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只是一部票房“黑馬”，更像是對潮商底層邏輯的一場“文藝復興”。

《中國企業家》見習記者 陳浩

記者 馬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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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給阿嬤的情書》票房已突破11億元。

剛擠入五一檔時，它的排片只有1.6%，首日票房377萬元，多家平臺給出的總票房預測不過千萬元量級。而25天后，它成了2026年春節檔之后，第一部躋身“十億俱樂部”的國產片。

這是前所未有的“票房奇跡”——全片九成以上是外地人聽不懂的潮汕方言，演員清一色素人，沒有流量明星，沒有大制作，成本據傳只有1400萬元。上映之初，在多數人的認知中，它是又一部注定埋沒在檔期里的小眾文藝片。

直到5月5日，“劇情”完全反轉。豆瓣開出9.0分，后續漲到9.2分，它成了近十年評分最高的國產劇情片。隨著口碑發酵，排片一路爬到最高50%以上；非潮汕地區的觀眾占比，也從最初的一成漲到五成以上。

電影先在潮汕“起勢”，點映階段，只是汕頭一地票房就破了360萬元；再擴到廣東全省，繼而全國，上映第十天票房破億元；母親節當天，它登頂全國單日票房冠軍。這條由南向北、從潮汕圈層層展開的曲線，被網友戲稱為“北伐”。有影評人在播客中提到，很長一段時間，潮汕方言在大銀幕上是稀客，這一次，潮汕人“腰板子直了”。

故事本身并不復雜：欠了一身債的孫子曉偉，聽信“阿公在泰國成了億萬富翁”的家族傳說，瞞著阿嬤（葉淑柔）遠赴泰國尋親，卻挖出一個跨越半個世紀的真相。阿公鄭木生早在1960年就客死異鄉，這幾十年來以他的名義給阿嬤寫信、寄錢、撐起這個家的是一個素昧平生的女人——謝南枝。

藍鴻春對故事的處理方式也非常克制：鄭木生的死，沒有慢鏡頭和煽情配樂，他在河邊被歹徒推入水中，生命就戛然而止。多年后，淑柔得知南枝守護了幾十年的真相后，赴泰國感謝，可此時的南枝已失去記憶，只怔怔地望著她，反復問一句：“咸豬肉，你收到了嗎？”

這么一部幾乎把“小眾”寫在臉上的電影，怎么就成了？

沒有明星、純方言、濃重的地域與文藝氣質，在傳統影視資本眼里約等于“票房毒藥”。藍鴻春前期找投資屢屢碰壁，選角的頭兩個月一分錢沒進賬。破局靠的是個笨辦法：團隊里做過會計、當過策劃的潮汕人朱麗云，把劇本改寫成一部更好讀的小說，指望它能打動投資人。

據劇組人士回憶，有近一半的資金，是“把故事講到投資人落淚”湊出來的。超過七成的投資來自有著相同文化血脈的本土企業，四家出品方中，金螞蟻影視、榮德控股、立春影業都扎根深圳，只有主宣發的大麥娛樂是行業里的熟面孔。

除了企業投資，這部電影還用上了“眾籌”。據帆書App創始人樊登此前講述，一位潮汕年輕人告訴他，這部電影的部分投資，是100多個潮汕年輕人“一個人幾萬”地湊起來的，而且很多人純粹沖著情懷，沒指望賺錢。

誰也沒料到，這份情懷最后會變成近年中國影壇最劃算的一筆投資。按國內票房分賬慣例，片方約能拿到總票房的四成。若最終票房如各大平臺預測落在16億到18億元，片方分賬將達6億到7億元，投資回報率被業內估到30倍乃至50倍。

來源：視覺中國

自影片上映至發稿，大麥娛樂股價累計漲幅已超過8%。盡管制片人鄭萱軒事后謹慎地說，影片并不像外界傳言的“那么小成本”，但這樁生意的投入產出比，已足夠讓一眾大制作影片汗顏。

在上映之前，藍鴻春心里有一本賬。作為立春影業的創始人，他不光是導演，還是一個生意人。他給自己定的及格線是豆瓣8分、靠潮汕和廣東本地票房“兜底”就能回本。

省錢貫穿始終。盡管選角花了九個月，但標準只有一條，“共情力大于演技”，而非依賴流量演員。飾演阿嬤的吳少卿是個84歲、從沒演過戲的本地老人，她憑著生活記憶即興說出的那句“死這么早，孤兒寡母怎么過”，成了點睛之筆；女主角李思潼是廣東財經大學金融系的學生；很多在橫店的潮汕籍群演，專門請假趕回來無償出演……

拍攝還用了很多“土辦法”：監視器用iPad代替；移動鏡頭是把攝像機綁在電動三輪車的鋼管支架上；泰國的跨國拍攝，只有四個人、一臺單反、一套收音設備……

宣發同樣草根。路演一開始只在廣東省內“打轉”；片尾的鳴謝名單被網友形容成一張“汕頭小吃地圖”，贊助商多是本地的奶茶店、牛肉丸店、甘草水果攤……

電影開場，是曉偉的一句自白：“阿嬤說，做人要有情義，無情無義的人不能交往。”銀幕之內，是一個關于“情義”的故事；銀幕之外，也是一群人靠著“情義”，湊出了這攤生意。

