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中，鴻篇巨制奠定思想根基，而那些寫于風云激蕩之際的私人書信，有時更能直抵精神內核，更能還原思想生成的真實現場。收錄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中的《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一信，寫于1871年4月12日，便是這樣一份兼具歷史溫度與理論深度的珍貴文獻。它誕生于巴黎公社的烽火之中，用連排的三個驚嘆，將“歷史主動性”從哲學范疇推入革命的火光之中：

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在忍受了六個月與其說是外部敵人不如說是內部叛變所造成的饑餓和破壞之后，他們在普軍的刺刀下起義了，好像法國和德國之間不曾發生戰爭似的，好像敵人并沒有站在巴黎的大門前似的！歷史上還沒有過這種英勇奮斗的范例！

卡爾·馬克思

馬克思在信中交代了巴黎工人起義的殘酷背景。1870年9月2日，普法戰爭色當會戰慘敗，拿破侖三世率近十萬名官兵向普魯士投降，成為俘虜，法蘭西第二帝國垮臺。1870年9月4日，工人發起革命武裝起義，推翻帝制，資產階級在法國國內發動政變，成立“國防政府”，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當時巴黎處在措手不及的混亂狀態，工人階級的真正領袖們還關在波拿巴的監獄里，而普魯士軍隊又已經向巴黎開來，所以巴黎容忍了這些人掌握政權，以他們只能為國防的目的運用這個政權作為明確條件。法國廣大人民群眾抵抗普魯士軍隊侵略。而自稱“國防政府”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害怕武裝起來的巴黎人民，加快投降，致力于解除工人武裝，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之間的沖突中，沒有片刻猶豫就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1871年1月28日，梯也爾政府在凡爾賽與德國簽訂“賣國”和約。1871年3月18日，當梯也爾派維努瓦率領一大群警察和幾個戰斗團去夜襲蒙馬特爾，企圖出其不意地奪走國民自衛軍籌款置備的大炮時，巴黎工人奮起反擊，一場震驚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此爆發。光榮的3月18日這天，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中央委員會就是革命的臨時政府。

在這內外交困的絕境中，巴黎工人沒有屈服于“注定失敗”的宿命論，也沒有拘泥于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在當前的危機中，企圖推翻資產階級新政府將是‘絕望的蠢舉’”的指導意見，而是敏銳捕捉資產階級政府統治虛弱的時機，自主選擇起義。對此，馬克思非但沒有苛責，反而盛贊其兼具革命靈活性與歷史主動性，呈現出既承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又高度重視人的能動作用的唯物史觀特質。

巴黎工人更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面對復雜而嚴峻的形勢，他們明白“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通過革命“奪取政府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權利”。馬克思在信中有一段更具歷史縱深感的文字：“如果你讀一下我的《霧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會看到，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應該把它打碎”，而這正是“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嘗試”。這段引述非常關鍵，說明馬克思不是即興抒發熱情，而是用自己19年前對法國革命經驗的總結，來驗證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則。這不是又一次巴黎暴動，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偉大演習。他在《法蘭西內戰》中進一步評價道：“這是使工人階級作為唯一具有社會首創能力的階級得到公開承認的第一次革命。”

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要徹底粉碎階級統治的兇惡機器，提出必須建立一個能消除階級統治的共和國，這樣才能“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而“公社正是這個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1871年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選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到這時為止，執行著政府職能的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把自己的全權交給了公社。公社從現實出發，進行了一系列石破天驚的創造。

在政治領域，公社廢除警察，取消征兵制和常備軍，代之以武裝的人民；實行普選制，公職人員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最高薪金不得超過6000法郎。在教育領域，公社實施免費、普及的世俗化教育，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讓教師代替各級僧侶，使科學人人有份并擺脫掉政府壓制和階級偏見的桎梏。在經濟領域，公社將逃走的資本家遺棄的工廠交給工人合作社管理，提出“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計劃調節全國生產”，以結束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同時，廢止面包工人的夜工，取消職業介紹所，封閉當鋪。政府的壓迫力量和統治社會的權威隨著這些物質的、精神的壓迫性機構的廢除而被摧毀。公社奇跡般地改變了巴黎的面貌，正是歷史主動性在政權建設上的集中體現。

