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次專訪| 王連升：真正的競爭力不在評級分數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

編者按：近年來，中國在國際標準化領域交出亮眼成績單——2025年牽頭制定發布國際標準285項，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綠色物流等領域持續發出“中國聲音”；A股ESG強制披露也迎來“首考”，披露率逼近50%。但在王連升看來，這些數據之下隱伏著一個更深層的追問：標準化紅利的真正解鎖密鑰，究竟是什么？

王連升，研究員，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兼副秘書長。他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以“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以“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思想體系，在標準化制定、企業實踐、學術研究與國際合作四個維度持續深耕。本次專訪中，他將從技術標準與ESG綜合標準兩個維度，系統回答一個核心命題：中國國際標準化的根本出路，既不在于“敵對”，也不在于“卑躬屈膝”，更不隨波逐流，而在于以“學習者”的姿態真誠吸納全球標準化的寶貴經驗，以“研究者”的嚴謹將產業實踐上升為系統化知識體系，以“實踐者”的謙遜在每一次標準推進中積累成敗得失。

問：王老師，您在CSR、ESG與綠色供應鏈領域深耕多年，也深度參與多項行業標準的制定。關于“敵對敘事”“依附敘事”和“被動敘事”三重迷思，能否結合您的標準制定實踐，談談這三種敘事在現實中是如何誤導企業的？

王連升：這三種敘事我都觀察過，而且都曾出現在真實的商業決策中。

所謂“敵對敘事”，是把標準政治化了。有些企業一聽到國際標準就反感，覺得這是西方國家對中國企業的技術壁壘，主張我們另起爐灶、完全獨立。我在連續7年支撐工業和信息化部相關工作中見過很多案例，企業不是沒有技術實力，而是把力量放在了對抗上，浪費了真正的標準化機遇。

“依附敘事”同樣危險。有些企業盲目跟從國際標準，甚至把西方主導的標準當作“絕對真理”，缺乏對中國本土實踐的深度思考。我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把國際標準與中國的本土實踐深度結合，為全球責任治理貢獻“中國方案”。

更值得警惕的是“被動敘事”，很多企業在標準上完全處于“應答”狀態：國際社會發布了什么，就對標什么；國際同行做了什么，就跟著做什么。這種狀態導致企業永遠在追，而不是在引領。

三種敘事的共同問題是，它們都把標準化簡化為一個“立場選擇”的問題，而忽視了標準化本質上是知識生產與規則協商的社會實踐。2026年在A股ESG強制披露“首考”中，披露率達到了49.4%，議題覆蓋率均值達98.3%。數據表面好看，但如果你往下追問供應商深處的問題，會吃驚地發現很多企業給出的只是三個字，“收集中”，而且這個狀態在報告里已經保持了四年。

問：那這個問題確實很深刻，有點像您說的“紙面責任”與“實質責任”之間的鴻溝。能否具體展開一下，您認為當前ESG信息披露最值得警惕的深層癥結在哪里？

王連升：我總結為三種“責任表演”。我稱之為“符號合規”“評級驅動”和“風險隔離”，三者疊加構成了一套精巧的系統：報告精美、評級光鮮、法律合規，但最深處的問題紋絲未動。

“符號合規”就是“報告即盡責”：一家企業可以在報告里寫上無數“我們致力于”“我們承諾”“我們規劃”，但真正可量化、可驗證、有追溯機制的實質性行動少之又少。

“評級驅動”更諷刺，我完全不否認評級機構在推動ESG主流化方面的貢獻，但問題是很多企業已經變成“為分數而非績效”在管理。它們成立專門團隊研究評級模型權重，優化填報口徑，分數上去了，碳排放沒下來。你可以在問卷上勾選“我們有供應商行為準則”并得分，但這份準則在實際采購訂單里執行了沒有，不扣分。

第三是“風險隔離”。跨國公司普遍讓供應商簽行為準則，然后就可以聲稱“我們已經盡到了責任”。這其實是利用合同做了一道“防火墻”，責任沒有被履行，它只是被轉移了。跨國公司掌握著定價權、訂單分配權，卻在責任問題上假裝自己是“受害者”。

這就是我所說的“價值沉默”戰略的方法論謬誤。我提出的“價值沉默”本來強調企業應該把精力從高調宣傳轉向實質性價值創造，但當前不少企業恰恰走向反面，在行動上“沉默”，只在報告上“喧囂”。

