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位數年薪到328港元一堂課：洪朝豐用半生瘋癲，換來一個盤腿而坐的晚年，2026年4月，一條消息在港媒角落里悄悄冒了出來。

一個曾經年薪七位數的香港頂級DJ，如今靠一堂三百多塊的頌缽課謀生——這個反差之大，足以讓不熟悉他的人以為是編出來的段子。可偏偏，這就是洪朝豐真實的人生。

要理解一個人為什么能從山頂走到谷底，又從谷底爬回到一種近乎＂歸零＂的平靜，光看履歷表是不夠的。你得看他在最崩潰的那個時刻，到底經歷了什么。

有一個場景，他自己講過不止一次。那是他在香港某間醫院精神病房里住著的日子。

最嚴重的時候，手、腳、胸口都被綁住，像一條擱淺的魚被按在岸上，動彈不得。他后來說自己當時本能地抗拒吃藥，因為吃了藥就等于承認自己是個病人。

這句話細想起來很殘忍——一個習慣了被聚光燈照耀的人，連承認自己病了這件事，都要過一道心理上的生死關。但這不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面對＂要不要承認＂的問題。

某種程度上，洪朝豐的前半生就是在各種＂不敢承認＂和＂不愿面對＂之間反復折騰，而每一次逃避的代價，最終都由他自己來埋單。先說他是怎么走上巔峰的。

這份學歷放在那個年代的娛樂圈，幾乎是碾壓級別的存在。1983年，洪朝豐開始在電臺主持音樂節目，題材涵蓋西洋歌劇、古典音樂、懷舊金曲等，尤以人物專訪及清談節目最受聽眾歡迎，包括《精裝名人錄》和《日月星辰》。

他到底紅到什么程度呢？洪朝豐主持的電臺節目《日月星辰》連續六年（1994年至1999年）都成為了香港十大最受歡迎的電臺節目。

1997年3月，他跳槽到新城電臺，當時透露年薪達七位數，是港臺薪資的兩倍。九十年代的七位數港元年薪，換算到今天的購買力相當可觀。

那時候的洪朝豐，就是香港電臺界最亮的那顆星。但高處不勝寒這句話，說的從來不只是天氣。

一個人在最風光的時候，往往也是內心裂縫最深的時候。只是外面的掌聲太響，把裂開的聲音蓋住了。

外界當時只聽到些模模糊糊的風聲，沒人說得清楚到底為什么。很多年以后回頭看，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和他后半生的所有風波，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但在當時，洪朝豐選擇了不說，或者說——不敢說。接下來的事情，才是真正把他推向深淵的轉折點。

1998年11月，寶詠琴與前男友蕭永豐分手后接受當時在新城電臺任DJ的洪朝豐訪問，寶詠琴被洪朝豐吸引，很快兩人便公開戀情。寶詠琴是什么來頭？

這里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么一個飽經世故的女富豪，會對一個電臺主持人如此飛蛾撲火？很多人簡單地歸結為＂被騙了＂，但真相恐怕更復雜。

說白了，一個好的訪談主持人最擅長的事情，就是讓對面的人覺得＂被看見＂了。兩人在一起后高調得不可思議，出席活動手牽手，一起上電視節目，寶詠琴甚至用＂置之死地而后生＂來形容這段戀情。

但僅僅11個月后，一切就崩盤了。兩人宣布分手，洪朝豐透過傳媒頻繁公開大罵寶詠琴。

據參考資料記載，洪朝豐甚至向對方索要高達11億港元的分手費，以對方的隱私作為要挾籌碼。這種做法在任何時代看來都很難讓人同情。

但如果把它放在洪朝豐當時的精神狀態下去理解——一個已經開始受躁郁癥困擾的人，做出的決定往往不是理性判斷的結果，而是被放大到極端的情緒反應。

這不是在給他開脫，而是在提供一個解讀角度：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癲狂行為＂，背后其實是一個正在失控的大腦。隨后三年的＂互撕＂才是真正令外界瞠目結舌的部分。

兩個人你來我往——記者會、公開信、出書爆料，每一輪都比上一輪更激烈。2000年1月，寶詠琴召開記者會，公開揭示了洪朝豐的性取向問題。

而洪朝豐的回應更為極端，他放出狠話說要和她＂糾纏到底＂，看誰命長，就算自己先死也要＂化成厲鬼＂。這種表述放在今天來看，與其說是仇恨，不如說是一種極度失控狀態下的嘶吼。

