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雖然對臺爾曼不是十分了解，但多數人還是知道他。

上世紀60年代，曾放映過一部為他樹碑立傳的翻譯影片《臺爾曼》。他曾是德國共產黨主席，在納粹上臺后被捕，關押在集中營里11年，在納粹失敗前，于1944年被殺害。在集中營極其惡劣的條件下，他刻苦學習馬恩著作，寫下大量讀書筆記。筆者不懂德文，沒有讀過他的這些筆記，不知其中是否有對他本人導致德共在反法西斯斗爭中失敗的領導的反思和懺悔。在曾經發行量極大的《外國民歌二百首》中，還有一首《臺爾曼之歌》。

去年央視熱播的系列片《世界歷史》中有關納粹崛起的那一集中，稱頌臺爾曼為反法西斯斗爭的象征。這套系列片寫作陣容強大，鳴謝單位有諸多世界各國著名研究所、博物館，更是增加了這套專題片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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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上述對臺爾曼的評價只是斯大林與他領導下的第三國際的一家之詞，與歷史上的臺爾曼大相徑庭。

其實，在希特勒上臺之后，第三國際的某些領導人也想按慣例讓臺爾曼充當替罪羊，但被斯大林否定。因為他深知，否定臺爾曼和德共所推行的方針政策，也就是否定他本人和他領導下的第三國際的方針政策。更主要的是，現在他在蘇共、蘇聯和共產國際中的地位至高無上，反對派都已經被清除，沒有人敢追究德共失敗的責任問題。已經投降的前反對派領袖季諾維也夫和拉狄克只能在私下里對外國人說斯大林應該對德共的失敗負責，但在公開場合他們不僅不敢對斯大林有任何異議，還得山呼萬歲，稱頌他的英明偉大。

當年在德國、中國革命失敗時，必須找替罪羊，是因為有反對派的壓力。如今這個壓力已經不復存在，也就沒有必要再找替罪羊了。因為他清楚，否定臺爾曼，就是否定他本人，同樣，肯定臺爾曼，也就是肯定他自己。讓一個犧牲者進入英烈榜，并非什么大事，但換來的卻是他本人的永遠正確、英明偉大。

但是，為遮掩斯大林在導致納粹上臺過程中的戰略戰術錯誤而抬高臺爾曼，卻嚴重地損害了馬克思主義。臺爾曼于1925年任德共黨主席，直到1933年被捕，始終擔任這個職務。也就是說，在納粹從一個極右翼的小黨發展為一個大黨直到成為執政黨這個關鍵時期，臺爾曼一直是德共領袖，第一把手。如果真的像上面所說的那樣，臺爾曼是反法西斯斗爭的象征，那作為反法西斯斗爭的象征的就不應該僅僅是臺爾曼一個人，而且肯定還有整個德國共產黨。

如果肯定德共及其領袖的反法西斯斗爭，那么必然會使人產生一個問題：德國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又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故鄉，德國社會民主黨曾是第二國際的第一大黨，像十月革命后俄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中的地位一樣；德國工人有強大的工會組織，又素以組織性、紀律性強和富有斗爭經驗而著稱。德共也是一個有數十萬之眾的大黨，雖然排在社會民主黨和納粹黨之后。

然而，當時德國社會、經濟危機不僅沒有使德國革命成功，而是使極端反動的納粹勢力獲勝。這不是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十月革命是冒險，是僥幸成功的例子嗎？

因此，挖掘這段歷史，對臺爾曼做出公正的歷史評價，關系到的決不僅僅是臺爾曼個人、當時的德國共產黨以及領導它的斯大林和第三國際，還關系到對十月革命的評價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科學還是烏托邦的問題。

臺爾曼上升的背景

臺爾曼上升到德共的領導層，是1924年的事。據說是因為他在1923年漢堡起義中立下了卓著的功勛。那次起義是一次失敗的起義。當時的德共領袖布蘭德勒作為那次失敗的起義的替罪羊而被清算之后，臺爾曼與馬斯洛、路特·費舍、烏爾班斯等人一起進入德共領導層。這些人的崛起都有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背景，后三人追隨的是季諾維也夫，臺爾曼追隨的是斯大林。1925年，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與斯大林反目后，馬斯洛、費舍、烏爾班斯便被清除出德共的領導層，臺爾曼就成了德共的一把手。

臺爾曼的上升與俄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各支部中推動“布爾什維克化”運動同時。這個“布爾什維克化”運動大家不要誤會，不要以為俄國共產黨真的要在共產國際中清除與布爾什維主義不符的東西，而是在列寧重病期間和逝世后，靠拉幫結派成了政治局的多數的“三駕馬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后來又發展為“5人小組”、“7人小組”）把持了蘇聯的黨政軍大權后，為他們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中排除異己——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安插自己親信的活動打出的一個好聽的旗號。

這場運動導致共產國際各支部領導核心的徹底改組。那些堅持國際主義，在反對社會民主黨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斗爭中自然形成的黨的領導，由于具有相當的理論素養，經歷了斗爭的考驗，不愿盲目追隨莫斯科的新核心排擠托洛茨基和對他的批判。為了徹底打垮托洛茨基，這些有權威、有獨立見解的領導人必須撤換。而用來取代他們的人，不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對革命的忠誠、在黨內的威信以及戰略策略素養，要求他們的只是唯莫斯科新核心的馬首是瞻，盲目地跟著后者的指揮棒轉。

緊跟斯大林的臺爾曼在他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并擔任主席后，主要工作就是根據莫斯科定的調子批判托洛茨基，清除德共中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對他有好感的人。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與斯大林破裂后，批判和清除的對象自然又包括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德共中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斯大林對臺爾曼在德共中的清洗工作十分賞識。1928年，臺爾曼因庇護他的一位涉嫌貪污的漢堡朋友而被德共中央免除主席職務時，斯大林直接出面干預，在他的壓力下，德共中央被迫對此案重新審查，并恢復了臺爾曼的主席職務。[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6, 2001 г., стр.116..]

