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部長卡特琳娜?賴歇結束為期三天的在華行程，啟程返回德國。就在她動身歸國的同一時段，德國首都柏林傳來一則關鍵消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召集委員會全體委員，圍繞中歐雙邊關系開展方向性研討。會議落幕后，一名德國官方人士向外界透露，德方正有意商議增設貿易防護相關條款，同步磋商針對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問題出臺配套管控方案，歐洲各大新聞機構普遍將此番表態視作德國對華方針出現轉向的重要信號。

政策風向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動？回溯三個多月前，德國總理默茨完成上任后的首次正式訪華行程，隨行陣容囊括三十余家德國頭部企業高管，出訪期間雙方敲定多項雙邊合作細則，還共同發布聯合公報。彼時中德簽署的合作文件里，清晰劃定雙邊經貿合作準則，確立以開放磋商、公平市場競爭、雙向放寬市場準入為核心的合作基調。

從立足務實推進雙邊經貿協作，到表態商議收緊貿易壁壘，短短數月間德國的態度轉變背后，暗藏多重深層緣由。

想要理清德國對華立場驟然轉向的緣由，先要厘清該國聯合政府的權力分配格局。默茨所屬基民盟連同其合作政黨基社盟組成聯盟黨陣營，組建執政內閣后，行政施政持續受到綠黨牽制。經濟、外交、氣候保護三大關鍵部門均由綠黨把控，而這三大部門恰恰是擬定對華相關政策的核心機構。早前德國多家媒體便披露過一份綠黨牽頭草擬的百頁對華戰略草案，內容計劃針對在華業務體量龐大的德企增設合規門檻，削減聯邦財政對中德經貿合作項目的政策扶持。

默茨訪華期間，內閣內部的理念對立已然徹底浮出水面。據當時媒體披露的資訊，聯盟黨陣營里主張對華強硬的外長瓦德富爾，與秉持務實合作思路的經濟部長賴歇政見截然相悖；聯合政府內的社民黨一貫倡導和中方保持務實對話，但該黨派與聯盟黨之間立場搖擺不定，持續相互拉扯博弈。如今德國放出商議升級貿易防御手段的言論，本質是內閣內部對華強硬派系釋放的試探信號，這套表態不光面向歐盟總部布魯塞爾，更是說給柏林政壇里一眾鼓吹對華采取強硬舉措的政客。

除此之外，兩件關鍵事件的時間重合同樣耐人尋味：賴歇在華訪問周期，恰好和馮德萊恩組織中歐關系專題討論會基本重合。歐盟委員會對外公示的會議紀要首版文稿，原本寫明中歐間維/p>

近些年綠黨左右德國對華方針的過程中，出現各分管部門各行其是的現象，經濟、外交、氣候部門分別從自身管轄領域出臺涉華舉措，政策導向缺少統一統籌，部門之間觀點時常相悖。

曾任德國經濟部長的哈貝克出身綠黨，任職期間首要任務是守護德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切身利益。2025 年 5 月即將卸任之際，他專程到訪中國并公開發聲，強調德國始終把發展對華經貿擺在外交布局優先位置，德國本土工商業普遍認定，中國市場是未來十年全球成長性最穩定的投資熱土。被記者問及歐盟擬落地的對華貿易新規時，哈貝克明確表態，德國會率先站出來抵制相關不合理條款。

但就在哈貝克表態的數月之前，綠黨操盤的經濟部內部擬定的戰略文檔，勾勒出一套全然相反的發展路徑。德國《明鏡》周刊曾曝光這份文件內容，其中提議從嚴審查外資來華投資項目，最晚自 2023 年起停止向中方投放發展類貸款。這份百頁戰略文稿還拋出毫無依據的地緣政治臆測，妄稱中國最晚 2027 年完成臺灣收復，并借這套錯誤推論渲染德國經貿安全隱患，以此作為綠黨推動中德經濟脫鉤的片面論據。

同屬綠黨的兩名核心官員，身處同一座城市卻拋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對華論調，根源在于黨內派系分化。哈貝克制定政策需要兼顧德國本土企業盈利需求與中國龐大市場的現實紅利，而起草強硬對華方案的是綠黨內激進派系，兩股勢力分屬不同陣營。這也是德國政壇政策雙面化的典型縮影：并非單一政黨反復變卦，而是聯邦政府各職能部門、黨內不同派系缺乏統籌協調，最終催生政策撕裂。這也造成德國對華政策常年在兩條路線間搖擺，一邊是經貿合作帶來的實際收益驅使務實交往，另一邊受價值觀外交理念與地緣安全焦慮裹挾，不斷萌生對華限制想法。

綠黨內對華強硬派系的核心論調，是通過壓縮和中國的經貿往來降低所謂供應鏈隱患，但德國權威經濟研究機構發布的數據，和這套觀點形成鮮明反差。上一年度德國企業對華落地投資額突破 70 億歐元，相較 2024 年增幅達到五成，創下近四年投資新高；與此同時，中國企業赴德落地的投資項目總數超越美國，一躍成為德國境外第一大投資來源方。

落地廣東湛江、總投資額約 87 億歐元的巴斯夫一體化生產基地，是迄今為止德國企業在華落地規模最大的獨資單體產業項目；大眾汽車敲定規劃，計劃 2027 年前累計投入超 180 億歐元深耕中國新能源汽車與智能汽車賽道；寶馬坐落沈陽的第六代動力電池生產基地也已全面動工。各大跨國企業接連敲定大額投資計劃，依托的是對市場收益的客觀研判，不存在所謂被迫投資的情況。

