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剛開始，世界像坐在火藥桶上。

美國有了原子彈，蘇聯也在追，英國當然不甘心只當旁邊鼓掌的觀眾。

一個剛從二戰里喘過氣、還在配給制陰影下勒緊褲腰帶的國家，硬是要擠進核大國俱樂部。

于是，澳大利亞、南太平洋、圣誕島紛紛有蘑菇云升起。

超過2.2萬名英國軍人和科學人員參加了那些核武器試驗。很多人是服兵役被派過去的年輕小伙子，二十出頭，剛離開家，國家讓去哪就去哪。

沒人給他們上過“如何安全觀看氫彈爆炸”的培訓課，也沒人坐下來認真告訴他們：這東西可能不只會影響你，還可能影響你未來的孩子、孫子，甚至整個家族。

他們被安排站在海灘上、甲板上、島上，等倒計時結束。有人只戴了墨鏡，有人甚至后來回憶，自己看爆炸時穿的是短褲和人字拖。

氫彈亮起的一瞬間，空氣像被點燃，熱浪撲過來，幾十秒后才是轟隆巨響。有人說，看見自己的骨頭像影子一樣透出來；有人說，海水在冒泡，魚翻上來，鳥從天上掉下來。

英國國防部幾十年來堅持說，這些核試驗沒有造成危害，大多數人沒有暴露在危險輻射水平下。英國也因此成了核大國里最頑固的一個：別的國家多少承認、賠償、設基金，英國長期咬死不松口的親戚——“沒有證據，你們別亂說”。

可老兵家庭講出來的故事，一點不像“沒事”。

Eric Denson是英國皇家空軍軍官，曾在圣誕島參與試驗。他回家前，妻子Shirley收到過一封電報，說他因“行動原因”提前回國，因為他“超過了限度”。

回家那天，Shirley發現丈夫完全變了。以前的Eric自信、溫和、冷靜，回來后卻臉色蒼白、瘦了許多，像幾天沒睡。他一反常態地說個不停，從上帝講到夕陽，從童年講到飛行。更可怕的是，他胸口到腰間布滿水泡樣皮疹。

后來，Eric開始情緒劇烈波動、抑郁、頭痛，酗酒，自殘。Shirley兩次救下試圖自殺的丈夫。

有一晚，她發現他在廚房磨斧頭，準備先殺掉妻子和孩子，再結束自己的生命。1976年7月8日，Eric第三次自殺成功，在家附近樹林里割腕身亡，年僅44歲。

多年后，Shirley才從文件里看到可怕的細節：Eric確實接受過輻射劑量記錄，腦部18倫琴，睪丸8.8倫琴。文件甚至寫著，采取的照護只是“確保盡可能少地提供屏蔽效果”。

Eric的后代中，約20%有先天缺陷，而英國正常比例約為2%。他的孫輩有人脊柱異常，有人牙齒缺失，有孩子腎臟和膀胱之間多出一根沒有正常連接的管道。

每一次家里有人懷孕，Shirley都像屏住呼吸等判決。她說，如果Eric知道這會傷害孩子，他絕不會讓她再生育。

Doug Hern當年是皇家海軍廚師，21歲，也被命令站在沙洲上觀看核爆。爆炸后，他還被安排去撿被炸死的鳥和魚，身上只有襯衫和靴子。

他說自己在島上一年，從沒見過安全官。大家還會去“零點”附近抓小龍蝦，喝啤酒，燒烤，沒人攔。

Doug回國后掉光牙，出現皮膚病和糖尿病，肋骨還長出骨刺。他的女兒Gill患上極罕見的腎上腺癌，13歲去世。

病到最后，Gill因為激素異常長出大量毛發，每天要刮兩次。Doug說，他曾抱著女兒祈禱她快點死，因為她太痛苦了·······這種話從一個父親嘴里說出來，只剩下絕望。

Archie Ross是皇家空軍下士，1957年被派往圣誕島。他記得倒計時結束后，先是強烈閃光，熱浪像坐在篝火旁一樣烤著后背，20秒后才是巨響。

他后來有三個孩子，女兒Julie出生時右臂和右手異常腫大，肋骨扭曲，經歷多次手術。多年后，Archie眼瞼和眼球之間長出一層皮膚，又發現老戰友有同樣病癥，才開始懷疑一切并非“倒霉”。

類似故事太多了。有人妻子連續流產，有人的孩子不育，有人的孫輩患白血病、唐氏綜合征、嚴重自閉癥、骨骼畸形。

Amanda Coates出生時左膝蓋反向，沒有左小腿，手指尖和兩個拇指缺失；她的父親Brian曾在圣誕島拆洗飛過蘑菇云的“嗅探飛機”發動機。

Dominic Owen的母親在生下他前經歷5次流產，他兩歲時就有核桃大的腎結石，一生被腎痛和手術折磨。Margaret Pontin和女兒Sharon Harris母女兩代共失去21個孩子，幸存的5個孩子也都有健康問題。

最荒誕的是，政府當年并非完全“不知道”。

公開材料提到，1957年反核運動興起，人們已經擔心放射性鍶-90進入牙齒和骨骼。

1963年，美英蘇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禁止在大氣層、海洋和外太空繼續核爆。

肯尼迪當時說過，哪怕只有一個孩子因這些非自然風險得癌癥，只有一個嬰兒畸形，也不該被當作統計數字冷漠忽視。

更讓英國老兵家庭憤怒的，是“文件”。很多人申請戰爭養老金時，得到的回答是沒有劑量證據、沒有血液記錄、沒有可靠關聯。

可后來，所謂不存在的東西又在檔案里冒出來。

近年解密的“Merlin”數據庫被指包含2.8萬多份技術和科學文件，涉及核試驗風險、健康監測、血樣記錄等。2024年，英國政府發布了151份涉及血液記錄的文件。調查記者Susie Boniface指出，這些檔案本不該被列為機密。

《觀察家報》報道，一些文件顯示，1958年7月，在一名曾駐圣誕島的年輕軍人死于白血病后，相關部門下令定期采血。

還有1952年的國防備忘錄稱，所有暴露于放射源的人員都應接受血液檢測。可在2001年，政府給媒體的說法卻暗示，當年沒有采血，因為“沒有醫學理由”。

沒有記錄時，說你拿不出證據；記錄冒出來時，又說研究沒有證明明確關聯。

老兵和遺屬像在打一場永遠處于下風的官司：要證據，證據在對方手里；要說法，說法被蓋章保密；要賠償，對方說科學還不夠確定。

國家把年輕士兵放在自己都說不清后果的風險里，隱瞞血樣和醫學記錄，在幾十年里讓老兵和他們的孩子獨自承擔恐懼。

這些孩子從沒去過圣誕島，卻像住在蘑菇云的陰影里。

孫輩出生時，爆炸已經過去幾十年，可家里人第一反應不是歡喜，而是檢查手腳、脊柱、牙齒、腎臟，擔心“詛咒”又一次落下來。

爆炸沒有在試驗當天結束，對很多家庭來說，它還在繼續走進婚姻，走進產房，走進醫院病歷，走進養老金聽證會，走進一代又一代人的恐懼里。

Ref：

https://observer.co.uk/news/national/article/nuclear-test-veterans-hope-for-justice-as-secret-files-are-released

https://damned.mirror.co.uk/

文｜Tu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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