在這些年的工作中，臺爾曼學到的主要是在黨內排除異己、維持自己權力的手段。因為在那幾年中，對斯大林和他領導的共產國際來說，反托洛茨基的斗爭是重中之重。領導全黨為未來的革命做準備，獨立地對德國和世界形勢做準確的判斷，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并在階級斗爭的戰場上克敵制勝，在這樣的黨內斗爭中是學不到的，而且也不需要。

因為斯大林認為，1917年十月革命開始的革命高潮已于1923年結束，1924年以來，資本主義進入穩定時期。況且他與布哈林進行理論創新，用“一國社會主義”取代世界革命。現在，各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幫助蘇聯贏得“和平建設”的條件，不要激化與本國資產階級的矛盾，否則會導致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戰爭，破壞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建設。

臺爾曼遭遇“第三時期”

這種狀態直到1928年才結束。那是因為斯大林在國內外、政治經濟上遭受了一系列嚴重的失敗后，尤其是在1927年爆發的糧食征購危機下，他意識到他伙同布哈林推行的右傾內外政策是行不通的。他接過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加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而此前，托洛茨基和反對派正是因為要求實施這個綱領而被扣上“超級工業化者”、“破壞工農聯盟”和“掠奪農民”的帽子，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被他流放和監禁。在國內政策上向左轉之后，在對外政策上也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他的代理人莫洛托夫在1928年共產國際第十次執行委員會上提出了所謂的“第三時期”理論。

這個荒謬的理論如今已鮮有人知，在國內外相關研究中也很少有人提到。然而，正是這個理論在德共反法西斯斗爭中的失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忽略它的原因大致如下：這不僅是斯大林對革命犯下的嚴重罪行，也是他對人類犯下的罪行。他對法西斯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此時，他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絕對主宰，用找替罪羊的方式來為自己開脫反而是欲蓋彌彰，索性以沉默來掩蓋。西方史學家不提此事，大概是因為他們對此不大了解，否則，他們是不會放過斯大林和共產黨對納粹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的。共產黨國家的史學家不提此事，某些人是要為尊者諱，更多的人恐怕也是對此知之甚少。這大概也是新拍的這部大型歷史系列片對臺爾曼評價如此之高的原因吧。

簡單地說，“第三時期”理論把從1917年十月革命至1928年這段時間分為三個階段。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3年為第一階段，是革命高潮階段；1924至1927年為第二階段，是資本主義相對穩定階段，也就是革命低潮階段；第三時期從1928年開始。莫洛托夫聲稱在這個階段中，“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罷工浪潮風起云涌，不僅席卷了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席卷了落后的殖民地，在某些地方，它與持續不斷的革命和內戰因素交織在一起，……群眾不滿的加劇和向左轉波及到數以百萬計的農業工人和受壓迫的農民大眾”。[ 《布爾什維克》雜志1929年6月第12期第9頁，轉引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8,стр14.]

在這種形勢下，資產階級已經無力承受下一次經濟危機，現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所有矛盾即將總爆發，世界革命形勢一派大好。甩掉了改良幻想的工人階級變得更加激進。因此，今天階級斗爭中的任何事件都具有無法估量的革命意義，它將點燃世界革命的燎原之火，資本主義世界即將土崩瓦解。

這種出于轉變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成了新策略的基礎，共產國際領袖據此制定了讓全世界共產黨人必須執行貫徹的策略任務：一是要進行總罷工，二是占領街道，三是“不能與改良主義者進行任何形式的聯合”。

后者是“第三時期”理論的一個重要的策略結論。莫洛托夫的原話是這么說的：“革命組織與改良主義者的組織之間聯合的策略比任何時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相對于前兩個任務來說，第三個任務更加有害。因為前兩個任務不是憑主觀愿望就能完成的，總罷工是一個國家中政治、經濟形勢、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生存狀況和情緒的產物，不是說發動就能發動起來的；占領街道也不是說占領就能占領的，它是總罷工的產物，沒有總罷工的勝利形勢，僅僅憑共產國際官僚的一紙命令，工人群眾是無法占領街道的。貫徹這些策略任務的共產國際西歐局在號召歐洲工人階級進行總罷工未果，五一示威游行和8月1日示威游行（即占領街道）都遭到失敗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拒絕與改良主義組織聯合的任務，只憑主觀愿望就可以執行。在這三條策略指示中，共產國際麾下的世界各國共產黨惟一貫徹到底的就是這第三條，直到希特勒上臺，共產國際開始推行人民陣線策略為止。

如今50-60歲的人還能記得，在描述當年中國共產黨地下革命斗爭的電影和小說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面：一小群人在街頭突然聚集起來，喊幾句口號，撒幾把傳單；警察吹響了哨子，軍警特務就趕來抓人。筆者小時候就在影片《我的兒子歐陽立安》中看到過這樣的鏡頭，當時心中當然充滿了對革命先輩的無限崇敬。現在回過頭來，才知道這完全是中共執行斯大林“第三時期”策略的產物，為此，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和革命者在這種毫無意義的行動之中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與在德國推行“第三時期”策略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較，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莫洛托夫在宣布“我們已經雙腳邁進了第三時期”時，還蠻橫地說，“只有愚頓的機會主義者、可悲的自由主義者”才看不到這點。要知道，無論是聯共（布）黨內，還是受它控制的共產國際的各支部，誰也不愿意當“愚頓的機會主義者、可悲的自由主義者”。托洛茨基只能以他個人之力，始終與這個錯誤理論做艱苦卓絕的斗爭。當年，丘吉爾因他反對對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贏得了首相的位置。而托洛茨基對納粹性質的深刻認識，對當時德國國內形勢、力量對比的分析，對第三國際和德共政策的批判，以及他在批判中提出的正確的政策，是完全有可能阻止希特勒上臺的，從而使人類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共產國際及其麾下的各國共產黨的嘲笑和咒罵。1929-1933年這4年中，托洛茨基反對共產國際錯誤的“第三時期”理論和為阻止納粹上臺所進行的斗爭，證明他是當時最杰出的政治家。

此時，托洛茨基已經被開除出黨，被驅逐到土耳其，背著反黨、反革命的罪名，但他仍認為自己是布爾什維克黨黨員，不忘自己是第三國際的創始人之一。他以革命政治家的視野和敏感，意識到歐洲興起的法西斯、特別是德國的納粹對工人運動和人類命運的威脅；同時也清醒地看到“第三時期”理論和策略將使這一威脅變成現實。“第三時期”理論剛一出籠，他就在1929年他個人創辦的《反對派通報》上結合奧地利危機，撰寫《奧地利危機與共產主義》一文，批評荒謬的“第三時期”理論以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策略。針對“第三時期”理論將社會民主黨混同于法西斯的結論，他指出，社會民主黨的下層畢竟由無產階級本能推動的，而法西斯下層則是得到小資產階級和奧地利如此之多的失掉階級屬性分子的無出路的滋養，并預見一旦法西斯獲勝，不僅會消滅黨員人數不多的奧地利共產黨，還將粉碎社會民主黨的所有組織和基地。他根據奧地利的具體情況，闡明奧地利危機不是共產主義與“社會法西斯主義”之間的沖突，而是社會民主黨與法西斯之間的沖突。[ См.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 7 ,стр.22-27,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29 г..]

