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我同代的原住民，從小就被各種“原住民風物”包圍。這些帶著俗艷趣味的日常物件，常常呈現出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刻板形象，也折射出澳大利亞社會如何看待我們。

從墻上掛飾、茶巾，到杯墊和煙灰缸，這些東西幾乎無處不在。后來，當它們開始被視為令人尷尬的物件時，又被丟進舊貨店，而年輕時的托尼·阿爾伯特正是這些舊貨店的常客。

這位吉里邁、庫庫伊蘭吉、伊丁吉藝術家回憶，自己早年就對這些物件深感著迷：它們復雜而具體，是種族主義留下的實物提醒。通過把這些物件納入自己的創作，他將其重新置于一種不可動搖的“布拉克”在場之中，而這種在場，也持續塑造了他數十年的藝術實踐。

走進阿爾伯特在悉尼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展覽“不是紀念品”，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整面“原住民風物”墻。這種陳列方式，會讓人想起這些物件最初常被擺放在家庭空間中的樣子。

與這面墻相伴的，是一個玻璃展柜。它看上去像殖民時期博物館里的陳列，里面還擺放著更多同類物件。如此龐大的集合，在數量、種類和時間跨度上都極具沖擊力。這也提醒觀眾，公眾對“原住民風物”的迷戀，曾經有多廣泛、多樣。

在更早的年代，這些物件把原住民簡化成既可供消費、又帶有刻板印象的“奇觀”。但阿爾伯特在呈現它們時，流露出審慎與鄭重，仿佛把它們當作祖輩之物，讓其意義的詮釋重新回到原住民手中。

已故維拉朱里作家凱瑞·里德－吉爾伯特阿姨曾回憶，許多原住民都參與過這些物件的制作。它們也常常保存在我們自己的收藏中，作為值得珍視的記憶之物，成為我們漫長歷史的一部分。

不過，阿爾伯特寫給原住民俗艷美學的一封“情書”，在下一個展廳里被打斷了。觀眾會在那里看到他2008年的作品《灰落我身》以及較新的《灰之為恥》，兩件作品都涉及具有特定用途的“原住民風物”。

這些作品展示的是煙灰缸：原住民的身體和面孔被制成可供人掐滅香煙的表面。展覽也由此驟然轉向：原本作為紀念品、看似完好的俗艷物件，此刻直接揭示出針對原住民身體的日常暴力與漠視。

人們常常要求原住民解釋，所謂“講述真相”究竟是什么樣子。在這里，阿爾伯特用一種近乎殘酷的俏皮感，給出了答案：這些物件的歷史、它們曾被如何使用，以及澳大利亞社會在其中的共謀，共同為新的真相講述打開了空間。

這場展覽和阿爾伯特更廣泛的創作一樣，并非單一聲部。他的“講述真相”在藝術家與觀眾之間搭建起復雜的對話，也常常回應公共領域中發生的事件，以及那些廣為流傳的既有作品。

展覽進行到中段時，這一點在“與普雷斯頓的對話”系列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個系列回看并回應了20世紀早期藝術家瑪格麗特·普雷斯頓在其創作中未經授權挪用原住民圖案的做法。

阿爾伯特并沒有簡單否定普雷斯頓的作品。他既承認其中的美感與致意，也堅持指出這種做法所造成的深重傷害。

在這種較為溫和的節奏之后，觀眾隨即被帶入阿爾伯特的“你毀了我”系列。這個系列對殖民性構成了一種強烈而直接的挑戰。很多人第一次見到這件作品，是在布朗溫·卡爾森和特里·法雷利2023年出版的《紀念性擾動》封面上。

無論是作品還是這本書，都在呼吁那場早該到來的行動：推倒殖民雕像。“你毀了我”呈現的是藝術家站在一顆巨大撞球之上，正沖向一座庫克船長雕像。這里沒有任何隱晦的隱喻。這是一種通過抵抗、堅持和行動展開的真相講述。

這場展覽由阿爾伯特長期合作伙伴布魯斯·約翰遜·麥克林策劃。麥克林是維爾迪人。展覽并置了藝術家極為豐富、跨度驚人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表面看上去彼此并不相同。

在滿是紀念品、殖民氣息濃重的巖石區中心地帶，麥克林提醒觀眾：這里并不是一塊中立之地。相反，塔拉沃拉達是一片原住民繁衍生息了漫長歲月的地方，而殖民暴力只是后來才闖入的存在。

這種不協調感，也通過“兄弟們”系列被進一步強化。該系列描繪的是胸口被畫上靶心的原住民男孩，直接讓人聯想到警察暴力如何導致原住民兒童死亡。而在這些冷峻圖像背后，是畫廊面向環形碼頭的窗戶。窗外停靠著巨大的郵輪，游客來來往往。

那些認真看待“講述真相”的觀眾，或許會感到不安。游客也許會重新審視自己買下的紀念回力鏢：它是真的嗎？自己是否應該擁有它？非原住民的澳大利亞觀眾，可能會想起自身殖民歷史中的某一部分。第一民族觀眾則會看到，阿爾伯特的作品如何在承載真相的同時，也呈現出一種復雜的現實。

展覽最后，為那些擁有令人不適的“原住民風物”的觀眾提供了一個機會：他們可以把這些物件捐給阿爾伯特，由他重新加以轉化。

阿爾伯特拒絕讓這些物件在他關于“我們如何持續生長、延續至今”的重述中缺席。也因此，他展開了一種抵抗，并把觀眾一并帶入其中，讓我們成為他反殖民愿景中的共同參與者。“托尼·阿爾伯特：不是紀念品”正在澳大利亞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展期為5月21日至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