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喬治·奧威爾在《1984》里寫過一句話：“戰(zhàn)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很多年前我給學(xué)生們講這本書，他們懵懵懂懂地點頭，卻從不知道，我們失去的，或從未真正擁有過的東西，叫作自由。
我母親出生在朝鮮北部。她好不容易逃到了南邊，可那里也不是自由，只是另一種形狀的牢籠。大多數(shù)人不知道，當時的韓國同樣是集權(quán)統(tǒng)治。就像從一場噩夢里跑出來，又跌進另一場夢，舞臺布景換了，惡魔的品種不同罷了。
我在那片南方的土地上出生，所以家人又帶著我逃往日本。諷刺的是，我后來成了別人口中研究亞洲“惡魔”的專家，這大概不是巧合。日本曾經(jīng)殖民過朝鮮，老一輩的韓國人被逼著說日語。在那個地方，天皇就是神之子——字面意義上的。太陽女神創(chuàng)造了日本人，于是神之子也是太陽，所有人都是天皇的奴仆。“侍”這個詞，原本就接近“侍奉”和“臣服”，侍奉的是誰？是神，是天皇。在那種秩序下，呼吸都帶著跪姿。沒有人覺得奇怪，就像基督徒在周日去教堂，本就是為了安撫另一個帝國的神祇。朝鮮的土地上，還埋藏著被中國入侵的舊傷，好像這片地方天生就是承受苦難的。
在日本的日子很糟糕，因為我們是朝鮮人，是被恨的。我們只好又搬去意大利。我們其實想去美國，可我美國父親和韓國母親的婚姻在當時根本不被允許。法律說，白人不能和有色人種靠近，就像錢總是挨著錢。直到1968年，最高法院終于裁定跨種族婚姻合法，我們才得以遷往美國。
可我們在美國快樂嗎？沒有。那是一種被精心偽裝過的壓迫。戰(zhàn)爭年代，亞裔曾被關(guān)進勞動營。在我看來，美國不過是另一種極權(quán)，和德國、伊朗沒有什么不同。德國有過自由經(jīng)濟，但對猶太人不是。我身上流著猶太人的血，我的祖父是從德國逃出來的。那么，區(qū)別在哪里？1984年，美國的總統(tǒng)是里根，你去問問有色人種，他在加州當州長時都做了什么。我在他“幫忙”制造的洛杉磯貧民區(qū)里長大，白人早已離開，那里沒人說英語。我說韓語，說西班牙語，唯獨不說英語。在那種環(huán)境里，自由是幻象，我們是永久的勞動力，是被展示的“多元”，被規(guī)訓(xùn)的軀體。
我有時候想，內(nèi)戰(zhàn)結(jié)束的時候，就應(yīng)該把憲法燒掉，把國父們的錢全部分給所有人。你看，我換了一個又一個國家，每一次逃離都像翻開一張新牌，牌的背面寫的還是同樣的句子。地理的邊界可以越過，可人心里那些看不見的邊境，比硝煙還頑固。也許真正的“美麗新世界”，從來就沒有降臨過，而我們不過是學(xué)會了，在奴役的間隙里，偷一點微小的喘息，并把它命名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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