他對被“第三時期”理論稱為最主要敵人的“社會法西斯”加以剖析，他說，倒霉的理論家制造這個概念的根據是“社會民主黨準備借助武裝力量反對工人，保衛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的話，那么階級社會就是一部法西斯史”；“在世界上有多少資產階級政黨，就有多少種法西斯”。那么，這個界定就沒有任何意義。他進一步指出：“法西斯主義……根本不是所有資產階級政黨的共同特征，而是資產階級的一個特殊的政黨，……它反對所有其他資產階級政黨，它最激烈地反對的正是社會民主黨。”[ 同上，第25-26頁。]

1930年1月出版的《反對派通報》第8期的全部版面用于刊登托洛茨基的長文《共產國際錯誤的第三時期》。此文是托洛茨基全面批判這個錯誤理論與策略的第一篇文章。因莫洛托夫認為法國革命形勢已經開始高漲，所以在這篇文章中，他以法國的現實為例，逐條駁斥了“第三時期”理論對形勢的判斷。

他根據1919-1929年10年期間法國勞工部的官方罷工統計和法共機關報《人道報》的相關數據，描繪出了這10年間法國工人罷工次數和參加人數的曲線，并在此基礎上得出結論：法國1928-1929年兩年的罷工與1919年后罷工連續衰退相比較，僅僅是克服了衰退的慣性，當前的罷工斗爭還僅僅是經濟性的，“絕沒有提供可以使人得出革命階段或哪怕是革命前階段的迅猛發展的畫面”。[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 8,стр.4.]

托洛茨基接著指出，判斷群眾的激進化的程度的因素除了罷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斗爭的因素，首先是共產黨的影響。而法國共產黨的人數和影響力持續下降。在立法院選舉中，1924年共產黨得票87.5萬張，占全部選票的10%，1928年所得的選票略多于100萬張，是全部選票的11.3%。4年之內黨在國家選舉中得票率增長了1.3%。8月1日，黨不能動員那部分投它的票的無產者、甚至不能動員全部工會會員參加巴黎的示威游行。工會的情況也一樣，從1926-1928年三年之中，工會會員從47.5萬人降到37.5萬人。根據上述情況，他得出的結論是，法國工人運動剛剛開始復蘇。

在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再次拿出一定的篇幅駁斥“不能與改良主義者進行任何形式的聯合”的策略。他指出，當改良主義者因形勢所迫向前邁出一步或半步時，必須與他們進行階段性的聯合，在改良主義者領導罷工的情況下，怎能拒絕與他們簽定具體協議呢？他強調在與法西斯的斗爭中，更不能切斷與改良主義者達成具體協議的途徑，不僅與普通的社會民主黨黨員，而且與它的領袖。

當然，作為“布爾什維克化”的德國共產黨的領袖的臺爾曼，是不會聽信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異端邪說”的。在莫斯科的指揮棒下，在上述戰略策略的武裝下，臺爾曼義無反顧地“雙腳邁進了第三時期”。但在這個階段中，他沒有取得該理論允諾的革命的勝利，而是走向了他本人和德共的覆滅。

臺爾曼的反法西斯斗爭

“第三時期”理論一下子把臺爾曼從他所熟悉的黨內斗爭的戰場推到了反法西斯斗爭的戰場上。這是真正表現黨的領袖的理論水平、膽略、戰略策略素養的地方。然而，這些顯然不是臺爾曼的強項。他和他的恩師一樣，擅長的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擊敗黨內對手，而不是在階級斗爭的戰場上克敵制勝、奪取政權、推動革命的勝利發展。

臺爾曼是怎么進行反法西斯斗爭的呢？網上的臺爾曼簡歷沒有詳細介紹，只說他參加了1932年的總統選舉，指出“投興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而希特勒就是戰爭”。另一場斗爭是在希特勒上臺后，他的沖鋒隊在德共總部挑釁，臺爾曼在《紅旗報》上發表文章，揭露希特勒的陰謀，并率領10多萬工人上街游行，抗議法西斯的暴行。此后他就被捕入獄，在獄中學習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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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首《臺爾曼之歌》完全以后人歌頌先烈的口吻寫的，說什么臺爾曼沒有死，他那寬大的肩膀永遠站在隊伍的最前列，永遠率領我們向前。這類歌詞的作者對臺爾曼在反法西斯斗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解多少，都是令人懷疑的。他那寬大的肩膀并沒有抗住納粹的沖擊，使德國共產黨避免失敗的命運。他甚至不是失敗的悲劇英雄，而是應該對因他和共產國際的一系列戰略策略錯誤而導致的失敗負責的罪人。他曾走在德共的前列，已經使德共覆滅，如果他永遠走在隊伍的最前列的話，這個黨豈不是萬劫不復了？

在系列片《世界歷史》中，只是一帶而過地說臺爾曼是反法西斯斗爭的象征，同樣沒有具體地講他是怎樣領導德共進行反法西斯斗爭的。著重講的是納粹在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崛起的過程。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希特勒的上臺是不可避免的，人類的這場浩劫是命里注定的。盡管有作為反法西斯斗爭的象征的臺爾曼領導的德國共產黨，也不能力挽狂瀾，只能聽任納粹奪取政權，讓納粹的戰車把自己碾得粉碎。

不過，從托洛茨基當時就國際和德國反法西斯斗爭所寫的系列文章中，可以更加具體地看到臺爾曼是如何進行反法西斯斗爭的，還可以看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戰略戰術（因為這是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反對自下而上的反革命的斗爭，而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為這樣的斗爭提供正確的戰略戰術）不僅可以阻止納粹上臺，還可以使當時的社會危機演變成一場革命，使無產階級成為這場斗爭的勝利者。

由于德國的法西斯是最主要的危險，托洛茨基對“第三時期”理論的批判主要聯系德國形勢進行。

從1928年臺爾曼遵照第三國際的指令進入“第三時期”以來，搞過總罷工、各種紅色日、占領街道，人為地制造革命形勢，除了使黨喪失聲譽和力量之外，沒有帶來任何結果。反對社會法西斯黨的斗爭也未能把該黨的工人群眾爭取到共產黨一邊來。在跟著莫斯科的指揮棒徒勞地轉了兩年多之后，臺爾曼和德國共產黨遇到了真正的社會危機，也是真正的革命形勢。

1929年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對德國產生了致命的影響，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正是在這種危機形勢下，在1930年的德國國會選舉中，本來是一個極右翼小黨的納粹黨，它所得的選票從上一次的80多萬張一下子飚升到600多萬張，一躍成為國會第二大黨。從此，德國真正面對法西斯的威脅。

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政治家的敏感和對法西斯本質的清醒認識，意識到從此時起，國際共運和國際形勢的關鍵在德國，歐洲和全人類的命運都將取決于德國共產黨和法西斯之間斗爭的結局。從這時開始到1933年希特勒上臺之前，托洛茨基寫了一系列文章，結合德國形勢的每一次變化，對共產國際荒謬的第三時期理論以及臺爾曼推行的錯誤政策進行批判，并提出正確的斗爭策略。

