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裔美國歷史學家、研究大屠殺的專家奧梅爾·巴爾托夫指出，以色列社會對約旦河西岸殖民活動存在視而不見的狀態，復仇心態一直在引導內塔尼亞胡政府。他主張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以邦聯形式共享這片土地。這個方案需要由美國主導的一場“休克療法”。

在中東這場悲劇中，奧梅爾·巴爾托夫的聲音頗為獨特，所處位置也相當微妙。1973年贖罪日戰爭期間，在服完兵役前夕，他曾任一個步兵營營長。這位以色列裔美國歷史學家、知名大屠殺研究者，也是最早將加沙局勢稱為種族滅絕的知識分子之一。自2023年以來，加沙已有3.5%的人口被殺。

以色列多年來一直在進行這類定點暗殺行動，但并沒有改變什么。除了繼續戰爭、把加沙人口清空、擴大約旦河西岸殖民活動之外，看不出有什么明確的政治目標。政府和一部分媒體試圖說服公眾，任何停火都不是好事。他們擔心特朗普會通過與伊朗達成協議來限制以色列的行動。以色列似乎已經拿到了加大對黎巴嫩轟炸力度的空白支票。

政府中有些人希望永久占領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部分領土。他們把這些地方說成新的安全緩沖區。在約旦河西岸，這一進程正在快速推進，被驅逐的巴勒斯坦人也越來越多。

在黎巴嫩，以色列重新進入了20年前已經撤出的地區。它從來沒有真正保住過這些地方。這樣做只會讓該國南部和貝魯特出現更多死亡和人口流離失所，也會讓更多以色列士兵喪命。

像國家防務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這樣的人，態度再清楚不過。他們公開鼓吹殺害、族裔清洗和種族滅絕。按理說，反對聲音應該來自左翼、溫和派和世俗派。

但在10月7日之后，其中很多人都說，在哈馬斯發動襲擊之前，他們原本相信可以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協議——盡管事實上，無論左翼還是右翼，當時都沒人談論占領——可現在他們意識到，“巴勒斯坦人只是想殺了我們”。很多人都支持這樣一種看法：對付巴勒斯坦人的唯一辦法就是暴力。

大多數以色列人更愿意回避這個問題。像我這樣的人一談起它，他們就會說：“你對我們毫無同情。你又不住在這里。”和這些人交談時，會有一種非常令人不安的不適感。他們去過很多地方，也讀書，卻偏偏對占領問題存在盲區。這種態度不是10月7日之后才出現的，而是一代代積累起來的。

這道墻制造了一種社會學上所說的“社會性死亡”。有了它，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人眼中仿佛不再存在；以色列人只有在自己穿著制服去執行占領時才會遇到他們，否則，這些人就像不存在一樣。早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就已經在談所謂“開明的占領”。

兒童之死會給暴力開出空白支票，而這張空白支票又會讓針對其他兒童的暴力變得正當化。所有戰爭里都能聽到這種說法：“我們愛自己的孩子，而他們連自己的孩子都不在乎。”于是，我們犯下的罪行，責任卻被推到對方身上。也正因為如此，在以色列，人們經常讀到、聽到民族詩人哈伊姆·納赫曼·比亞利克的詩句：“這樣的復仇，孩子鮮血的復仇，連撒旦都未曾發明……”自10月7日以來，復仇話語在以色列無處不在。

我原以為歐洲會作出反應，但沒有人阻止加沙的大屠殺。喬·拜登對此將負有責任。哈馬斯實現了它的主要目標：把原本被壓到地毯下面的巴勒斯坦問題重新地區化。如今，以色列卷入了一場地區戰爭，而且這場戰爭它贏不了。

那種駭人的暴力當然令人震驚。但遺憾的是，這并不難解釋。想象一下，一群人多年像狗一樣被對待，生活在鐵絲網后面，被關在籠子里。現在他們逃了出來，可以向那些羞辱他們、讓他們挨餓的人復仇。他們會表現得極其殘暴，殖民歷史上有過很多類似情況。這當然很可怕。但無論如何，殺害平民都沒有任何正當理由。

哈馬斯和其他組織把平民作為目標，是一個嚴重錯誤。這恰恰讓那些主張繼續壓迫他們的人有了口實：因為他們是野蠻人，因為他們反抗了，所以就該被壓制。這是一種人們非常熟悉的邏輯。

當時一片混亂：學生敲打墻壁，高喊“我們不是殺人犯！”但等我和他們坐下來談，我發現聽他們說話其實很值得玩味——未必愉快，但值得聽。我提到了自己當兵時的經歷，他們才稍稍平靜下來。

當然，那次經歷讓我非常沮喪。因為這些年輕人一邊把自己說成受害者，仿佛他們只是被迫去做那些事，一邊又試圖把自己說得更有人性，這當然也是人的本能。但他們根本無法理解，自己究竟參與了什么。

是的，我仍然相信會有。那些紀念大屠殺的機構，其正當性建立在所謂“大屠殺的普遍教訓”之上，也就是必須建立一整套國際法機制，防止這種事再次發生。所以，這不僅關乎過去，也關乎現在和未來。如果他們談論其他種族滅絕案例，卻對加沙正在發生的事情一言不發，我認為這會讓他們失去公信力。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因為談論加沙的種族滅絕而被愚蠢而諷刺地扣上反猶主義者的帽子。未來還會出現很多其他種族滅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以色列享有的有罪不罰，以及它采取行動的方式。

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為，確實在威脅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安全。以色列正在推行一種暴力程度驚人的政策，其規模前所未有，至少自1948年以來未曾見過。這會在各地引發負面反應。一些以色列政治人物甚至認為這未必是壞事，因為他們覺得猶太人本來就應該遷往以色列。

猶太人在歷史上長期遭受迫害和威脅，反猶主義確實存在，這不是虛構的。但猶太復國主義中出現了一種扭曲邏輯：如果我們的行為制造出更多反猶主義，那么猶太人就會明白，唯一安全的地方只有以色列。可問題是，我們正在把以色列變成世界上對猶太人最不安全的地方。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1945年，德國摧毀了歐洲，殺害了數百萬人。10年后，它已經在與法國達成協議，這也是歐盟的前身。誰能想到？如今歐洲人已經無法想象彼此再打一場戰爭。

事情變化的速度，可能比我們想象得快得多。但在這個問題上，變化不會從內部發生；它必須伴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包括軍事、經濟和政治制裁，迫使以色列人意識到自身權力的邊界。

我希望自己還能活到內塔尼亞胡在海牙受審的那一天。他永遠不會在以色列被繩之以法。但如果以色列這個國家不為1948年、不為此后發生的一切、也不為加沙承擔責任，那么政治進程就不可能啟動。也正因如此，哪怕這個邦聯方案今天還無法落實，仍然值得認真設想。因為等到那個時刻到來時，人們或許可以期待，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內部都會出現另一種領導力量。

如果內塔尼亞胡繼續掌權，改變的可能性將微乎其微。那樣的話，以色列甚至連民主國家或法治國家的影子都不剩，我也不會回去。

如果他下臺，下一屆政府未必會多么討人喜歡，但那可能標志著一個緩慢變化的開始。那樣的話，我愿意回去。我不知道自己已經失去了多少朋友，因為他們并沒有直接告訴我，他們已經不再把我當朋友了。但我還是想見見我的孫輩和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