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卡斯特意圖推行更加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我們必須看到，自1990年以來，智利經歷的六屆“中左翼”政府，尤其是2010年以前的“協商聯盟”政府，實際上讓此前時期強加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獲得了合法性，并使之得到鞏固和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現政府還試圖把這一新自由主義體系進一步推向更極端的方向。自1990年以來的這六屆“中左翼”政府，尤其是2010年以前的“協商聯盟”政府。

不僅讓此前時期建立的經濟模式站穩腳跟，還通過更多公共服務私有化——包括水務、港口、道路——以及將大型銅礦開采中超過70%的份額交給私人資本等做法，賦予大型經濟集團更大的權力。

智利幾乎全部大眾媒體也落入同一格局之中。名義上的例外是智利國家電視臺，但它也形成了一條完全保守的路線。

這種局面，來自對所有中左翼媒體隱蔽、系統且“成功”的近乎滅絕式政策。其結果，是智利形成了地球上最不平等、最不公正、信息最失真的社會之一。

如果要用數字來理解這一點，我認為最合適的是看2019年的數據，也就是當年“社會爆發”或“社會起義”之前不久的數據。而這些數字，恰恰出自那一“中左翼”領導層中一位最具代表性的發言人之口。此人曾不遺余力地贊美1990年至2019年這段時期，稱其為“智利歷史上最好的三十年”。我說的就是弗朗西斯科·比達爾。

他首先嚴厲質疑軍政府于1974年設立、并一直被“協商聯盟”和“新多數派”延續至今的林業補貼政策，稱其“尤其讓馬特家族和安赫利尼家族的林業帝國受益”。

他還寫道：“幾年前，有人對這一跨越數十年的補貼做過統計，總額達到18億美元。這一數字相當于當前團結支柱養老財政支出的80%。長話短說，繼續維持并延長這項補貼，是無恥的。”

隨后他又提到，“還有一些公共政策，同樣因其不公和逆向分配效果而高度值得質疑。比如推定所得稅制度，它原本是為了幫助小農、小礦工和小型運輸業者而設立，但目前每年的財政成本已達3億美元。

他還提到一項近期法律——由右翼和“中左翼”共同通過——“該法每年向陸路運輸業者提供1.84億美元補貼”。而且，“這其實是在另一項補貼之上的補貼，因為陸路運輸主要使用柴油，而柴油的專項稅比其他燃料便宜75%”。

他還補充說，根據預算局的一份報告，稅收減免每年高達100億美元。“同一項研究指出，其中73%惠及申報所得稅的企業和個人。”他接著說，“考慮到智利只有20%的人繳納所得稅，不必是經濟學家也看得出來，這又是一項對最高收入五分之一人群的巨大補貼。”

同樣是在2019年，比達爾后來又在智利國家電視臺表示，當年第一季度，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利潤較2018年同期增長了100%。這一說法隨后得到安第斯大學金融學教授馬蒂亞斯·布勞恩的印證。布勞恩表示：“2018年第一季度，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的利潤大約為670億比索，而今年則增至約1330億比索。”

他援引波士頓咨詢集團的數據指出，在智利，有23842人、也就是總人口的0.2%，擁有2093.22億美元財富，“相當于智利國家預算的3倍，并占這些智利人所掌握金融財富總額的42%”。他將這種狀況稱為“無恥的不平等”。

此外，最近這屆“中左翼”政府甚至走到了這樣的地步：把原本幾乎破產的私營醫療保險機構重新“救活”，并與右翼一道通過法律，向其提供近10億美元；在立法層面鞏固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制度，而且可能還要延續數十年；并把我國一半的鋰資源送給皮諾切特的女婿龐塞·萊魯，期限一直到2060年。

最貧困人群的處境也在不斷惡化，甚至越來越直接地影響到他們的生存權。根據衛生部數據，在2010年至2015年間，處于公立醫療系統候診名單、尚未得到治療便去世的人數達到67634人，也就是每年11272人。

到了2018年，這一數字達到25981人。此后，2023年升至41203人，2024年為36262人，2025年上半年則已有20075人。

正因如此，在最近一次全國電視協會論壇上，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將這一數字說成每年4萬人，而珍妮特·哈拉則說是3萬人。令人意外的是，這并未在媒體上引發任何丑聞，智利社會的各類機構總體上也沒有作出強烈反應。

當然，這一“智利模式”也一直受到全球保守派力量的熱烈推崇。首先，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它的啟發者——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學者——對此尤為贊賞。

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追隨者阿諾德·哈伯格在2010年底訪問智利時表示，芝加哥大學之所以與天主教大學和智利大學建立合作協議，“主要原因是把好的經濟科學帶到智利，我認為我們在這方面成功了”。

他還說，首先是在軍政府時期如此；而在帕特里西奧·艾爾溫組建由亞歷杭德羅·福克斯萊等人參與的團隊之后，“他們走的也是同一條路……據我所知，這種路線一直延續到今天”。

此外，哈伯格還提到，他曾在哥倫比亞銀行協會于2007年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聽里卡多·拉戈斯作報告，“講的是經濟學課程”，而且“我幾乎找不到一句不是我當年在芝加哥時由芝加哥教授說過的話，純粹就是經濟學，僅此而已”。他還補充說，“看看智利不同政黨的經濟綱領，它們之間的差別只是毫米、厘米，不是公里”。

因此，這一模式也收獲了拉丁美洲右翼政治力量的熱烈贊美。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的“右臂”奧尼克斯·洛倫佐尼曾表示：“對我們來說，智利是一個樣板。它是一個經濟基礎結構非常完善國家的例子。”

甚至連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也在2024年表示：“對我們阿根廷來說，智利一直是一個清晰的例子，說明為了長期維持經濟發展該做什么。無論是其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健康的關系，還是其不容談判、并在政治立場更替中持續下來的經濟政策……這些價值使智利擺脫落后，走向一種繁榮模式。我們最終也已經改變，我們也相信這些價值。”

卡斯特還想把這一模式中的新自由主義進一步加碼，讓大型經濟集團和最富有人群獲得更多好處，同時讓最貧困者承受更大損失。

具體而言，他主張把大企業稅率從27%降到23%；取消首套住房的房產稅，而目前實際繳納這項稅的，只是人口中最富有的9%老年人；同時削減公共醫療支出，規模將達到4130億比索，其中對國家衛生基金的削減就有2590億比索。

考慮到公立醫院候診名單中每年死亡人數已如此驚人且仍在上升，若這一方案真的實施，其后果恐怕再陰沉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