為了對德國共產黨和工人產生影響，他把他辦的雜志《反對派通報》轉到柏林出版，他的關于德國形勢的文章都立即請人譯成德文發表，并結集出版。在那命運悠關的幾年中，在災難面前，托洛茨基不計個人恩怨，不遺余力地給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敲響警鐘，告訴他們面臨的是什么形勢，他們對形勢的判斷錯在何處，他們推行的政策將帶來什么惡果，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和策略才能保住工人的陣地和反攻的可能。然而，斯大林對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的改組是徹底的，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的領袖不僅沒有能力對形勢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和判斷并做出理論預見，甚至連大難臨頭時的預感和自保的本能都喪失殆盡，只會鸚鵡學舌般地重復斯大林定下的調子，對托洛茨基的睿智的分析和用心良苦的規勸報以惡毒的譏諷和咒罵。

1、被勝利沖昏頭腦

危機的來臨而不是所謂的第三時期來臨，使德共在1930年9月的德國國會選舉中獲勝，它從上一次的300萬張選票增加到450萬張。臺爾曼被勝利沖昏了頭腦。

納粹的增幅要大得多，它從80多萬張增加到650萬張。臺爾曼為共產黨增加的150萬張選票沾沾自喜，無視納粹選票的更加迅猛的增長。德共機關報《紅旗報》在選舉結束后的第二天的社論中寫道：“昨天對希特勒先生來說，是一個‘偉大的日子’，但納粹分子在大選中的所謂勝利僅僅是它末日的開始。”幾個星期后，這家報紙又說：“9月14日是納粹運動在德國的頂點，繼之而來的只能是退潮。”[ 伊薩克·多伊徹：《流亡的先知》第132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

在1931年4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上，臺爾曼重申這一觀點：“納粹分子在9月14日的大選中獲得轟動一時的勝利之后，他們在德國的黨徒開始想入非非。然而，我們卻不允許自己被工人階級、至少是社會民主黨黨員中業已出現的驚慌情緒搞得迷失方向。我們已經清醒而又嚴肅地指出，在某種意義上，9月14日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但繼之而來的不會是好日子，只能是最壞的日子。”[ 同上。]

臺爾曼的聲明得到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贊同和祝賀。

由于事關重大，托洛茨基立即對這次選舉做出了反應。他于9月26日寫下了他對這次大選的評論——《共產國際的轉向和德國局勢》。考慮到他此時流亡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那時的信息傳遞遠沒有今天快捷，他的反應確實可以說是同步反應了。他在其文章中指出，共產黨增加的100多萬張選票與納粹增加的幾乎600萬張選票相比，就微不足道了。這表明，共產國際的所謂的“群眾的激進化” 不是對革命有利，而是對反革命有利。

臺爾曼之所以認為納粹在大選勝利之后就會走下坡路，是因為他認為納粹的興起是遙遠的1923年危機和繼之而來的社會震蕩的反響。托洛茨基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納粹抬頭不是過去危機的余波，它正在為未來的社會危機積聚力量。“納粹居然在社會革命時期的前夜而不是在它的終點占據如此有利的進攻陣地，這一事實的根源是共產主義的軟弱，而非法西斯主義的軟弱。”托洛茨基對大選的結論是：“盡管共產黨在議會中得勝，無產階級革命……仍然遭到了慘重的失敗……而這次失敗或許是致命的。”[同上，第134頁。]正是基于這一判斷，他更加堅決地主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建立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托洛茨基的這篇文章立即譯成多種語言，出了單行本，并立即招致德共領袖的抨擊。

德共的《紅旗報》稱托洛茨基是“驚慌失措的人”、“冒險家”和“布呂寧的代理人”，指責他妄圖迫使共產黨放棄無產階級革命，捍衛資產階級民主，迫使共產黨“忘記如不先戰勝社會法西斯主義，就不能戰勝法西斯主義”。明岑貝格在駁斥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寫道：“托洛茨基建議……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聯合，對于德國工人和共產黨來說，沒有什么東西像實施這樣一個罪惡的建議那樣有害，它會推動法西斯事業。提出如此聯合……只會有利于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領袖。此外，它的作用……顯然是法西斯主義的。”[ 同上，第145頁。]

甚至在1932年9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上，臺爾曼仍宣稱：“托洛茨基在其論述如何粉碎納粹的小冊子中僅僅提供了一個答案：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聯合起來。……據托洛茨基的觀點，這是能使德國工人階級戰勝法西斯主義的惟一途徑。他說，或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建立統一戰線，或是德國工人階級沉淪10到20年。這是一個徹底破產了的法西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理論，而且這還是托洛茨基最近幾年來在其反革命宣傳活動中所創造的最糟糕、最危險、最罪惡的理論。”[ 同上，第146頁。]臺爾曼信心十足地說，德國“當然不會成為法西斯國家。我們在大選中的勝利就是反對這一前景的保障……共產主義不可阻擋的前進就是反對這一前景的保障”。[ 同上。]

對此，托洛茨基反駁說：“歷史上一個最關鍵的時刻即將來臨，作為革命因素的共產國際將被從政治版圖上抹去整整一個歷史時期。只有瞎子和懦夫拒不認清這點。我們應該振聾發聵地對普通工人說：繼冒失、魯莽、自吹自擂的‘第三時期’之后，將是驚慌失措、舉手投降的第四階段。”[ 同上，第146頁。]這一可怕的災難被托洛茨基不幸而言中。但此話說于1931年9、10月間，由此到災難的實際發生，還有一年多的時間，臺爾曼還有時間再犯下更多的嚴重錯誤，錯失許多戰敗納粹的機會。

2、“紅色”全民公決

1931年7月21日，德共中央委員會秉承莫斯科的旨意改變初衷，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在民主和社會兩方面做讓步，否則它就參加納粹倡議的旨在推翻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的全民公決。為了使自己的全民公決有別于納粹的褐色全民公決，德共把它稱為“紅色”全民公決。在最后通牒遭到布勞恩政府的拒絕后，臺爾曼便率領德共投入了所謂的“紅色全民公決”。

對德共這一荒謬的行動，托洛茨基于8月25日就做出批評，撰寫了一篇題為《反對國家共產主義——“紅色”全民公決的教訓》的文章。托洛茨基用“國家共產主義”一詞，是諷刺德共在民族主義和愛國狂熱上與納粹進行市場競爭。納粹的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文章指責德共的這一行動與納粹實際上結成了反對社會民主黨的統一戰線。但這也不是絕對不可以的。它是否是“紅色”，主要取決于力量對比。

