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托尼爵士最近一次對工黨的長篇說教，核心處藏著一個悖論。如今他似乎明顯不太喜歡工黨。
他還認為，只有體現一種“激進中間路線”，政府才能實現英國迫切需要的增長和生產率提升。說到底，這意味著幾乎要否定一切帶有進步主義抱負和意圖的政策。
因此，前衛生大臣韋斯·斯特里廷因主張提高資本利得稅而遭到抨擊。勞工權利改革被批評會壓制私營部門的“企業活力”。社會福利支出需要收緊，以便把更多錢花在國防上。凈零目標要被擱置，轉而重新大舉開發石油和天然氣。對唐納德·特朗普則應采取安撫姿態。
托尼爵士或許確實有理由對自己的國內政治遺產格外敏感。他領導的新工黨政府在一些關鍵領域成就不小，比如國民保健制度撥款，以及“確保開端”和最低工資等政策。
但關鍵在于，他們受益于一個更為有利的經濟環境，而這一環境危險地建立在金融放松監管之上，同時又伴隨著不斷擴大的不平等。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這個世界隨之坍塌。
此后，增長、工資和生產率一直停滯不前，緊縮政策也掏空了許多社區。去工業化帶來的社會經濟后果被鮮明地暴露出來，在負擔能力危機之下，生活水平也大幅下滑。
正如托尼爵士所指出的，這自然讓人們不再滿足于一成不變的老式政治。但如果他以為公眾的呼聲，是要進一步加碼一套早已失去公信力的經濟正統觀念、對人工智能實行放任式監管、再把勞工權利付之一炬，那就是一廂情愿了。英國政治版圖之所以在左翼和右翼兩邊同時碎片化，恰恰是因為對太多人來說，中間路線并沒有帶來公平的結果。
工黨的拉票人員經常反映，政府早期最具標志性的決定之一——限制冬季燃料補貼——直到將近兩年后的今天，仍會在選民家門口被反復提起。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無論下次選舉由誰帶領工黨出戰，成敗都取決于它能否讓足夠多的選民相信，它真的致力于建立一個更公正的經濟安排。令人費解的是，托尼爵士似乎對這一現實相當遲鈍。
伯納姆周三說：“他一次都沒有提到不平等?！彼€說：“如果你不明白這正在如何驅動當下的政治……那你就沒有看懂到底發生了什么?！?/strong>
確實如此。工黨如果想扭轉頹勢、重新與這個國家建立更好的聯系，應該去別處尋找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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