時發揮的作用，未必更多是保護措施，而可能更像是對被視為“不配合”者的一種回應。某種意義上，這或許成了對那些“不肯順從”的人的懲罰。

上一屆政府曾提出修改《警察與刑事證據法》，意在加強圍繞脫衣搜查的保障措施。不過，目前沒有跡象顯示現政府計劃繼續推進這些提議。這些程序性保障從原則上說值得歡迎，但僅靠程序本身，恐怕難以觸及我們研究所揭示的更深層模式。

當關懷與保護的話語，持續給黑人男性、兒童和其他脆弱群體帶來更糟糕的結果時，社會就必須正視：這究竟說明了警方權力的行使方式存在什么問題。歸根結底，管理風險的責任，不能與避免造成傷害的責任分割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