信用

為什么是潮汕人，能用這種方式“湊”出一部電影？

潮汕人經常用方言“省尾國角”來自嘲家鄉的偏遠：三面環山、一面向海，人稠地狹，生產資料緊張。從清代起，無數潮汕青年登上“紅頭船”，漂洋過海去暹羅、新加坡、馬來亞“討食”。

據記載，道光二年至咸豐八年的36年間，旅居暹羅的華人數量從4萬多猛增到150多萬，其中五分之三是從樟林港出海的潮人。一首流傳至今的潮汕歌謠唱道：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條浴布去過番……火船駛過七洲洋，回頭不見我家鄉。

在當時的環境中，沒有既定的規則能護著這群番客，他們唯一能依靠的是同鄉、宗族，和基于血緣地緣的信任。電影里，17仔為萍水相逢的木生做擔保、安頓住處，憑的就是這種信任。

把這套信用具象化的是“僑批”。“批”在潮汕話里就是“信”，“僑批”是華僑寄回家鄉的匯款與家書的合稱，講究“銀信合一”。2013年，它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在缺乏監管的年代，一封僑批要兩次漂洋過海、兩地精準投遞，全憑水客的良知和批局老板的信譽托底。汕頭僑批文物館里，留著批局封套上的一枚印戳：“原批郵途遺失錄奉還批銀”，說的是批信若在途中丟了，批局照樣把銀錢賠給收批人。

電影里那場眾人給陌生年輕人湊錢的戲碼，也并非虛構。

暹羅的銀信局里，一個剛“過番（下南洋）”的年輕人攥著空空的口袋急得直掉淚。母親病了，他卻沒有一分錢寄回家鄉。消息在同鄉間傳開，一群素不相識的潮汕人圍過來，把手里的錢一張張塞給他，“有老鄉在你放心”。

這個鏡頭，濃縮了無數真實的僑胞故事：在沒有銀行、沒有契約、沒有官方機構為異鄉人兜底的年代，一個潮汕人能依靠的，只有另一個潮汕人。

藍鴻春說，《給阿嬤的情書》九成以上的細節都來自這樣的真實歷史，連鄭木生都有原型——他母親的舅舅，一個在暹羅蹬三輪車謀生的華僑，把血汗錢寄回家供弟妹讀大學，最后只有骨灰回到了故里。

藍鴻春自己，也是用了10年時間，給方言電影這門生意慢慢攢“信用”。

拍《四海潮味》紀錄片時，他的團隊跑了好幾個國家，走訪300多個散落南洋的潮汕家庭，聽他們講述被“下南洋”撕扯出的遺憾與故事。這些大多沒有轟轟烈烈的生離死別，講述者也都輕描淡寫，“像在說別人的事”，可他“聽一個，心里就酸一下”。大綱寫完，他沒急著寫劇本，而是先做了半年調查，自嘲是“本科生去搞博士論文”。

這些走訪里，有不少人后來成了電影的一部分。藍鴻春回憶，泰國潮州會館的成員主動找上門來當群演；在越南一個潮汕籍村落，他們遇到年逾七旬，仍堅持教孩子們中文和潮汕話的芬姐。電影熱映后，芬姐也在眾人幫助下回到汕頭，踏上了父親日夜思念的故土。

藍鴻春在采訪中說，過去許多人因種種原因數十年無法歸鄉，家人或友人便瞞下其離世的消息，照舊寄錢回家，以“他還在世”的口吻繼續寫信。那個年代文盲率高，寫信要口述、請“先生”代筆，收信一方往往也不識字、需人誦讀，一封僑批常經兩三人之手，由此生出種種誤傳與錯位。這層“含蓄的美學與戲劇性”，被他寫進情節中。

片中那些半文半白的批語，比如“敬你持家有方，但切莫過于節儉，一切有我”“見子女茁壯成長，欣慰非常，這是你我共修之驕傲”，配上潮汕話誦讀，幾乎是另一種古詩詞的樣子。藍鴻春說，淑柔與南枝兩個角色并沒有完全的故事原型，“她們就是自己熟悉的、身邊至親的樣子”。

導演藍鴻春 來源：視覺中國

1985年生于汕頭的他，畢業于華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在鳳凰衛視做了6年紀錄片編導，2016年辭職創業，開啟了一場10年長跑——他要拍屬于潮汕人的電影。

2018年，他和搭檔鄭潤奇抱著試一試的心態，用幾百萬元成本拍出全國第一部潮汕話院線電影《爸，我一定行的》，最終收獲4707萬元票房。收益不算多，卻證明了一件事：市場缺乏這種有根的、地域性的故事。

