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法國政府明確提出效仿澳大利亞，審議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的法律。這如同在高速狂飆的賽車場上強行踩下剎車，只為將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拉回安全的看臺。

曾經(jīng)，西方世界大力推崇網(wǎng)絡自由主義，堅信市場能自動篩選出有價值的信息。技術的狂飆讓這種數(shù)字烏托邦幻想在現(xiàn)實面前徹底幻滅。

如今的社交媒體早已異化為一個封閉的壟斷迷宮，精準的算法將青少年牢牢困在自我循環(huán)的同溫層中，導致精神危機頻發(fā)。

面對被徹底原子化的年輕一代，國家機器被迫重新介入，將社交媒體視同煙酒進行嚴格的數(shù)字管控，標志著技術父愛主義的全面回歸。

這場跨國立法行動不僅是對網(wǎng)絡主權的變相確認，更暴露出全人類在數(shù)字教育上的集體焦慮。

審視這場數(shù)字危機前，必須先理清教育的本質隱患。

阿倫特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核心判斷是：人們之所以把他們稱為未成年人，是因為他們是新來者，是最近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人。

作為新來者，他們是尚未完成的人，這是未成年字面上的意思。正因如此，他們既需要被引入世界，又必須在進入世界之前受到保護。現(xiàn)代教育的根本錯誤，就在于混淆了這兩種需求。

現(xiàn)代教育過早把兒童和青少年這些新來者暴露在世界之中，卻又未能真正承擔起引導他們進入世界的責任。

兒童和青少年終究是要進入世界的，但問題在于，如果他們進入世界不是被成人引導，而是直接被拋入世界，那就不再是教育，而是一種遺棄。

過早暴露的問題，在于打破了成長需要的時間結構。阿倫特強調，兒童既是生命中未完成的個體，又是世界中的新來者。

這意味著童年本身就是一個過渡階段，是一個尚未具備理解和判斷能力的階段，因此需要在保護狀態(tài)下被引入世界。

如果跳過這個階段，直接把他們暴露在公共世界之中，兒童面臨的世界是他們暫時沒有辦法理解的。因為無法理解世界，世界對他們來說就會變成一個壓倒性的存在。

評價、沖突、規(guī)則和他人的目光，這個世界的公共性會同時向兒童涌來，但他們缺乏消化這些經(jīng)驗的能力。

兒童和青少年會適應嗎？會的，但這種適應是被迫適應，是被遺棄的結果，成年人沒有承擔起把未成年人引入世界的責任。

阿倫特當然不是主張要讓青少年永遠停留在私人空間，她反對的是成年人把青少年遺棄給世界，直接讓他們暴露在世界的公共性之下。

因為真正的教育意味著，成人需要向青少年承擔解釋世界的責任，通過解釋世界把他們引入世界。

教育的核心在于有成年人愿意站在青少年和世界之間，對著青少年說這是什么，這意味著什么。如果這個環(huán)節(jié)缺失了，青少年直接接觸到的就是世界的表面現(xiàn)象。

他們看到規(guī)則，不知道規(guī)則的來源；感受到壓力，卻沒有辦法理解壓力的結構；參與表達，卻不理解表達的后果。

在成年人沒有承擔責任的情況下，把青少年直接扔給世界，會讓青少年和世界的相遇變成他們要獨自承擔的責任。

他們被置于他人的目光之中，被卷入世界的評價機制之中，但沒有辦法在其中建立自己的位置，只能努力適應世界對他們的要求。

他們學到的不是從自己作為一個主體出發(fā)去理解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被世界的目光刺傷，如何避免被世界的審判機制壓扁，如何避免在世界中失敗。

這種學習方式是順從性的，不是創(chuàng)造性的。

因此，法國與澳大利亞才急于立法，將青少年從失控的社交媒體中拉回。

今天的青少年被前所未有地暴露在一個高度公共化、評價化、競爭化的社交媒體空間之中，成年人放棄了對于這個空間的解釋權和引導責任。

社交媒體不是一個中性的交流工具，它是一個放大版的公共世界。在這里，一切都是可見的、可評判的、可傳播的。點贊、評論、轉發(fā)是一種持續(xù)不斷的評價機制，個體始終處在被觀看和被判斷的狀態(tài)。

人們都知道，青少年比成年人要更加在乎這種被觀看和被判斷的評價機制，但是他們本來就不應當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直接進入這個領域，因為他們沒有穩(wěn)定的自我，沒有獲得理解世界的能力。