如果力量對比對無產階級有利，接替布勞恩的是共產黨的話，那么不管法西斯分子是否與共產黨員一起投票，從共產黨掌握政權開始，它就沒有任何意義；如果取代布勞恩政府的是希特勒－胡根伯格政府，那所謂的“紅色”全民公決就純屬冒險，使共產黨在群眾眼中成了納粹的幫兇。針對德國共產黨說什么社會民主黨為法西斯上臺鋪平道路，所以不能保衛普魯士社會民主黨的資產階級政府，他駁斥說，如果社會民主黨為法西斯鋪平道路，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縮短這條道路；如果法西斯企圖推翻布呂寧政府的話，我們將與他們血戰到底。但我們保衛的不是社會民主黨的政府，而是無產階級的精華，不僅是共產黨的、還有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組織、工人刊物。因為這是我們爭取大多數工人追隨我們奪取政權的基礎，如果聽任法西斯將它們摧毀，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就無從談起。托洛茨基指出，紅色全民公決給德共帶來了多重打擊：鞏固了社會民主黨，因而加強了布呂寧－布勞恩政府，掩蓋了法西斯分子的失敗，把社會民主黨黨員和相當大部分自己的選民從自己的身邊推走，從而削弱了自己。

第二年，歷史就驗證了托洛茨基的結論。當巴本取代布呂寧任政府總理時，以一紙法令取締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此時德共建議與社會民主黨一起發動總罷工。社會民主黨當然有理由懷疑共產黨的誠意：就在一年前，共產黨還積極參加納粹倡議的旨在推翻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的全民公決，如今卻要為保衛這個政府而進行總罷工。不要說社會民主黨拒絕，就是在共產黨自己的隊伍中，也是響應者寥寥。

全民公決并沒有達到推翻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的目的，但德共的“紅色”全民公決混淆了敵我營壘，在社會和自己的隊伍中造成了極大的混亂，把自己推向失敗。難怪托洛茨基說它將作為反面教材載入革命戰略史冊。其實，第三時期理論、共產國際和德共在當年斗爭中的幾乎所有決策都堪稱反面教材。遺憾的是，它們沒有作為反面教材載入革命戰略史冊，而是被人遺忘了，而這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至今還被人稱頌，被人稱為反法西斯斗爭的英雄和象征。是荒誕還是滑稽？

3、狼來了

早在臺爾曼跟隨莫斯科進入第三時期時，就認為德國是在社會法西斯的統治之下。1929年10月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震動了魏瑪共和國，造成600萬工人失業。1930年3月，社會民主黨總理赫爾曼·繆勒被迫辭職，興登堡總統宣布解散議會，任命享利希·布呂寧為總理。為了應對危機，布呂寧采取了緊縮政策，縮減社會保險經費，大量減裁國家職工，降低工資。這些措施激化了社會矛盾，引起強烈的不滿。“德國已經生活在法西斯的統治之下”，“希特勒未見得會使饑餓總理布呂寧統治下的現狀變得更壞”之類的斷言幾乎每天都出現在德共的《紅旗報》上，并得到《國際新聞通訊》、《共產國際》給予的權威支持。[ 參見同上，第137頁。]

當巴本取締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時，德共稱其為法西斯政變。一個法西斯政權接替另一個法西斯政權，甚至還要通過政變。這樣頻繁地喊叫狼來了，麻痹了自己的隊伍和社會對真正的法西斯的警惕性。納粹就是在這樣麻痹和喪失警惕的情況下不戰而勝的。

德國危機剛剛開始，托洛茨基就對其實質做出了準確的基本判斷，即德國當前的危機表明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和正常的統治方式都無力解決德國社會所面臨的嚴重問題，這場危機有兩種可能的結局：法西斯獲勝或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也就是說，最后的決戰將在無產階級和法西斯之間展開。根據這個判斷，他認為無論是社會民主黨政府，還是布呂寧以及巴本-施萊赫爾的政府，都是最后決戰前的序曲，是過渡階段。他認為，布呂寧政府和后來的巴本政府，都是波拿巴主義政權，即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不可調和的斗爭中，企圖依靠軍隊和警察統治而凌駕于兩個營壘之上的政權。

后來，他又進一步區分布呂寧和巴本政權的性質，稱前者為準波拿巴主義的。托洛茨基定性的依據是，在議會制度下，資產階級靠與工人階級達成廣泛的妥協來維持其統治，這種妥協以獨立自主的無產階級組織、政黨和工會存在為先決條件。從布呂寧政權開始，雖然勞資雙方的廣泛妥協已經結束，但他們無力消滅工人運動，因為他們依靠的僅僅是官僚機構，根本無力鎮壓和消滅工人組織。“如果法西斯真的掌握了政權的話，這無疑意味著從肉體上消滅共產黨，還有它的真正的政治破產。在烏合之眾的匪幫那里遭到可恥的失敗，為此，數百萬之眾的德國無產階級是永遠不會饒恕共產國際和它的德國支部的。”[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27，стр.17.]

托洛茨基把布呂寧和巴本政權比喻為放在金字塔頂端的球，是不可能穩定的，它不是滾向左邊——無產階級，就是滾向右邊——法西斯。因為這兩個政權不是出現在兩大營壘殊死搏斗之后，而是在其尚未開始之時。他對把布呂寧政權混同于希特勒政權的德共領袖批評說：“那些一口咬定說他們看不到布呂寧與希特勒的區別何在的智者們實際上是在說：我們的組織的存在與已被消滅之間沒有任何區別。在這種貌似激進的言詞背后隱藏著無可救藥的消極性。……他們說什么布呂寧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我們回答說，你們錯了！你們錯得可恥，因為你們害怕橫亙在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因為你們被擺在你們面前的巨大難題給嚇住了。在戰斗尚未開始你們就投降了。……布呂寧政權是過渡性的……不是過渡到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就是過渡到工人階級的勝利……兩個陣營才剛剛開始為殊死的戰斗做準備。你們如果把布呂寧和希特勒混為一談，你們就是把戰斗前夜的局勢和失敗以后的條件混為一談，就是事先自認失敗。你們實質上是在號召人們不戰而降。……我們應當向革命工人表明，共產黨仍然掌握著解決當前局勢的鑰匙，而斯大林官僚集團卻想用這把鑰匙關閉通向革命行動的大門。”[ 《流亡的先知》第140頁。]

托洛茨基斷定巴本政權的壽命不會超過100天，他認為，巴本政府之所以給人以力量的假像，是因為工人從事戰斗的準備不足。這個政府甚至比布呂寧政權更軟弱，支持它的只有普魯士官僚體制中最腐朽的部分。

托洛茨基始終認為，“戰勝法西斯是可能的，不是在他們上臺之后，不是在他們統治5年、10年或20年之后，而是在現在，在今天的條件下，在最近幾個月或幾個星期之內，我們對此深信不疑。”[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27，стр.18.]

