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做到了所有正確的事。”
26歲時，我只帶著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開始創業：我想在家附近打印點東西，卻找不到任何地方可以做。這個簡單的沮喪最終變成了PrintWithMe——如今一個覆蓋全美的公共打印機網絡，員工超過100人，是我真心為之驕傲的事業。疫情期間，我和許多千禧一代一樣搬離芝加哥，到了亞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爾，因為算過一筆賬后我們明白，在陽光地帶，我們的美元能夠換回更多空間。我們有了更大的房子，把女兒送進了一所好學校，一切都在向上走。
然而兩年前，我腦部一個腫塊開始出血。外科醫生告訴我，我只剩幾個月的時間去做手術，否則后果可能是致命的。我有醫保，我原以為那是不錯的醫保。但我的保險公司拒絕覆蓋我被轉診過去的專科醫生。連續數周，我都在和他們抗爭——申訴，提供證明，再次申訴——而腦子里那個滴答作響的時鐘從沒停過。最終我不得不更換了保險方案，才接受了手術。我現在能在這里講出這個故事，但躺在病床上時，我花了大量時間思考：有多少人沒能撐過那場戰斗。
我是一個商業愛好者，每周必讀《華爾街日報》、《巴倫周刊》，更不用說《財富》雜志。我理解資本怎么運作，市場怎么運轉，激勵如何塑造行為。可是，當我審視我們為美國中產階層搭建的這套經濟體系時，這筆賬根本就算不攏。我的親身經歷就是活生生的證據，而我知道自己仍屬于幸運的那一個。
在我的選區，一位朋友每個月要為她的兩個小男孩支付2800美元的托兒費用，比她的房貸還要多。她和丈夫都有工作，卻依然被壓得喘不過氣。這恰恰是現行制度中一個讓人無法沉默的切面：即便你步步都踩在所謂正確的節拍上——創業、買保險、規劃家庭——你依然可能在一個關鍵環節被整個系統拋下。
這些并非個例。我自己從一無所有到建立起一家全國性公司，可僅僅是一次腦部手術的保險拉鋸，就差點讓一切歸零。保險公司手握條規，把你推入一場以生命為籌碼的倒計時游戲。你填過無數表格，打過無數電話，得到的卻是模板一樣的拒絕信，而你的外科醫生在催你盡快躺上手術臺。這種矛盾的撕扯，才是當下中產最真實的生存圖景。
我參選國會議員，并不是想做一個政客，而是想作為一個經歷過這一切的人，去告訴那些制定政策的人：算賬的方式必須改變。當每個月2800美元的托兒賬單壓過一個家庭的住房開支，當一個創始人擁有上百人團隊的公司卻仍須為一項被推薦的手術和保險公司廝殺，這個經濟等式的任何一端都顯得荒誕。我們必須讓醫療、育兒這類基本保障不再成為壓垮勤懇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已經從創業中學到，解決復雜問題需要刨根問底，需要打破舊有規則，需要在逼仄的窗口內抓住機會——這些，恰是這個國家當下最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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