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將歐洲排除在伊朗談判外，因其不愿分享外交成果，且地區國家更關切自身安全。
• 歐洲從伊核協議主導者淪為邊緣角色，因未能兌現承諾且日益追隨美以立場，失去伊朗信任。
• 歐盟因烏克蘭戰爭將伊朗劃入敵對陣營，并支持美以軍事行動，進一步削弱自身斡旋空間。
• 歐盟目前每天因能源價格上漲損失5億歐元，但利害關系仍不及伊朗鄰國直接關乎存亡。
• 歐盟若想重獲影響力，需發揮在環保、基建等領域的專業優勢，而非延續軍事化對抗思維。

當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宣布美伊之間可能達成某種諒解時，他先后致電多個地區國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巴林、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約旦，以及單獨聯系的以色列。通話名單里，沒有一個歐洲國家首都。

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執行副總裁特里塔·帕西指出：“歐洲幾乎完全缺席這一進程，確實引人注目——但也并不令人意外。到了這一步，歐洲在中東重大外交事務中的無足輕重，幾乎已經被視為常態，以至于它被排除在外都很少再引發關注。”

但這種缺席及其影響，仍值得細看。歐洲是如何從伊朗外交的主導者——并在2015年推動達成《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到10年后淪落到如今這種幾乎無關緊要的地步？

客觀來看，確實有一些因素并不由歐洲掌控。其一，特朗普一向不喜歡歐洲領導人，這一點早已不是秘密。而歐洲方面對他的反感，同樣明顯。

但更深層的原因或許在于，特朗普雖然行事反復無常，卻一直想讓中東局勢降溫，并把全部功勞都歸于自己。

分析人士認為，這大概也是他為何一直推動那個看上去并不現實的設想：讓從沙特阿拉伯到巴基斯坦在內的整個更大范圍地區國家都加入《亞伯拉罕協議》。如果要與布魯塞爾、柏林或倫敦分享這項外交成果，顯然會削弱他個人的政治成就。

此外，地區國家自身的考量也很關鍵。對波斯灣國家以及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來說，是否繼續與伊朗陷入戰爭，關系到切身安全，甚至可以說是生死攸關。

戰爭已經表明，這些國家都處在伊朗導彈射程之內。一旦戰事重啟并進一步升級，尤其是海灣國家，將面臨經濟崩潰的風險。如果伊朗國家機器發生崩塌，邊境穩定將被打破，失控的移民潮可能出現，族群和教派沖突也可能在地區范圍內被點燃。

對歐洲來說，后果同樣不輕。能源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正在帶來壓力。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稱，歐盟目前每天已因此損失5億歐元。但這終究不像伊朗鄰國那樣，是直接關乎存亡的問題。

這種利害輕重的不對稱，解釋了為何海灣國家、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會主動推動外交斡旋和局勢降級。特朗普愿意與這些國家溝通，也有助于讓一項潛在的新伊朗協議在地區層面獲得支撐。

這樣一來，伊朗一些鄰國——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對奧巴馬政府2015年原協議的一項核心不滿，也有望被消除，因為那份協議只處理了核問題。

歐洲并非被動出局，而是主動耗盡了自己的籌碼。

如果把一切都歸因于特朗普的虛榮心和地區外交格局，就會忽略一個更難面對的事實。

畢竟，2015年的地緣環境并不比今天更有利。當時，英國、法國、德國這三個歐洲國家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協同推進，最終促成了《聯合全面行動計劃》。

到了2026年，歐洲被排除在外，并不只是外部強加的結果，更是歐洲自己一步步耗盡對伊朗影響力的后果。

首先，特朗普在2018年第一個任期內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后，歐洲推出了“支持貿易往來工具”，試圖繞開美國對伊朗的次級制裁，維持與伊朗的貿易往來。但這一機制最終并未真正發揮作用。

伊朗因此得出結論：歐洲口頭上姿態強硬，最終還是會服從華盛頓的意志。伊朗對歐洲的信任，由此受到削弱。

其次，2025年，英國、法國、德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恢復對伊朗的核相關制裁。

伊朗顯然記住了這一點：在它看來，歐洲已經不再是誠實的斡旋者，而成了美國的輔助力量。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烏克蘭戰爭改變了歐洲的整個世界觀。

