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國軍少將救下八萬六千紅軍，建國后毛主席專門囑托葉劍英一定要找到這位恩人！

1951年臘月二十六，廣東北江河畔的操場被清空，五十幾名民兵押著一位頭發(fā)花白的老人走向沙坑。“叫什么名字？”隊長喝問。“莫——莫雄。”老人聲音沙啞。忽然，一名通訊員策馬飛奔而來，舉著加急電報：“省軍區(qū)急令：暫停執(zhí)行，立即押送廣州！”隊長一愣，“他到底是什么人？”老人低頭不語，眼里閃過短暫的光。

押解隊伍趕赴廣州的途中，流言四起：有人說他是舊軍閥，有人說是潛伏特務(wù)，也有人猜他救過共產(chǎn)黨。真正的緣由，要從17年前那場改變中國命運的會議說起。

1934年7月，廬山山頂云霧繚繞。蔣介石召集各路要員，桌上攤開厚厚的江西剿共路線圖，八路合圍，三道封鎖線，文件用鋼印蓋章，標題赫然寫著“鐵桶計劃”。會議結(jié)束，除核心將領(lǐng)外只剩九人完整知情，其中便有當時的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蔣介石對他并無戒心——半年前，這位“老同志”才遞交了一份漂亮的“圍剿戰(zhàn)果”，俘虜數(shù)字寫得密密麻麻，足足摞成一寸高。事實上，那些數(shù)據(jù)全是他令手下抄的“口徑”，真?zhèn)我蝗酥獣浴?/p>

拿到計劃后的第三夜，德安城外的小驛站里，莫雄讓參謀項與年換上破棉襖、剃半邊頭，連夜出發(fā)。為了躲哨卡，項與年故意磕斷兩顆門牙，搖著一部舊字典擠進難民隊伍。字典里夾著四張薄紙——拆成四段的作戰(zhàn)表，縫在撕開的書脊里，只要用溫水一泡就能取出。五天后，瑞金前線指揮部燈火通明，周恩來攤開這幾頁紙，沉默許久，只留下四個字：“馬上轉(zhuǎn)兵。”10月初，中央紅軍八萬六千人悄然越過封鎖線，國民黨150萬重兵圍了個空，長征由此贏得第一口喘息。

紅軍突圍，并未就此安全。半年后，蔣介石又把目光鎖定貴州北部，希望在畢節(jié)“關(guān)門打狗”。畢節(jié)保安司令仍是莫雄。他接到電文，字字逼緊：“死守城池，遲則軍法從事。”莫雄點燃地圖，手指在山嶺間劃出一道S形曲線，隨后把守軍主力悄悄拉到貴陽東南，只留下空城和幾百名老弱。5月3日凌晨，紅二、六軍團進入畢節(jié)，三日補給、整訓、撒離，城墻安然無恙，守軍按兵不動。臨行前，紅軍在衙署院里放下一只木箱，三萬多塊銀元，一句字條：“借宿叨擾，留作軍費。”莫雄看完，擺擺手，“封存。”副官低聲問他打算如何上報，他只說一句：“聽天由命。”

蔣介石震怒，將莫雄押往重慶歌樂山軟禁。150天后，日本軍隊攻陷宜昌，華南防線告急，熟悉兩廣山川的莫雄再次被召回前線。他不肯出山，直到李克農(nóng)通過東江渠道送來一句口信：“前線缺藥，自己想辦法。”莫雄隨即調(diào)集港商藥品，以“賑濟難民”名義度過封鎖線，轉(zhuǎn)入華南游擊區(qū)。戰(zhàn)爭打完，他以少將軍銜去了香港，在書店后堂默默抄寫《孫子兵法》，外界再無消息。

1949年秋，中南局接到最高指示：“務(wù)必請莫雄回粵。”葉劍英派人攜帶一張空白委任狀到香港。談判只用了半杯茶功夫，莫雄點頭，“我不求官，只求把舊部安置好。”回到廣東，他被安排負責北江地區(qū)清剿土匪，三個月，繳槍兩千余支，未傷一民。

然而風向很快再變。1951年冬，地方土改運動席卷全省，縣里翻出他“國軍少將”的檔案，匆匆押赴刑場。危急關(guān)頭，那封加急電報成了生死分水嶺——“此人有大功，立即停刑。”落款僅四字：葉劍英。此后，莫雄調(diào)入省參事室，工余坐在竹椅上寫回憶錄，寫到廬山時只留一句話：“圖窮匕首見，幸未誤大事。”

再后來，他常被請去軍史座談。一次，有年輕軍官不解：“您為何不早把功勞說清？”他笑了笑：“若當年說破，救得了一條命，卻可能壞大事。輕重，總得分。”1980年春，89歲的莫老在廣州病逝，遺囑只有兩行字：“余事已畢，毋須張揚。”

多年以后，研究長征的檔案被解密，才有人注意到廬山會議記錄旁的一個批注：“將某地保安司令列席，無礙。”這行墨跡，是蔣介石親筆。而正是這位“無礙”的司令，把原本封死的生路撕開一道口子，讓八萬余中央紅軍踏上新的征途，也讓自己在烽火與新生之間，走完了曲折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