托洛茨基一再提醒，與法西斯的最后決戰在即，德共面臨的核心問題是“能否在雖然已經被削弱、但（不幸）仍很強大的社會民主黨存在的情況下，勝利地回擊進攻的法西斯？對這個問題，德共中央委員會的答案是否定的。換言之，臺爾曼認為法西斯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 同上。]

托洛茨基不斷地敲響警鐘，指出德共和社會民主黨和不戰而降的危險。他以他的全部力量和熱情阻止這一可能性成為現實。然而……

4、德共不戰而降

托洛茨基曾多次預言，希特勒不經過內戰是不可能上臺的。因為對無產階級、它的組織和它的政黨（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都包括在內）來說，這是性命攸關之事：“工人和共產黨員們，你們有數百萬之眾。……一旦法西斯掌權，它會像一輛可怕的坦克一樣碾過你們的頭顱和脊梁。只有毫不留情的斗爭才能挽救你們，只有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黨員結成戰斗同盟，才能取得勝利。”但是，他最不愿意相信和看到的事，盡一切努力讓德共避免的事，還是發生了。

從未認真考慮過與真正的法西斯做斗爭，也從未清醒地認識德國所經歷的幾個階段的形勢的性質的臺爾曼，在失敗尚未來臨之前，還是滿口豪言壯語，他說，他相信德國“當然不會成為法西斯國家。我們在選舉中的勝利就是反對這一前景的保障……共產主義不可阻擋的前進就是反對這一前景的保障”。[ 《流亡的先知》第146頁。]

臺爾曼的大話空話的惟一基礎，就是他相信，9月14日之后，納粹黨就“不會有好日子，只能是最糟糕的日子”。一旦事實表明納粹上升的勢頭依然不減，臺爾曼居然輕率地說，一旦希特勒奪取政權，工人就會把他消滅。另一位共產黨領袖雷梅爾也宣稱：“希特勒即使掌權，也很快就會垮臺，到那時，勝利將屬于我們。”

對此，托洛茨基尖刻地嘲諷說，共產黨為希特勒準備了政權的陷阱，“總攻應該在希特勒取代布呂寧之前開始，應當在工人組織被取締之前開始。……說什么希特勒一旦掌權便會被工人消滅，這是無恥謊言。他們這樣說是為希特勒掌權清理道路。……如果德國工人階級……允許法西斯掌權，如果它竟至做出如此盲目消極的舉動，那么就沒有任何根據假定同一工人階級會在一瞬間擺脫懨懨欲睡的狀態而將法西斯一舉推翻。……‘我們是明天的勝利者，’雷梅爾在國會夸口說，‘我們并不害怕希特勒掌權。’這意味著明天的勝利將屬于希特勒而非雷梅爾。……‘我們不害怕希特勒掌權’，這不是徹頭徹尾膽怯的表示又是什么呢？‘我們’不認為自己有能力制止希特勒奪權。

而且比這更糟的是：我們、官僚主義者們，業已退化到這種地步，以至于不敢認真嚴肅地思考一下與希特勒斗爭的問題，因此，‘我們不怕’。你們不怕什么呀？與希特勒斗爭！噢，不……他們不怕希特勒取勝，不怕拒絕戰斗，不怕承認自己膽怯。可恥之至！”[ 同上，第142頁。]

即使是在希特勒當上總理后，德共與社會民主黨聯合起來，共同與法西斯進行殊死搏斗，雖然與希特勒上臺前相比，更加不利，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面對死敵，與其坐而待斃，不如放手一搏，即與法西斯分子展開內戰。托洛茨基建議的正是這條道路。他說：“希特勒掌權對工人階級無疑是一個可怕的打擊。但這次失敗還不是最終的和無可挽回的。當敵人剛剛開始上升之時本可以把他粉碎，而今天他占據了整整一系列重要崗位。這是他的一個極大的優勢，但決戰尚未開始。”

只要希特勒還沒有獨立控制整個國家，他的地位就不穩固，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就還有機會進行反擊。何況此前托洛茨基還提醒過蘇共領袖：“一旦納粹上臺，就應該對紅軍進行總動員，這應該成為一條公理。”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應不惜一切地把納粹政權消滅在萌芽狀態中，哪怕是動用紅軍的力量，把德國的內戰國際化。當然，他的這一建議遭到了共產國際和德共的又一輪謾罵：“冒險家”、“妄圖挑起德國與蘇聯之間的戰爭”等等。

然而此時臺爾曼使用的仍是批判的武器，發表文章揭穿法西斯挑釁的陰謀，率領10多萬工人上街游行。

難怪托洛茨基憤然說：“連法西斯的雷霆也無法將其喚醒，這樣的組織……已經死亡，而且萬劫不復。

臺爾曼的簡介提到他的這次競選，還提到他的一個競選口號，即“投興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希特勒就是戰爭。”希特勒就是戰爭，這句話絕對是正確的。“投興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這句話似乎也得到了歷史的驗證。簡介中提到這個口號，顯然是想證明臺爾曼作為領袖的高瞻遠矚和預見性。說希特勒就是戰爭，是不需要任何預見性的。因為他在《我的奮斗》一書中，在他的大量言論中，都已經說得十分明確了。

但“投興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這句話作為競選策略，把可能投興登堡的票的選民爭取到自己一邊來，是無可厚非的。當時參加總統競選的只有臺爾曼、興登堡和希特勒三人，

這句競選口號如果不能把投興登堡票的選民爭取過來的話，就危險了。對那些無論如何都不會投臺爾曼的票的選民來說，如果投興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的話，就不如直接把票投給希特勒。混淆興登堡與希特勒的區別，有可能使災難更早地降臨。事實上，興登堡在讓納粹黨入閣，讓希特勒當總理一事上，猶豫再三，經過多次談判之后，希特勒才如愿以償。但這也與德共和社會民主黨沒有進行堅決反對有關。依據托洛茨基的觀點，如果德共表明它準備以內戰的方式來阻止納粹上臺的話，興登堡、即大資產階級也不愿意冒如此之大的風險。

在危機之中，大資產階級之所以放棄社會民主黨，是因為它覺得社會民主黨解決危機的代價——即對工人階級讓步——太大。它對自下而上的反革命納粹運動也同樣憂心忡忡，希特勒叫囂他一旦上臺，將粉碎工人組織，讓共產黨員和猶太佬的人頭落地，也讓他們感到震驚。因此，在這句口號之后還應該有非議會斗爭的準備措施。否則，一旦興登堡當選，那就意味著只能坐等希特勒的上臺。看來，臺爾曼并沒有這方面的準備。他的準備只有一手，那就是通過這個口號把投興登堡票的選民吸引自己這方面來。在第一輪選舉中，臺爾曼只得到500萬張選票，希特勒得到1100多萬張選票。但臺爾曼不承認失敗，千方百計把失利歸罪于黨內的某些敵對力量，即德共領導中的“居心叵測之人”的“陰謀”，并點了雷梅爾的名字。他對第二輪選舉仍是躊躇滿志：“一切都非常好，非常有利……失去的很快就會彌補回來。”[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6, 2001г., стр.118.]看來，臺爾曼打算畢其功于一役，根本就沒有另一手準備。在這個口號中，可以找到他本人和德共在希特勒上臺時的消極表現的部分原因。