2022年之后，布魯塞爾走上了一條新的地緣政治路線，按各國對俄羅斯的立場，把世界劃分為朋友和敵人。伊朗因向莫斯科提供無人機，很快就被歸入敵對陣營。

在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動襲擊后不久，馮德萊恩和德國總理弗里德里?！つ牡葰W洲領導人公開表示全力支持最初以政權更迭為目標的行動。在布魯塞爾，唯一的戰略似乎就是圍繞所謂“俄羅斯——伊朗軸心”維持跨大西洋團結。

這并不是要為德黑蘭近年來一系列損害其與歐洲關系的選擇開脫。伊朗向俄羅斯轉移無人機，確有其事，造成了破壞，也理應受到譴責。

但因果關系從來不是單向的，眼看歐洲既未能兌現《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承諾，又在伊朗核計劃、彈道導彈和地區政策等問題上越來越多地重復美以立場，德黑蘭最終認定，繼續指望歐洲已無實際收益。

相比之下，莫斯科則在規避制裁、軍事技術和地緣政治掩護等方面向伊朗提供了幫助。伊朗的確進一步靠近了俄羅斯，這首先是德黑蘭自己的責任，但歐洲也在相當程度上把它推向了那個方向。

如今，歐盟還在繼續加碼。

特朗普宣布可能與伊朗達成協議后，馮德萊恩隨即對伊朗提出要求。她表示，“絕不能允許伊朗發展核武器”——但這番話沒有回應德黑蘭過去多次試圖通過談判達成同樣結果的努力。

她還要求伊朗停止在地區的“破壞穩定行為”，并停止“對鄰國一再發動毫無正當性的攻擊”——而這一表述同樣回避了一個事實：率先發動戰爭的是美國和以色列，而伊朗最初的回應，是打擊周邊國家境內的美軍設施。

比利時歐洲議會議員馬克·博滕加則表示：“我們需要一個敢于說出這樣一句話的歐洲：美國必須停止其非法侵略行為?！?/p>

歐盟軟弱無力的印象，還因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婭·卡拉斯的表態而進一步加深。她在歐洲議會的一場會議上說，歐盟對中東沒有戰略，因為“發生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很多都要取決于戰爭如何結束”。

這種說法仿佛歐洲只是一個被動旁觀者，既無法影響戰爭進程，更無力塑造戰爭結果。與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她的幾位前任——費代麗卡·莫蓋里尼、凱瑟琳·阿什頓和哈維爾·索拉納。自21世紀初以來，他們都在伊朗外交中發揮過關鍵作用。

從戰略自主到集體失語，歐洲的變化一目了然。

不妨把今天的歐洲政策，與2003年作一比較。

那時，法國和德國曾公開且明確地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雖然他們最終未能阻止戰爭，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時任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的支持，但至少他們展現出了一定的戰略自主性。

如今，只有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持續而有原則地反對這場針對伊朗的戰爭，其他多數歐洲領導人則表現得沉默、猶疑，甚至反復搖擺，場面頗為尷尬。

不過，桑切斯只代表一個歐盟成員國，無法代替整個歐盟發聲。

既然歐盟已經失去了影響戰爭走向、推動戰爭結束的能力，那么在戰后階段，如果特朗普最終真的與伊朗達成協議，歐盟仍可能發揮建設性作用。

一位不愿具名、長期從事地區二軌外交的人士告訴我，海灣國家歡迎歐盟在這一階段參與進來，尤其看重歐盟在環境保護以及能源、供水和海水淡化等關鍵基礎設施重建方面的專業能力。

德黑蘭方面也可能對歐洲參與戰后重建投資抱有興趣。

這種接觸并不是什么天真善良的理想主義，而是一種務實而強硬的現實做法。

歐盟若想重新贏回影響力和尊重，就應發揮自身傳統優勢，而不是繼續鼓吹一種并不適合自己的軍事化、非黑即白的地緣政治思維。

換句話說，歐盟需要更多像桑切斯這樣的政治人物，而不是更多馮德萊恩和卡拉斯。

作者：埃爾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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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Why Trump dumped Europe from Iran tal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