問：標準化如何破解這種“紙面責任”困境？您認為一個好的標準應該具備怎樣的特征，才能引導企業從“合規”走向“實質責任”？

王連升：我覺得答案在三個關鍵詞里“可量化、可驗證、可追溯”。

先看“可量化”。我從2019年起連續6年主導“中國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覆蓋了兩千多家企業。感受最深的體會是：不能量化的東西，企業永遠會有辦法鉆空子。很多企業報告用的是定性描述，“我們注重環保”“我們關心員工”，但當你追問“碳排放多少噸”“工人一周工作多少小時”，他們就含糊其辭。

再看“可驗證”。2026年1月財政部發布《可持續信息鑒證業務準則》，這是非常關鍵的制度安排，它開始要求第三方對可持續信息進行鑒證。過去很多企業披露的東西沒有經過任何形式的外部驗證，標準再好也只是“空中樓閣”。

第三是“可追溯”。我參與制定了《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這個標準旨在從根源上建立追溯機制。

一個好的標準必須具備這三個特征，它不僅要告訴企業“應該做什么”，還要給出“做了沒有”“做得怎么樣”“是不是可查證”的判斷依據。在這基礎上，企業才能真正把標準從“成本中心”轉變為“價值創造中心”。

問：您不僅在CSR/ESG領域有深入實踐，還深度參與制定電子信息行業的關鍵標準，并構建“四位一體”的工作模式。能否分享一下，在標準化領域，您是如何打通“標準制定—企業實踐—學術研究—國際合作”這條路徑的？

王連升：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標準化不是學術研究，也不是簡單的企業實踐，它是一個系統工程。

標準制定是一條線。我深度參與了《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這是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領域的重要行業標準；還主導了團體標準《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指標體系》的起草。

企業實踐是另一條線。標準不能脫離實踐，我們連續6年主導治理水平評測覆蓋兩千多家企業，積累了海量的一手數據；連續4屆主辦“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年會”和“綠色供應鏈高峰論壇”；連續6年服務中國電子科技集團、中國電子產業集團、AMD、松下、三星、寧德時代等企業。這些實踐是標準形成的最核心依據。

學術研究是梳理和升華。我發表了400余篇相關報告及論文，涵蓋聯合國CSR研究、發展中國家CSR研究、歐美CSR研究等。標準化不是拍腦袋，要用數據說話、用實踐說話。

國際合作是檢驗和對接。我連續多年與聯合國婦女署、OECD、瑞典駐華使館、RBA（責任商業聯盟）、GEA（全球電子協會）等國際組織深度合作。自2020年起連續六年與聯合國婦女署聯合開展女性職工發展項目；自2020年起與瑞典駐華使館企業社會責任中心持續開展研究交流。

“四位一體”的核心邏輯是閉環，標準從實踐提煉、實踐通過研究升華、研究在對話中打磨、對話又在新的標準中落地。這樣形成的標準，才真正具備生命力。

問：我們把視角拉遠到“中國國際標準化”這個大格局。論文中談到技術標準與ESG綜合標準兩個維度，您在技術標準和ESG標準兩個領域都有實踐，可以談談兩者的異同與協同嗎？

王連升：技術標準和ESG標準是國際標準化的“雙輪驅動”，邏輯相通，都是從接受規則到參與制定、從被動適配到主動塑造的過程。

技術標準領域的進展更快。2025年，我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國際電工委員會（IEC）中，在低碳能源、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領域提出標準提案505項，同比增長15.83%。特別是2026年綠色物流國際標準ISO TR 25326:2026的發布，由我國牽頭制定，收錄了15個國家的83個實踐案例，其中26個來自中國，表明中國從“跟跑者”變為了“領跑者”。在鐵路領域，中國中車在IEC/TC9已主導制定14項國際標準。

ESG標準化則面臨更復雜的局面。雖然2026年A股ESG披露率達到49%，強制披露平穩落地，但論文中提到的三重迷思，在ESG領域反映得最尖銳，大量企業還停留在“符號合規”，沒有走向“實質責任”。

技術標準和ESG標準需要協同推進。技術標準解決的是“怎么做”的能力問題，ESG標準解決的是“做得怎么樣”的責任問題。只有兩者協同，才能形成完整的競爭實力。

問：供應鏈是全球ESG治理的“灰犀牛”。您作為責任商業溯源領域的專家，在供應鏈標準建設方面有哪些深度觀察？區塊鏈等新技術如何解決供應鏈的信任問題？

王連升：供應鏈ESG治理確實是最容易被忽視又最致命的環節。我在標準制定中特別強調“責任閉環”這個概念，從原材料采購的源頭到最終產品交付的末端，每一個環節都要納入可追溯的范圍。