2022年的《帶你去見我媽》，講一個深圳潮汕青年帶杭州的離異女友回鄉見家長，成本約1000萬元，票房2374萬元，豆瓣7.4分。

但這兩部片子，幾乎是純粹的“區域生意”——廣東一省分別貢獻了票房的97.8%、97.9%。

藍鴻春把父親、母親挨個拍完，第三個自然就想到了阿嬤。也正是前兩部攢下的口碑與班底，讓潮汕話電影第一次真正破了圈。當年陪他“試一試”的鄭潤奇，這一回演的正是片中千里尋親的孫子曉偉。

按照影迷的說法，這種由近及遠，靠的是潮汕人出了名的團結：能說潮汕話，便是“膠己人”（潮汕話“自己人”的意思）。汕尾的一位影評人看完后的第一反應是，“終于懂了上海人看《繁花》時的心情”。

潮商的“文藝復興”

而在藍鴻春的小人物敘事之外，同一套鄉土體系也曾壘起過龐大的財富神話——潮商。這個曾經在中國商業版圖極具“權勢”的詞已淡去許久，但這也是它有魅力的地方。

有一句俗語講，“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錢賺的地方就有潮商。”坊間流傳，最鼎盛時，香港股市四成的市值握在潮汕人手里；泰國的潮人多達500多萬，幾乎攥著這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東南亞的華人首富，也曾清一色是潮汕人。

電影把故事放在暹羅，并非隨手安排。在鄭木生這樣的窮番客身后，正是同一股移民潮，其中還涌出了泰國最有錢的幾個家族。

陳弼臣，祖籍廣東潮陽峽山（今屬汕頭），1944年12月在曼谷與友人合辦了盤谷銀行。當時泰國金融業被外資銀行把持，他們要求貸款者提供銀行保函、繳納近乎全額的保證金，本地華商多被擋在門外。陳弼臣破了這個規矩：盤谷銀行對一些客戶只收極低的保證金，有時甚至貨到付款。這一招換來大批華人客戶的信賴，盤谷銀行一路成長為泰國乃至東南亞最大的銀行。

離電影地理坐標最近的，是謝國民和他的正大集團。據正大集團官網，謝國民1939年生于泰國，祖籍是廣東汕頭澄海。《給阿嬤的情書》里阿嬤晚年那座郁郁蔥蔥的南洋風老宅，取景地就坐落在這里。

正大由謝國民的父親謝易初在1921年創辦，從一家賣菜籽的種子行起步。改革開放后，正大成為第一家進入中國大陸的外商投資企業，在深圳拿下編號“0001”的外資營業執照；謝國民為集團立下“對國家有利、對老百姓有利、對公司有利”的“三利原則”。據其官網，2024年正大在華營業額達2080億元。

還有普寧果隴村走出的莊世平：1949年，他靠1萬美元在香港創辦南洋商業銀行，開業當天升起全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幾十年后，他把名下價值300多億港元的兩家銀行無償捐給了國家，沒給子女留下分文，長子退休前還在開出租車。

這些名字背后，是潮商最引以為傲的敘事：從小商小販做到富甲一方，講的是“義利合一”、一諾千金。

進入21世紀之后，潮商的標志性人物之一是汕頭人黃光裕，這也是“潮商”最近一次的巔峰。

他出生在潮陽一個貧寒之家，少年撿過破爛，初中肄業，十六歲時隨兄長北上闖蕩。有意思的是，他母親一脈的祖上，正是泰國的潮商僑胞，只是到他出生時早已家道中落。1987年元旦，國美電器在北京前門掛牌，此后他三度登頂中國首富。

但2010年，他獲刑入獄。他的“倒下”，在潮商中掀起一場多米諾骨牌式的反應，多位當時叱咤商界的潮汕籍企業家出事。黃光裕2021年出獄時，很少有人再把他當成精神領袖，“潮商”這個帶著江湖氣的詞也慢慢淡去了。

但這不等于潮商的故事終結，只是今天最能代表他們的人，已不再把“潮商”掛在嘴邊。

1988年，21歲的潮汕姑娘王來春擠在富士康深圳工廠的招工隊伍里，成了首批100多名大陸工人中的一員；她從流水線一路做到課長，那是當時大陸員工在富士康能爬到的最高位置。

來源：電影官方海報

而2010年，當她帶著立訊精密登陸深交所后，她啃下了更多蘋果的訂單，做成了AirPods的最大代工廠、iPhone的整機組裝商，還把觸角伸向了新能源汽車。如今立訊精密A股市值超過5000億元，去年營收超3300億元，王來春被稱為“潮汕女首富”。

從打工妹到制造業巨頭，她走的不再是熟人抱團、悶聲發財的老路，而是產品、訂單與資本市場的現代企業邏輯。潮商走到現在，已經是一條從“熟人信用”到“規則信用”的新路。

《給阿嬤的情書》最后，銀幕上閃過一封封真實的僑批原件。鏡頭拉遠，鄭木生、謝南枝、葉淑柔，不過是千萬海外華僑的縮影；而開場那句“做人要有情義”，兜兜轉轉，落回了原點。

某種程度上，這部電影不只是一部票房“黑馬”，它喚起了一群人的記憶，更像是對潮商的底層邏輯——情義和信用的一場“文藝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