綠黨戰略文稿片面將中德經貿綁定定性為德國單方面的風險隱患，卻無視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客觀現狀。中國既是德國各類工業制成品的核心外銷市場，也是德國化工、計算機元器件、光伏電池等關鍵工業品的上游原料與零部件供給來源，德國上述多個重點產業對華進口依賴度普遍過半。在德國工業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的大環境下，想要全盤削減對華產業綁定，落地難度遠超文稿起草者預估。

德國本土商界對此有著清晰認知，中國德國商會調研結果顯示，五成一受訪德企期盼德國出臺扶持政策，助力中德企業深化戰略合作。德國工商總會、制造業聯盟此前也多次公開發聲，駁斥政府主推的片面去風險政策，直言相關管控措施最終會損耗德國企業全球市場競爭力。

德國對華政策頻頻前后矛盾，最直觀的體現就是國家不同權力機構舉措背道而馳。

今年五月末，來自基民盟、綠黨、社民黨、自民黨、左翼黨五個不同黨派的五名德國聯邦議院議員組團赴臺竄訪，這件事本身就帶有強烈的負面政治信號。雖說代表團標榜跨黨派交流，本質卻是各黨派內部親臺勢力達成默契后的政治表演。事件發生后，德國外交部發言人費舍爾立刻對外重申德方恪守一個中國準則，明確臺灣不屬于主權國家；德國老牌報刊《法蘭克福匯報》也在出訪前刊發警示文章，提醒此行極易惹怒中方，潛藏極高外交風險。

不論是德國官方外交部門還是本土主流媒體，都清楚議員竄訪觸碰中方紅線，卻依舊沒能阻攔相關行程落地。關鍵原因在于，議員出訪行為不歸聯邦政府管轄，劃歸議員議會自主活動范疇，但多名跨黨派議員協同赴臺，早已跳出個人行為范疇，代表德國議會內部不小一股政治勢力的傾向性。

外交部門嘴上堅守一中原則，議會議員卻做出觸碰底線的舉動；經濟部長在華主張深化雙邊經貿，綠黨管控的經濟部私下擬定收緊在華投資審核細則。政府不同機構言行相悖的亂象，持續損耗中德雙邊關系穩定性。

這類政策割裂根植于德國政體架構設計，聯邦制框架下議會、聯邦政府、各州權責分散，缺少能夠統籌全領域對華政策的核心決策機構。總理手握外交最終決策權，但聯合政府由多黨組建，各政黨分管對應行政板塊，總理很難統一全內閣施政口徑，這種與生俱來的制度碎片化，使得德國在對外磋商時很難形成統一立場。

德國政壇的內部分歧，進入歐盟議事框架后會被進一步放大。馮德萊恩執掌的歐盟委員會，在對華貿易立法層面一貫比德國聯邦政府態度嚴苛，此前歐盟敲定對華電動汽車加征反補貼關稅，便是在德國官方明確反對的前提下落地執行。

出現該現象源于歐盟特殊的權責劃分，貿易立法權限歸屬歐盟專屬管轄范疇，各成員國僅能提交意見，最終審批權攥在歐盟委員會與歐盟理事會手中。理事會投票環節，德國的反對票想要左右最終決議，必須拉攏大量其他成員國協同表態，但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國在對華貿易上立場更貼合歐盟委員會，致使德國多次在相關表決里淪為少數派。

德國內閣里的對華激進派系深諳這套規則，即便無法更改本國政府官方立場，也能依托歐盟決策體系繞開國內反對聲音，借歐盟出臺限制性經貿條款。德方表態愿意探討升級貿易防護舉措，很大程度是向歐盟委員會釋放友好信號，示意布魯塞爾相關法案落地能獲得德國國內部分政治力量支持，借助外部機構倒逼本國調整對華經貿策略，也是國際政壇十分常見的博弈手段。

對于我國而言，應對德國政策變動的難點不在于對抗其短期強硬表態，而是適配一個政策持續撕裂的德國。雙邊官方外交磋商能夠穩步推進，但議會出格舉動、部門內部限制性文件自成一套傳導邏輯，獨立于外交談判體系之外。現階段中德經貿綁定持續加深，雙邊經濟交融度不斷提升，政治層面卻受各類偏見與利益博弈干擾，分歧逐步增多，結構性矛盾已然成型。

受政體架構、本國經濟利益、地緣安全焦慮三重因素制約，短期內德國對華政策的搖擺態勢難以根除，只要三項核心影響要素沒有實質性改變，德方對華方針就會持續在合作與限制之間來回切換。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資本市場逐利屬性不會被政壇政策波動左右，德國企業不會因為政府搖擺的政策放棄中國市場。巴斯夫數十億歐元項目落地投產、大眾千億級投資穩步落地、寶馬新建生產基地動工，實打實的大額產業投資，既是中德經貿深度綁定的具象體現，也從市場層面束縛德國極端對華政策落地。

往后中德雙邊關系走向，關鍵要看德國能否調和內部派系矛盾、平衡外部歐盟施壓，從當前各類動向來看，短期內德國很難實現各方訴求的均衡統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