區塊鏈技術在這方面價值巨大。近期，4項區塊鏈國家標準正式立項，涵蓋了數字文創、數據資產確權與流通、跨鏈互操作等方向。特別是《數據資產確權與流通規范》，明確了區塊鏈下的確權流程、存證要求、溯源鏈路，銜接OID唯一標識。這為供應鏈責任溯源提供了標準化基礎。

更值得關注的是“綠色有機+區塊鏈+溯源+標準”的實踐模式，將商品的生產、流通信息完整記錄下來，讓用戶直觀可見，實現真正可溯源。

但技術只是工具，真正的挑戰在管理層面，我的“三種責任表演”理論在供應鏈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光靠技術解決不了供應鏈深處的工人加班、廢水排放、數據造假問題。企業必須在戰略層面真正理解：紙面承諾永遠無法替代實質責任。真正的競爭力從來不在評級分數里，而在信任穿透力當中。

問：綠色金融標準化是您另一個重要實踐領域。您認為標準化的綠色金融能否真正引導資本流向可持續發展，目前在綠色金融標準建設上有哪些進展？

王連升：綠色金融標準是連接金融資源和綠色產業的“橋梁”，但目前還存在“標準碎片化”的問題，不同國家的綠色認定、碳核算方法各不相同，極大增加跨境識別成本。

進展方面，2025年人民銀行等部門印發《綠色金融支持項目目錄（2025年版）》，首次統一了各類綠色金融產品的界定標準，涵蓋節能降碳、生態保護等九大門類。ISO也發布了ISO/TS 32211:2026，為可持續金融產品提供開發、嵌入、驗證的國際指南。

ISO 14100為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的項目資產提供環境準則指南，這是打通中外標準對接的重要基礎。

最大的突破是“標準互認”。中國已與歐盟、新加坡共同發布多邊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顯著提升了中外標準的可比性和互操作性。鋼鐵、建材等第一批四個行業轉型金融標準也取得積極成效。

問：“學習—研究—實踐”循環解鎖標準紅利的重要論斷。能否分享一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面臨的深層挑戰有哪些？

王連升：三個深層挑戰。

第一，話語權與產業實力結構性錯配。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全球第一，但由中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占比偏低。在ISO關鍵新興領域技術機構中，“五眼聯盟”等9國主導優勢明顯。產業優勢不會自動轉化為標準話語權，需要長期、系統的制度博弈。

第二，認知認同與“軟聯通”雙重滯后。在ESG領域，仍有很多企業缺乏系統方法論和工具支撐。在技術標準領域，中國標準在海外市場的認知度和接受度仍然有限，地緣政治制約因素不可忽視。

第三，制度兼容與能力建設的系統性不足。企業面臨三套規則并行，交易所指引、財政部準則、國際披露標準。多重規則疊加導致合規負擔，能力支撐跟不上制度建設。

這些挑戰觸及我的核心主張，中國標準化不應是“敵對或服從”的選擇，而是“學習—研究—實踐”的動態循環。

問：您在國際合作方面經驗豐富。在當今復雜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應如何在標準制定中既保持自主性，又能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王連升：三點核心原則。

第一，以合作促共識、以共識促標準。第十三屆中德標準化合作委員會年度會議匯聚130余位專家，圍繞數字產品護照、電動汽車電池回收等前沿議題深入討論，聯合發布多份白皮書。這才是構建全球共識的正確方式，在對話和合作中，讓中國實踐積累的方案慢慢被國際同行看見和認同。

第二，以“共建者”而非“挑戰者”的身份參與國際標準組織。中國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截至2025年，我國在高端裝備、智能制造等領域新承擔國際標準組織技術機構秘書處26個，中國專家新擔任技術機構主席30個。但路線不是對抗，是貢獻，用中國技術優勢完善全球體系。

第三，讓產業實力通過“實效論證”獲得國際標準的認可。以高鐵核心部件國際標準的案例非常深刻，該標準耗時6年多，來自8個國家的29名國際專家協同攻關。標準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充分融合了中國鐵路數十年的運營經驗和復雜工況數據。只有以實證性方案回應國際關切，才能真正贏得認同。