一個正常人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但一個躁郁癥反復發作的人，完全可能。2003年4月，寶詠琴因癌癥去世，這場曠日持久的糾纏才被畫上了句號。

洪朝豐出現在了她的葬禮上，全程沉默。站在那個靈堂里的他，內心翻涌著什么？我們不得而知。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這段關系對雙方造成的傷害，遠比外界看到的更深。寶詠琴在與病魔搏斗的最后幾年里，還要承受來自前情人的公開攻擊，這對一個癌癥患者的身心消耗是難以估量的。

而洪朝豐自己，也在這場互相毀滅式的對峙中，把僅存的公眾形象徹底耗盡了。這里需要補充一個關鍵背景：洪朝豐的躁郁癥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寫在基因里的。

他的父親死于肺癌，母親患上老年癡呆，堂兄四十歲就因躁郁癥離世，親哥哥也因抑郁酗酒后意外身亡。這個家族像是被某種看不見的東西籠罩著，每一代人都在和自己的身體與精神艱難抗衡。

理解了這一點，再回看他那些年在公眾面前的種種失態，就不能簡單地用＂癲狂＂二字一筆帶過了。寶詠琴離世后，洪朝豐的人生并沒有因此平靜下來。

他被坊間冠以＂四大癲王＂之一的稱號，和同樣命運坎坷的藍潔瑛、陳寶蓮、蔡楓華并列。這四個人是香港娛樂黃金年代的一個側面——那個時代造就了無數神話，但同樣有一批人被碾碎在車輪之下，而沒有人去扶他們一把。

2006年前后，洪朝豐的躁郁癥反復發作，曾在一次事件中被鄰居報警，警方趕到時他已處于精神失常狀態，最終被送進了精神病房住了將近一個月。他后來回憶那段日子，說了一句頗為心酸的話：在精神病院里不吃藥的，才會被當成病人。

換句話說，他花了很長時間才學會一件事——接受治療不是示弱，而是自救。命運對他的考驗還遠沒有結束。

洪朝豐在2017年10月確診患上舌癌，為了對抗癌魔不惜接受手術切除舌頭，未料術后又發現癌細胞擴散到淋巴。手術切掉了左邊三分之二的舌頭，用臉頰和大腿內側的組織造了半邊新舌頭。

對一個靠嘴吃飯的主持人來說，這等于宣告了職業生涯的終結。之后醫生又在他的小腸中發現了一個約4厘米大的腫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癌癥像是和他較上了勁。患病期間他曾有過輕生念頭，有一天電療后回到家里，走過21樓的欄桿望下去時，想著是不是就這樣完結自己的生命。

阻止他邁出那一步的，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一個很樸素的念頭——前妻一直在照顧自己，這么做會讓她傷心。這個細節比任何心靈雞湯都更真實：在人最脆弱的時候，能拉住你的往往不是信仰，而是一個具體的人。

說到前妻葉桂好，這個女人在整個故事里扮演了一個極為特殊的角色。洪朝豐在社交平臺寫道：＂前妻義無返顧走來照顧我，我們分開三十多年，因著這次厄困，變成一個奇跡。

＂兩人離婚后各過各的生活，三十年幾乎沒什么交集。但當洪朝豐最需要人的時候，她搬回來了，每天做容易入口的飯菜，照顧他的生活起居。

他說＂我不愛她，她也不愛我，我們是親人般的關系＂。這種關系也許比愛情更穩固——因為它不建立在激情和幻想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種更樸實的善意之上。

真正讓洪朝豐找到安放內心之處的，是佛學。在他沒有患病之前就有過短暫出家的經歷，自從患上了癌癥之后，他更信奉佛教，曾經多次出家修行，又跟隨禪師以及宗僧去學習，還在海內外教授過兩千名學生。

從一個在精神病房里被綁住手腳的人，到一個每天打坐一個半小時、教別人如何平靜下來的人——這個轉變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如果你理解躁郁癥患者對＂內心安定＂的極度渴求，就會明白佛學中的禪修為什么對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他需要的不是藥物之外的另一種治療方案，而是一個可以讓自己的大腦安靜下來的方法。打坐給了他這個方法。

