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杭州5月30日電(張煜歡)5月28日，針對群眾反映杭州市臨平區某小區一住宅內有人非法從事試管嬰兒手術問題，臨平區聯合調查處置組發布情況通報。據悉，執法人員在現場發現有與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相關的醫療器械、藥品等，當場查封涉事場所，并對相關醫療器械和物品進行封存扣押。目前，衛健部門已對涉嫌非法行醫行為立案調查。

上述事件將地下輔助生育亂象推至公眾視野。圍繞輔助生殖技術的正規流程、醫療風險及法律邊界，記者專訪生殖科專家以及律師，試圖為公眾厘清真相。

情況通報截圖。

正規輔助生殖技術有哪些？為何“一卵難求”？

我國明確規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商業代孕行為。根據2001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國家允許開展的輔助生殖技術主要包括人工授精和試管嬰兒兩大類。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生殖內分泌科主任朱依敏介紹，人工授精分為夫精人工授精和供精人工授精，后者主要針對男性無精子癥或嚴重少精子癥患者。

試管嬰兒技術則根據適應證不同分為三代。朱依敏特別澄清：一代、二代、三代并非一代更比一代強的遞進關系，而是針對不同不孕因素的技術選擇。

其中，一代試管嬰兒(常規體外受精)適用于輸卵管堵塞、子宮內膜異位癥、不明原因性不孕等。二代試管嬰兒(單精子卵細胞漿內注射)主要解決男性嚴重少弱精子癥或輸精管堵塞問題。三代試管嬰兒(胚胎植入前遺傳學檢測)針對染色體病、單基因病等遺傳問題。

“技術先進不等于人人適用，選擇何種技術必須嚴格依據醫學指征。”朱依敏強調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規輔助生殖技術中，贈卵是一項法律允許、實踐中卻幾乎無法開展的服務。朱依敏直言，根據現行規定，提供卵子捐贈者必須是做試管嬰兒的患者，且自身成熟卵子須在20個以上，自留15枚后方可捐贈剩余卵子。

“從實踐來看，平均每位患者取卵僅8至9枚，能達到20枚以上的病例極少。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接受試管嬰兒的女性希望將多余胚胎冷凍保存，以備將來生育二胎、三胎，不愿捐贈卵子。”朱依敏說道。

這也正是地下非法機構以“供卵”為名招攬生意的原因之一——正規渠道的缺口被黑產利用，患者因信息不對稱而墜入陷阱。

地下取卵有何醫療與法律風險？

地下非法取卵和胚胎移植的醫療風險遠超公眾想象。朱依敏詳細拆解了取卵手術的真實風險：穿刺針經陰道進入盆腔，可能刺破血管導致大出血；若患者存在盆腔粘連，臟器損傷概率更高。

“為獲得更多卵子而過度刺激卵巢，可引發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表現為大量胸腹水、血液濃縮，嚴重時有生命危險。卵巢過度刺激如果沒有及時處理，嚴重時會危及生命。”朱依敏說道。

此外，非無菌環境下的操作極易導致盆腔感染，而地下機構沒有應急搶救能力，一旦發生意外，后果不堪設想。即便在正規醫院，取卵也需配合麻醉等嚴格流程。

從法律層面看，地下輔助生育產業鏈則觸及多重紅線。浙江浙杭律師事務所律師吳小燕指出，根據《民法典》相關規定，違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任何代孕協議均自始無效，這意味著委托方、代孕母親等各方權益均無法得到法律保障。在刑事方面，無資質人員實施輔助生殖操作或可構成非法行醫罪。

對于仍活躍于網絡平臺的“代孕中介”“試管包成功”等廣告，吳小燕明確表示，發布不合法廣告的平臺也需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更深層的倫理拷問在于：若商業代孕合法化，女性子宮將被明碼標價，經濟弱勢群體可能被迫成為生育工具，孩子出生后若存在缺陷則面臨被遺棄的風險。

備孕困難怎么辦？專家給出這些建議

面對備孕困難，朱依敏給出最核心的建議：珍惜自然生育的最佳窗口期，切勿寄希望于地下黑產。

“女性最佳生育年齡為23至30歲，30歲后卵巢功能逐漸下降，35歲是重要分水嶺——35歲以上即為生殖高齡。35至38歲之間仍有相當機會，但40歲后卵巢功能呈斷崖式下滑。”朱依敏說。

具體數據顯示：40歲女性單次胚胎移植妊娠率約20%至25%，流產率約30%；41歲妊娠率降至15%至20%；42歲約10%至15%；44歲以上常規試管嬰兒出生率僅1%至2%。

“有些人誤以為年紀大了自然受孕條件不好，做試管就行了，但其實45歲以后做試管嬰兒，活產率不到1%。”朱依敏呼吁，女性應更多關注自身月經周期變化——若原本規律的月經突然縮短或變得不規律，應盡早到正規醫院生殖中心就診，夫妻雙方應一同前往。

當下，正規醫院不會有任何“包成功”承諾，那些宣稱“兩年包成功”“不成功全額退款”的機構，往往是利用患者急切心理實施的欺詐。

地下輔助生育黑產以“圓夢”為名，實則將患者置于巨大的醫療風險和法律風險之中。此次事件或許為民眾再次敲響警鐘，求子路上，公眾應選擇正規醫療機構，遵循醫學規律，珍惜自然生育的最佳窗口期，切勿因一時心急而墜入不可挽回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