問：最后，展望一下未來3到5年中國在標準化領域的戰略方向。您認為標準化紅利的“海嘯”如何才能到來？

王連升：標準化真正紅利的釋放，不是靠某一份報告或某一個議題的推進就能實現的，而需要幾個維度實現質變。

第一，標準從“外部強制要求”轉化為“內生自覺實踐” “制度內化”，當企業不再把ESG報告視為“面子工程”，而是真正將其作為連接公司戰略、資本市場和全球客戶的紐帶，標準化紅利才算真正滲透到經濟肌體最深處。

第二，中國的“軟實力”建設必須加速。我國標準化人才儲備、國際合作網絡深度仍然是短板。論文中提出的“實踐性標準化紅利解鎖模型”，知識積累、實證思維、制度內化、開放敘事四個維度，未來幾年必須逐一突破，尤其要強化“標準化知識”這個全新領域的系統建設。

第三，必須從“被動回應式合規”轉向“主動前瞻式創新” 。2026年對A股ESG披露的“首考”已經平穩落地，但對企業來說，這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真正的挑戰在于：如何通過高質量發展和實質責任的建設，讓中國的標準和實踐獲得全球信任。

我在信息化領域有一個基本判斷：標準化不是一場零和博弈。與其陷入“敵對”“依附”或“被動”的敘事困局，不如用“學習者”的姿態真誠學習、用“研究者”的嚴謹系統研究、用“實踐者”的謙遜不斷前行。我反復強調過一句話，拿來作為今天訪談的結尾再合適不過：真正的競爭力不在評級分數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當中國的標準化實踐能夠穿透全球產業鏈的層層迷霧，建立起扎實可靠的信任體系時，標準化的“紅利海嘯”才會真正來臨。

王連升，研究員，專注于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供應鏈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履責、環境社會治理(ESG)、可持續發展等領域，深耕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和實踐應用，推進電子信息行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實踐性工作。提出"責任閉環"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價值論。同時，基于中國企業實踐和全球商業環境變遷的優先級，提出的“三層利益相關方”理論，重構了企業利益相關方。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山東省人工智能學會青年科學家委員會委員，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專家，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委員，瑞典國家外交部CSR特邀訪問學者，北大創新評論特邀專家，證券日報特約專家，北京ESG研究院專家及大學客座教授等。《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自2019年入職工業和信息化系統，深耕社會責任（CSR、ESG)標準化與可持續發展、供應鏈管理（供應鏈責任追溯等）及政產學研用媒利益相關方的CSR影響，綠色金融與產業實踐應用、新型工業化與品牌影響力提升等領域，支撐完成工業和信息化企業社會責任國際交流與合作支撐專項、工業和信息化企業社會責任熱點問題跟蹤研究支撐專項、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建設支撐專項、工業和信息化合規體系建設支撐、工業和信息化部合規監管工作推進試點專項、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政務服務標準體系建設及標準化工作專項等課題40余個。提出“精標準、強評測、鑄品牌，聚技術、合服務、賦發展”的合作共贏模式。通過參與中歐企業社會責任圓桌論壇等國內國際會議的主旨發言或對話，闡述了產業在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和綠色投資領域的實踐研究。連續20年堅持知識公益，已有超過710萬人次享受了知識公益的專業幫扶。2022-2025年，被評為“2021年度中國產業研究突出貢獻者”“2022年度電子信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突出貢獻者”“2024年度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準委員會杰出服務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委會杰出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中國ESG杰出個人”。

主導編制或參與多項行業關鍵標準，如《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26），《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評價指標體系》（T/CESA 16003）,《綠色設計產品評價技術規范 存儲設備》（T/CESA 1258）等綠色制造標準，《信息技術 開源治理》（T/CESA 1270.1）規范開源技術應用中的責任管理系列標準，覆蓋ESG治理、綠色制造、數字化轉型等領域。2026年，三項電子信息行業ESG行業標準在研，本年度立項論證，預計2027年發布。

策劃組織統籌項目：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累計評測企業2000余家。第八、九、十、十一屆“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年會”、2021、2022、2023、2025綠色供應鏈高峰論壇，打造“國際視野 中國實踐”的交流平臺。2020、2021、2022、2023、2024、2025聯合國婦女署賦能職業女性職業發展項目，推動女性職工職業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能力水平提高。