更可笑的是，臺爾曼想通過參加總統競選來抬高自己個人的聲望。德共散發的競選標語牌上的標語是“支持紅色臺爾曼陣線”，許多標語上還印著臺爾曼的肖像，這些標語甚至未經書記處和宣傳部門的確認。雷梅爾在致德共駐莫斯科代表的信中對此表示不滿，他抱怨說，在納粹的標語牌上都沒有“元首”，而是對失業群眾以及對盡力改善群眾生活的許諾。[ 同上。]

臺爾曼的勝利

就在1931－1933年之間，在那關系德國共產黨、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命運的緊要關頭，臺爾曼贏得了一場他個人的重大勝利。這場勝利不是在與法西斯或社會法西斯斗爭的戰場上，而是在德共黨內，在與他的同志的斗爭中贏得的。在這場斗爭中，他依靠斯大林的支持，憑借著對莫斯科的盲從，他徹底擊敗了他的黨內對手，成為德共的主宰，在德共黨內贏得了與斯大林在蘇共黨內、希特勒在納粹黨內的同樣的地位。只可惜好景不長，幾個月之后，他在黨內的新地位就隨著德共被納粹消滅而化為烏有。

在這場斗爭中，他的主要對手是G.諾伊曼和G.雷梅爾等。此時的德共黨內，早已沒有俄共的派系背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的支持者都早已被清除出黨了。這場斗爭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政策分歧。

1931年初，雷梅爾因反對德共政策中的宗派主義[指的是德共推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時期”中的不與社會民主黨結成任何形式的聯盟的指令。雷梅爾的立場與托洛茨基的相似，但遠不如后者那樣徹底和堅決，因為他不敢公然反對第三時期這個斯大林的“革命路線”。]及其推行者而聲譽鵲起。雖然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他的反對并不徹底，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派主義。因而他在蘇聯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反對宗派主義的文章譯成俄文，結集出版。支持他的立場的F.達列姆、V.明岑貝格、L.弗利格等人進入了德共領導機構。

當德共在共產國際的指令下改變初衷，加入納粹倡議的旨在推翻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時，對共產黨所推行的政策的不滿表現得更為強烈。1931－1932年上半年，德共的影響持續下降，而納粹的影響則持續上升。

1931年末，臺爾曼和諾伊曼應召前往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見。他們向他保證今后在工作中加強合作。1932年1月7日，諾伊曼致函臺爾曼，說他認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的分歧，而所存在的分歧都是細枝末節，并對他保證，今后將在他的領導下全力以赴地工作。

臺爾曼次日回信予以駁斥，認為在全民公決中的不同立場就是根本分歧。臺爾曼和德共某些領導人主張參加，諾伊曼和雷梅爾主張抵制。接下來，臺爾曼依據1931年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大大加強了共產國際方針中的宗派主義），指責諾伊曼執行這些方針不夠積極熱心。

其實，真正讓臺爾曼不能容忍的事，表現在下面這幾行字中：“你想在研究領導權限內的政治理論問題的過程中占據特殊地位。”這是臺爾曼無論如何都不能答應的：“在你的信中表達的你為黨的利益、為斯大林的革命路線而斗爭的意愿，證明你忽視書記處全體成員的共同的政治活動，結果是你對自己在領導中的地位得出了錯誤的概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臺爾曼競選總統的失敗也使他與反對派領袖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1932年7月20日，巴本政府下令取締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這一事件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不久前與納粹一起企圖用全民公決來推翻普魯士政府的共產黨號召舉行總罷工來支持這個政府，充分暴露了它的政策中的前后矛盾。社會民主黨根本就不相信它的誠意，甚至在共產黨員中，也是響應者寥寥。

7月20日，雷梅爾與明岑貝格和達列姆是在首都激動的居民中度過的。他在致莫斯科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印象：“到處都是熱烈討論事件的人群，只要有幾面紅旗，幾塊標語牌，很容易就能組織起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游行。巡警與聚集在他們周圍的工人和小資產者熱烈地討論，30%的普通警察和50%的警官表示準備參加抵抗。”[ 同上，第119頁。]

然而，事隔4天之后，德共才做出了第一個反應。雖然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所有成員都在柏林。德共領導的消極引起了普通黨員的強烈不滿。達列姆在其8月17日寄往莫斯科的信中總結道：“中央機關脫離7月20日和其后幾天中企業和街道上的運動，充分暴露了我們的弊端。在類似的情況下，我們不是干練的領導；我相信，這也適用于中央委員會和各區的領導機構。例如7月20日在柏林，我們沒有利用企業和街道上的群眾情緒和舉行示威游行和罷工的機會。”[ 同上。]

7月20日事件加劇了臺爾曼及其支持者與反對派的矛盾。臺爾曼決定在1932年夏天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會上徹底粉碎反對派。

1932年7月31日的國會選舉中，納粹成了國會第一大黨，它的黨團在國會中的席位增至230席。而德共的選票與1930年相比，只增加了幾十萬張。同年8月，興登堡總統第一次召見希特勒，商談納粹入閣事宜。雖然談判沒有結果，但希特勒上臺的危險已經十分清楚。但此時，臺爾曼更加關注的是另一件事：為即將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會搜集諾伊曼和雷梅爾的黑材料，并把它們寄往莫斯科。

7月29日，在普魯士政府被推翻的9天后，在國會選舉的兩天前，臺爾曼居然有時間給皮亞特尼茨基寫信，還附上一份“偶然”落入他手中的材料。這份材料是在一位長期居住在蘇聯的德國共產黨員的住宅里發現的，反對派成員寄自莫斯科的信件被說成是他們從事派別活動的證據。臺爾曼在信中通知皮亞特尼茨基，今天將對住宅進行搜查。他還通知后者：“信中所述內容只有皮克一人知道，近日內將告知烏布利希和謝爾，一定會讓取代皮克任德共駐莫斯科代表的V.弗洛林了解情況。……由于整體局勢，通知全黨是件麻煩事。”[ 同上，第121頁。]

據此，臺爾曼制定了徹底鏟除德共反對派的一系列嚴厲措施：當務之急是立即搗毀莫斯科的派別巢穴。他下令解除德共國會代表V.施泰克爾的職務，還有德共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L.弗利格的職務。更主要的是“必須對諾伊曼采取嚴厲措施，因為他肆無忌憚地反抗共產國際的指示。……必須讓他離開莫斯科，調往其他國家。”