按照阿倫特的邏輯，這個成長階段本來應該在家庭和學校的中介空間中完成。

學校和家庭是一個既和世界相連，又能夠對世界進行緩沖和篩選的空間。但是社交媒體摧毀了這個中介結構。青少年不再是被逐步引入世界，而是直接被拋入世界。

他們可以在極早的年齡獲得表達權，獲得公共性、可見性和他人的反饋，但這些權利沒有伴隨著理解和判斷能力的同步增長。

于是，青少年在形式上獲得了公共性，但是在實際上缺乏承受公共性的能力。這就是被暴露在世界之中的危險形式，是一種沒有保護的暴露。

當然，社交媒體構成的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公共空間，它是一個把私人生活不斷公開化的空間。

在這里，原本屬于成長過程中的不穩(wěn)定、自我試探、情緒波動被持續(xù)展露出來，并且接受來自他人的及時反饋。

這種結構對于成年人來說都是有侵略性的，對于青少年而言，則更加劇烈。因為他們不僅要面對他人的評價，還要在這種評價中成長、塑造自我，他們的成長過程本身，被轉化成了一種公開的表演。

在這種情景下，有人會說，被拋入社交媒體是一種解放，青少年獲得了表達的權利，獲得了參與公共討論的機會，獲得了主體性。

但是，真正的主體性不是被審判、被評價、被觀看、被回應，而是能夠在這個世界中行動，并且對此承擔責任。

青少年在社交媒體中的參與，是缺乏任何責任結構的，他們沒有辦法對平臺的規(guī)則負責，也沒有辦法影響平臺的運行邏輯，他們只是在一個既定機制中被動的適應和反應。因此，這種所謂的解放，實際上就是一種遺棄。

成年人不再承擔引導的責任，直接把青少年交給一個他們自己也無法掌控的世界。

當社交媒體取代成年人，法國擔憂的數(shù)字危機便爆發(fā)，推手正是算法牢籠。

如果按照阿倫特的理解，教育的作用是把年輕人引入成人世界，那現(xiàn)在算法其實已經(jīng)扮演了把青少年引入世界的中介角色，成了隱形的教育者。

這個角色原本應該是由成年人來承擔的，現(xiàn)在卻被算法替代了。但算法作為隱形教育者，根本不承擔對世界的責任。

它不為自己推送給青少年的內容負責，也不承擔解釋世界的責任。它不會告訴青少年這些觀點從何而來，不會揭示不同觀點之間的張力，也不會要求他們對接觸到的信息進行判斷。

算法只是不斷推送內容，讓個體沉浸在看似豐富的環(huán)境里。

算法徹底消解了世界對于年輕人的意義，剝奪了個體和真正的公共世界接觸的機會。

它的“教育”不是引導年輕人走向他者，而是退化成了自我循環(huán)，只會讓年輕人不知道怎么接觸世界里和自己不一樣的人。

教育的本質是引入世界：成年人把新來者引入一個先于他們存在、要和他人共享的世界。這個過程里，世界不會自動顯現(xiàn)，必須有人去承擔、去解釋、去呈現(xiàn)。

阿倫特認為，要讓青少年理解世界，需要有人在他們面前承擔起責任，告訴他們世界是什么、如何形成、為什么值得被延續(xù)。

教育的核心不是信息的傳遞，而是世界的傳遞。世界之所以是世界，是因為它有超乎個體的公共性和客觀性。人們面對的外在世界，不依賴于個人的偏好存在，也不會因為個人的選擇隨意改變。

但信息繭房把世界轉化成了“為個體而存在”的環(huán)境，只呈現(xiàn)個體感興趣的內容，只強化既有的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成人世界和青少年世界的聯(lián)系發(fā)生了根本性斷裂。

人們說一個青少年逐漸走向成熟，指的是他慢慢能在成年人的世界框架中進行理解和判斷。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實現(xiàn)代際對話，一代人才能理解另一代人。

但在信息繭房里，這種共享的框架逐漸消失了。

當隔絕成為常態(tài)，國家層面的雷霆干預便成了最后手段。

澳大利亞之后，法國為什么也開始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答案已無比清晰。這絕不僅僅是一場簡單的互聯(lián)網(wǎng)治理行動，而是國家層面的“搶人戰(zhàn)役”。主權國家重新展現(xiàn)統(tǒng)治力，實質上是成年人世界在漫長逃避后，終于找回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責任。

為年輕人重建現(xiàn)實世界的防波堤，才是數(shù)字時代刻不容緩的真正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