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5月2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上海法院新型網絡犯罪案件審理情況及典型案例。
發布會通報，2021年至2025年，上海法院共審結各類網絡犯罪案件3.2萬余件，判處被告人5萬余人。其中，2024年審結案件數和判處被告人數，同比下降15.42%、2.63%；2025年審結案件數和判處被告人數，同比下降16.76%、26.39%，下降趨勢明顯，體現出司法機關打擊治理工作的階段性成效。
新型網絡犯罪成為治理重點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迭代升級與“流量經濟”興起，網絡犯罪成為社會關注話題。在審結的網絡犯罪案件中，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傳統犯罪，占總網絡犯罪案件數的91.7%。其中，通過信息網絡實施的詐騙罪，上下游關聯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排名前三的罪名，占總網絡犯罪案件數的65%。
而依托數據要素和信息技術滋生的新型網絡犯罪，包括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等犯罪，占總網絡犯罪案件數的8.3%。案件雖然總量不大，但上升趨勢較為明顯，且隱蔽性強、變異形式多，已成為網絡治理的重點難點。
針對這一形勢，上海法院聚焦提質增效，深化司法延伸，審結的30余件網絡犯罪案件入選全國典型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庫；在全國法院“一張網”基礎上，建立涉跨境電信詐騙、跨境賭博等犯罪的“數助治理”應用場景10余項，以數字技術賦能審判工作；發布網絡犯罪審判白皮書10余篇、制發司法建議20余篇，為行業治理和決策監管提供司法參考。
技術化、數字化帶來法律適用難題
“新型網絡犯罪呈現出犯罪手段技術化、犯罪對象數字化、犯罪場景生活化、犯罪形態產業化等新特點。”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胡亞斌在發布會上通報了8個依法打擊新型網絡犯罪典型案例。這些案例涉及AI技術濫用、身份認證數據等前沿領域，在法律適用上具有一定復雜性。
例如，當前“網絡水軍”操縱虛假流量、刷量控評行為時有發生，如何確定相關參數的法律屬性？在李某等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案中，法院將token、cookies等詞元、儲存在用戶本地終端數據認定為具備身份認證功能的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明確非法獲取此類數據構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統一了對此類新型數據犯罪的司法認定尺度。
又如，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廣泛應用下，如何區分技術創新與違法犯罪的界限？在徐某等非法經營案中，法院判決明確組織利用AI技術“洗稿”并有償發布，屬于未經批準從事非法經營活動，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既凈化了AI技術應用環境，也為行業健康發展提供了明確司法預期。
“這些典型案例，集中體現了上海法院在面對新技術、新業態、新形態挑戰時，始終堅持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聚焦社會危害性本質，做實證據裁判，努力實現依法辦理、精準懲治、寬嚴有度的司法導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王宇展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興產業，隨著數字經濟與現實生活的深度融合，新型網絡犯罪還呈現出向民生領域滲透的態勢。在彭某、郭某燁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案中，被告人以“侵入后臺+自動化批量解析”的操作，使海量快遞面單個人信息在短時間內被竊取并流入黑市。法院依法判處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有效維護了消費者在數字生活中的隱私與安寧。
來源 | 新民晚報
作者 | 陳佳琳 通訊員 高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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