1932年底，德國的形勢進一步惡化。新選出的國會只存在了一個月就被解散。巴本的緊急狀態法使罷工浪潮洶涌澎湃。納粹上臺的前景更加明確。

然而此時，德共領導機構中卻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在一次書記處會議上，雷梅爾發言反對擬議中的領導人事變動時，臺爾曼從自己的座位上跳了起來，粗暴地大罵自己的對手，盛怒之下揮舞拳頭，揚言要痛打他一頓。會議半途而散。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上，在共產國際領袖們的支持下，臺爾曼如愿以償地打垮了對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了把諾伊曼開除出德共政治局的決議，并警告說，如果繼續派別活動的話，將對他采取進一步的組織措施。

在搞垮了諾伊曼之后，臺爾曼又著手整肅反對派的其他領袖。弗利格被“流放”到莫斯科，達列姆被迫沉默，雷梅爾被無害化。

在10月舉行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從代表的挑選就注定了雷梅爾的失敗。代表們在會議上紛紛譴責雷梅爾和他的支持者，并強迫他們懺悔。1932年10月8日，臺爾曼在給莫斯科的信中滿意地寫道：“讓他在其聲明中達到所需要的深刻程度，很不容易。第二天，雷梅爾分發給幾位政治局委員自己講稿的深刻版本。”[ 同上，第123頁。]但臺爾曼認為需要繼續“修理”雷梅爾。

代表大會之后，雷梅爾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職務，繼續領導反法西斯斗爭聯盟。這是德共的外圍組織，并非重大力量，它類似于法西斯的沖鋒隊。但臺爾曼仍不放心。1932年11月13日是，臺爾曼致函共產國際執委會，建議把雷梅爾調離反法西斯斗爭聯盟。他寫道：“雷梅爾不是聯盟的首腦，我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惡化與他的關系，但又不能不提出聯盟領袖的問題……可以把聯盟交給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謝爾，以增強聯盟的影響。……雷梅爾在聯盟沒有太大的影響，選擇新領袖不會引起太大的反應。我們預先就這個問題交談過。烏布利希、弗洛林和我都認為，召回雷梅爾不會導致任何復雜化。”[ 同上。]

臺爾曼在這場斗爭中徹底地鏟除了對手，大獲全勝，贏得了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可惜的是，他未能長久享受這一勝利的果實，此時距離希特勒上臺只剩下兩個半月了。納粹上臺后，逃到蘇聯的反對派領袖諾伊曼、雷梅爾等繼續受迫害，幾年后被斯大林清洗。臺爾曼的最后的瘋狂在德共失敗后在莫斯科繼續。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上，全會關于雷梅爾“案”的會議由皮克主持。F.里希特在發言中提到德共在法西斯統治的頭幾個月中的成就是消滅了諾伊曼－雷梅爾集團。處于地下狀態，在如此絕望的幾個月中，卻能取得如此重要的勝利，理當得到共產國際的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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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鮮為人知的臺爾曼黨內斗爭的勝利中，讀者可以看到臺爾曼對他個人在黨內地位的威脅比納粹對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的威脅更加敏感，也更加重視。在他與反對派斗爭中保障他克敵制勝的法寶——向莫斯科的主子打小報告、仗勢欺人、搞小動作，這些手段在階級斗爭中是毫不中用的。本來在大敵當前之時，作為黨的領袖應該團結全黨力量一致對外，他卻為他個人在黨內的地位而展開了一場內部斗爭，借助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支持，打垮了黨內較為清醒和理智的同志。

臺爾曼還沒來得及享受這場勝利的果實，他本人及德共就被納粹的戰車碾得粉碎，真是又可恨又可悲。

應該說，1930－1933年納粹上臺之前的德國形勢，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歷史早已宣判臺爾曼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只會追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方針，沒有能力科學地判斷和預見德國形勢的發展，更談不上據此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了。甚至在大難臨頭之時，他還能為個人權力而集中全力打擊自己的黨內同志。在這樣的領袖的領導之下，德共的覆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雖然在今天，斯大林的光環早已不復存在，他的某些褒獎和詛咒卻依然有效，如他對臺爾曼的褒獎和他對托洛茨基的詛咒。

由于共產國際和德共拒不接受托洛茨基對德國形勢的判斷和他所提出的戰略戰術，反而對他大肆攻擊謾罵，他提出的戰略戰術沒有機會在實踐中經受檢驗。

但他對德國形勢的判斷的科學性及其對形勢發展的預見的準確性，均得到歷史的證明。他提出的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戰勝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是有其現實可能性的。因為他始終堅持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結成反法西斯的聯盟，而不是像斯大林和德共主張的那樣集中火力打擊社會法西斯。聯合起來的德共和社會民主黨的力量就能超過納粹的力量。

即使是在納粹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的選舉中，德共和社會民主黨的選票加在一起，也在納粹之上。托洛茨基認為，決定二者勝負的另一個關鍵是，納粹是小資產階級反革命絕望的黨，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革命希望的黨。他對代表革命希望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戰勝代表反革命絕望的小資產階級烏合之眾充滿信心。雖然德共屢次錯過戰勝法西斯的良機，最后不戰而降，致使托洛茨基期盼的共產黨與法西斯的對決沒有實現。

看來，伊薩克·多伊徹在其《先知三部曲》中說，斯大林將托洛茨基驅逐出境，就是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驅逐出蘇聯的說法，并非虛妄。作為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馬克思主義應該能夠指導無產階級戰勝法西斯，走向勝利，而退化的官僚機關的領袖斯大林和臺爾曼卻使無產階級不戰而降。

同樣可以說，這塊試金石證明，德國社會民主黨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應該補充的是，這已是它第二次沒有通過戰爭與危機的考驗了。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

近來，國內有學者撰文，說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奉行的民主革命才是成熟馬克思的思想，而列寧的暴力革命思想是馬克思的早期思想，因而列寧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布朗基主義者。并把斯大林的暴虐、后來社會主義的失敗一古腦推到暴力革命身上。

當年德國反法西斯斗爭的結果表明，德國社會民主黨同樣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雖然和德共不一樣，但它同樣對當時的德國形勢沒有科學和清醒的判斷和預見，更沒有正確的戰略戰術。

法西斯的興起，本身就是作為魏瑪共和國主要執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無力應對當時的社會危機的產物。在布呂寧和巴本政府時期，它雖然已經削弱，但一直是國會第一大黨。只是在1932年7月的那次國會大選中輸給納粹，才讓出了國會第一大黨的交椅。在1929－1933年間，它一直持兩害之中擇其輕的立場，消極地容忍布呂寧和巴本的波拿巴主義政府，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中，更是把老朽的興登堡抬上總統的寶座，為希特勒上臺奠定了基礎。它同樣應該為希特勒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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