2020年3月，已經60歲的洪朝豐做了另一件讓外界再次側目的事——公開發表《六十出柜書》，正式承認了自己的性取向。

這件事往回看，其實串聯起了他人生中許多看似不相關的節點：第一段婚姻為何破裂、與寶詠琴的戀情為何從一開始就充滿裂痕、那些年外界對他的猜測和攻擊為何總是圍繞同一個話題。一個人壓抑了大半輩子不敢面對的東西，終于在六十歲那年說了出來。

你可以對他有各種評價，但有一點無法否認：他用了整整幾十年，才學會了對自己誠實。上一次洪朝豐公開新照，是在2025年圣誕節前，當時他身穿簡單的風衣，戴著鴨舌帽，臉上略顯滄桑，神情看起來頗為從容、自在。

舌癌手術后，他必須重新學習說話，身體時好時壞，情緒也會有波動，但他依然積極面對生活，潛心修佛。如今他開設的那個328港元的頌缽音療班，從商業角度看并不成功——公開了音療活動之后，反響并不如預期，幾乎沒太多人響應。

但換一個維度去看，一個經歷過精神病房五花大綁、兩度抗癌、割去大半舌頭的人，還能坐在那里心平氣和地敲一面頌缽，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了不起的生命力。到了2026年5月再來審視洪朝豐的故事，有一個維度是繞不開的。

近年來，公眾對于心理健康議題的關注度在持續上升，內地和香港都在加大精神衛生資源的投入。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精神疾病在華人社會中還是一個巨大的禁忌。

洪朝豐患上躁郁癥的那些年，外界給他貼的標簽是＂癲王＂，用的是獵奇和嘲笑的眼光，沒有人認真地去問一句：這個人是不是病了，需不需要幫助？他被當作茶余飯后的笑料消費了十幾年，而他真正需要的——專業的醫療干預和社會的理解包容——在當時幾乎是奢望。

這不是洪朝豐一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時代的縮影。香港＂四大癲王＂中的另外三位——藍潔瑛孤獨離世，陳寶蓮在絕望中結束生命，蔡楓華一度靠救助金度日——她們和他的遭遇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共通點：在最需要被接住的時候，沒有人接住他們。

娛樂工業用最快的速度把他們捧上去，又用同樣快的速度把他們拋下來，中間沒有任何緩沖。洪朝豐算是四人中相對＂幸運＂的那一個——他活了下來，并且找到了一種與自己和解的方式。

但這種＂幸運＂的代價也是實實在在的：失去了大半條舌頭，失去了整個職業生涯，失去了在公眾面前的尊嚴，在精神病房里被綁了四次。這些東西換來的，是他現在能盤著腿坐在那里，平靜地敲完一個半小時的頌缽。

往深一層說，洪朝豐的人生軌跡也折射出香港娛樂產業在繁盛與衰落之間的深層問題。那個黃金年代制造了無數光鮮的偶像，卻從未建立過一套保護這些偶像的機制。

行業對從業者的心理健康沒有評估，對退出機制沒有規劃，對失意者沒有關懷。一個人紅了就是全民追捧，一個人塌了就是全民嘲諷，中間沒有任何灰色地帶。

這種＂要么上天要么入地＂的生態，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回到洪朝豐本人。

66歲的他，現在每天打坐、念經、偶爾教一兩堂頌缽課，靠兒子每月給的生活費度日。和三十年前那個年薪七位數、在電臺呼風喚雨的DJ相比，這簡直是兩個世界的人。

但如果你問他是更懷念從前還是更滿意現在，答案也許沒那么簡單。他自己說過，經歷紅塵的洗禮以后，只想平平淡淡過完一生。

這話說起來輕巧，但能真正做到的人，通常都經歷過比常人多幾倍的痛。洪朝豐的故事到這里，其實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較實在的啟發：一個人最難的事情不是爬到多高或者跌到多深，而是在經歷了所有起落之后，還愿意誠實地面對自己。

他花了六十年才做到這一點——中間兜了無數彎路，傷害了別人也傷害了自己，被病魔折磨到幾乎放棄。但至少，他最后做到了。

328港元一堂的頌缽課，賺不了什么錢，可它大概是洪朝豐這輩子做過的最＂清醒＂的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