A LA MORT（戰斗到最后一刻）描繪1871年巴黎公社期間街頭戰斗的木刻版畫

這些措施雖然只實施了72天就被殘酷鎮壓，但其“顯示出走向屬于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這個方向性意義不可低估。1871年5月23日，在巴黎公社面臨失敗的危急時刻，馬克思在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會議上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

原則何以“永存”？答案不僅藏在公社的制度設計里，更鐫刻在革命者于歷史關口迸發出的精神氣質中。馬克思在信中將“歷史主動性”與“自我犧牲精神”并提，揭示出歷史主動精神的道德高度與價值底色。正是這種英勇無畏的決絕，讓短短72天的公社實踐超越了時間刻度，成為人類解放史上不滅的精神火炬。由此反觀，人類歷史的每一次重大進步，往往伴隨著艱難、曲折乃至犧牲。敢于擔當歷史使命，就意味著要在關鍵時刻站得出來、危難關頭豁得出去。

巴黎公社的存在讓整個資產階級世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梯也爾政府逃往凡爾賽后，一面勾結普魯士軍隊，一面調集重兵反撲。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揭露，梯也爾在簽訂和約時已與普魯士達成默契，借助普魯士的力量來鎮壓巴黎。民族利益可以出賣，外國軍隊可以借重，只要能把工人的政權扼殺在搖籃里，資產階級不惜任何代價。

從5月初起，凡爾賽軍已占據決定性優勢。1871年5月20日，凡爾賽軍約11萬人（含普魯士釋放的大批法軍戰俘）在普魯士軍隊配合下向巴黎發動總攻，5月21日，在叛徒內應下攻破圣克魯門防線闖進城內。根據此前停戰協定，德軍本不得干預巴黎內部事務，但占據巴黎北部、東部炮臺的普魯士軍隊公然違反協定，準許凡爾賽軍穿越城市北部“中立地帶”推進包抄。巴黎西部的富人區只進行了微弱的抵抗，東半部的工人區則激烈頑強抵抗，約1.5萬名公社戰士在巴黎各區構筑500余座街壘，婦女和兒童也投身戰斗，與敵軍展開殊死巷戰，上演了震驚世界的“五月流血周”。5月27日，約200名公社戰士退守拉雪茲神甫公墓，與5000余名凡爾賽軍激戰至彈盡糧絕；5月28日，包括被俘社員在內的最后147名公社社員被押至公墓東北角的圍墻旁，高呼著“公社萬歲”在槍聲中倒下。鮮血染紅了整個墓地，染紅了戰士們身后的墓地圍墻，后來，這堵墻被世人稱為“公社社員墻”。馬克思后來描述了這樣的場景：“對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已進行了一個星期的越來越瘋狂的屠殺達到了頂點。用后裝槍殺人已嫌不夠快了，于是使用機關槍去成百上千地屠殺戰敗者。”據統計，約3萬名公社社員被殺害，另有數萬人被逮捕、流放。巴黎全體人民——男人、婦女和兒童——在凡爾賽軍隊開進城內以后還戰斗了一個星期的那種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反映出他們事業的偉大，這種為了理想不計生死的精神，讓歷史主動性擁有了最厚重、最動人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對“歷史主動性”的贊譽并非無視革命的失誤。他在信中寫道：“如果他們將來戰敗了，那只能歸咎于他們的‘仁慈’”，以及“出于過分‘誠實’的考慮”。馬克思對公社未能及時進軍凡爾賽、中央委員會過早放棄權力而把它交給公社、未能沒收法蘭西銀行等決策失誤作了批評，之后，他在信中筆鋒陡轉：“不管怎樣，即使巴黎的這次起義會被舊社會的豺狼、瘟豬和下賤的走狗們鎮壓下去，它還是我們黨從巴黎六月起義以來最光榮的業績。”在他看來，重要的是無產階級第一次把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以英勇的自我犧牲精神承受著這場戰斗帶來的主要打擊。這種敢于創造歷史、敢于為自己的命運負責的精神，遠勝于任何策略層面的得失計算。

路德維希·庫格曼

信的結尾處，馬克思將“沖天的巴黎人”同“帶著兵營、教堂、愚昧容克制度，特別是市儈氣味去舉行陳腐化妝舞會的那些德意志普魯士神圣羅馬帝國的天國奴隸們”作了一番辛辣對比。這個充滿諷刺的收束，讓人想起他在《共產黨宣言》結尾那句同樣激越的號召：“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兩相對照，歷史的回響清晰可辨。

（作者為上海體育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