發表400余篇報告及論文，如《淺談綠色金融與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矛與盾》，探討金融工具在產業轉型中的作用，強調企業需將社會責任融入戰略，通過合規經營、供應鏈合作等實現社會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協同。如《論聯合國的企業社會責任》《論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企業社會責任》《論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歐美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北京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長三角經濟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上海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天津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深圳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重慶市的企業社會責任》，中立評估組織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情況，對國內國際組織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給與了中肯建議。如在中國知網公開發表的《女性供應商在產供鏈價值重構與產業發展戰略中的深層作用與實踐路徑研究》《從“智能肌體”到“產業神經”：2025中國智能制造的系統性躍遷與實踐路徑研究》《“十五五”時期中國電子信息行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政產學研用協同的機遇、挑戰與路徑研究》《全球供應鏈ESG風險與出海企業的責任供應鏈管理：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歐洲供應鏈治理新范式：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硬約束”與“軟共識”研究》《2025年度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深層次剖析》《全球交易所社會責任治理與產供鏈企業溯源管理的協同演進：理論、實踐與制度創新研究》《標準引領與系統變革：中國電子產業女性職業可持續發展的多層次治理路徑研究》《超越邊界：企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共享治理2.0”模式建構研究》《創新生態失衡與組織認知陷阱：中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路徑研究》《河南省汝陽縣從扶貧幫扶到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基于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雙重視角研究》《從邊緣到核心：雙重約束下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范式重塑研究》《數字時代的性別重構：電子信息行業性別平等與職業女性可持續發展賦能路徑研究》《科技與自然的和解：臺積電水資源閉環管理體系的深度解構及其對全球高耗能產業綠色轉型的啟示》《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范式重構：上交所《規范運作指引（2025年修訂）》的深度解讀與實踐路徑》《責任共生機制：構建人類未來可持續價值創造的倫理與實踐框架研究》《全球視野下的中國企業信譽構建：社會責任、品牌傲慢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制造”專項行動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全球實踐、多維影響與未來路徑研究》《中國綠色電力證書（GEC）體系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從國內閉環到國際互認》《《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16版本的實踐邏輯、多維價值與行業革新路徑：基于標準解讀與企業實踐的分析研究》《從合規到核心競爭力：綠色供應鏈管理的CSR治理與實踐路徑研究《超越工具理性：王連升思想體系的跨行業驗證、動態平衡與技術重塑》《從“技術驅動”到“責任引領”：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社會責任治理的演進、挑戰與優化路徑》《“不出海，就出局”：集體誤判、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基于中國出海企業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國有資產法》出臺背景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SJ/T 11728-2018）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學術研究》《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的戰略路徑與創新實踐：基于“十五五”規劃背景的深度剖析研究》《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多維透視與實踐創新研究》《工信部下屬198個學協會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深層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的中國實踐：基于中電標協社責委的機制創新與ESG融合路徑》《從合規到賦能：中國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范式演進與實踐路徑研究》《科技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范式革新、多維整合與實踐路徑研究》《全球多極化格局下的中國知識產權治理：績效躍升、結構審視與戰略前瞻研究》《新型工業化視角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路徑探索——基于工信部2026年重點工作的深度分析》《從價值覺醒到生態共治：王連升思想視域下中國互聯網巨頭的ESG治理范式重構》《企業ESG賦能人工智能創新的機制與路徑研究：走向可持續的智能未來》《標準價值、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從工具理性到價值自覺：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聯想集團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次剖析》《ESG績效與財務績效、創新績效的量化關系研究：基于行業與規模異質性的深層次剖析》《人工智能產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度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基于2025北京人工智能產業大會的觀察與思考》《市場監管總局政策調整的深層次解讀：基于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視角的企業“標準機遇”研究》《基于工信部2026年十大任務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我國首部大模型國家標準實施：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植根本土，面向全球：王連升CSR-ESG思想體系的深度剖析、前沿應用與全球治理融合研究》《從責任閉環到價值自覺：王連升本土化思想在新興治理領域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智慧研究》《數字化健康管理的ESG價值重構：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實踐路徑研究》《企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關鍵因素：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北京神州泰岳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創新驅動下的戰略轉型、財務績效與技術實踐研究》《從本土實踐到全球引領：中國ESG創新的深度演進與全球化價值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王連升可持續商業與企業社會責任思想體系“戰略羅盤與價值共生”研究》《基于標桿案例的深度剖析，國內ESG卓越企業實踐路徑解析與研究》《網絡安全企業的責任閉環：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天融信ESG實踐深度剖析研究》《國內ESG卓越企業實踐路徑解析：以臺達為標桿的可持續發展樣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