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王進喜受邀出席晚宴，周恩來親自帶他入座，他卻為何遲疑未敢立刻坐下？

1959年深秋，北京長安街上幾輛頂著碩大煤氣包的公交車徐徐開過。路旁的石油代表王進喜盯著那團灰色氣囊，忍不住問售票員：“同志，這車真沒汽油可燒了嗎？”一句話，道破了當時全國石油捉襟見肘的窘境，也點燃了他心里那團火——中國必須有自己的油。

王進喜出身甘肅玉門，1923年生，解放后就在井架下摸爬滾打。十余載鉆頭與黃沙為伍，練就了“只要井噴不止，人就不能后退一步”的倔勁兒。1959年，他以36歲的年紀在全國群英會上獲評先進生產者，但隔著盛裝的會場，他分明感到國家能源仍舊困頓。蘇聯減供的消息傳來，進口石油要用寶貴外匯去換，外需卻一天天增加，工業化迫在眉睫。

1960年早春，中共中央拍板：黑龍江松嫩平原深處的大慶，將成為新戰場。消息傳到玉門，王進喜二話不說，帶著120多名老伙伴登上悶罐車，往東北疾馳。車門一開，鋪天蓋地的風雪和零下二十多度的空氣，一股腦兒撲上來。臨時搭建的木棚里只有破氈片，他笑了笑：“油藏在腳下，爐子在心上，不怕冷。”有人覺得豪言壯語只適合會場，他卻在接下來幾天用血泡磨出的雙手證明了并非口號。

探井設備重達10噸，原計劃等鐵路平板車，時間卻拖不起。王進喜把粗麻繩往肩頭一扛，吆喝三班兄弟就地取材，砍木棍當撬杠，靠人拉肩扛，三晝夜沒合眼，把龐大的立柱硬生生拖到井場。還沒喘口氣，麻煩又來：井場缺水，方圓十里只有凍得像鐵的泡子。他領頭砸冰，抬桶，推車，五天里抬出50噸雪水，累得腳底起血泡仍不歇。井口開鉆后突遇井噴，泥漿噴射三十余米高，井場一片泥海。王進喜扔掉拐杖，跳進旋渦攪拌水泥，一身泥漿卻穩住了險情，隨后又拖著傷腿把井噴徹底封死。這一年，他還不到四十歲，“鐵人”二字也因此響徹油田。

大慶接連見油，日產量躥升，石油部向京城傳回捷報。1964年冬，第三屆全國人大在北京召開，會議焦點之一是如何把工業學大慶的經驗推廣全國。來自各行的3000多名代表云集人民大會堂，王進喜也在其中。12月26日晚上，領袖決定用自己的工資請幾位代表吃家常飯，地點就在小餐廳，菜不多——紅燒肉、木須肉、炒青菜，外加一壺黃酒。

進門時，周總理拍了拍王進喜的胳膊，讓他坐到主桌。“我就坐這兒？”王低聲自語，手足無措。沒等他站定，毛主席從對面過來，伸手握住他的掌心：“石油戰線立了大功啊。”現場一陣安靜，錢學森、陳永貴都側目微笑。王進喜憋了句話，卻只擠出一句：“給國家爭氣，是我們該做的。”席間不敬酒、不敬煙，他怕耽誤領袖談話，更怕自己沒文化說錯話。臨別時，每人分到一個蘋果，他把那只帶回住處，揣在貼身口袋，半夜還摸摸笑。

宴會之后，學大慶運動迅速升溫。到1965年底，全國油氣產量較1959年幾乎翻了一番，大慶獨占半壁江山，為后來的“三線”建設提供了關鍵燃料。與此同時，長年高強度勞作的后果悄然顯現。1969年，王進喜作為中共九大主席團成員，再次在人民大會堂與領袖握手。臺上燈光灼目，他忍著胃部絞痛站立，笑容卻依舊。翌年春天，疼痛壓垮了這副瘦削的身軀，北京301醫院的檢查單寫著“胃癌晚期”。周總理得知后叮囑安排治療，他卻在病床上惦記的是井隊福利和弟弟的學費，還把自己省下的300元塞進信封交給組織。

1970年11月15日凌晨，這位“寧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人永遠合上了眼，年僅47歲。骨灰安放八寶山那天，北風呼嘯，來自大慶的工友們抬著寫有“鐵人精神永在”的挽聯，眼圈通紅卻挺胸而立。兩年后，1972年2月，毛主席在會見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時，談到中國工業進步時順口提及王進喜，稱“像他這樣的工人讓我們心里踏實”。在場譯員記下這句話，后來被收進了外交紀錄。

大慶油田繼續擴張，1973年年產量突破5000萬噸，基本滿足國內需求，還開始小規模出口。文件里頻頻出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總結，許多工廠墻上貼著《王進喜的故事》，車間里流傳他“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木牌。歷史學者統計，那幾年石油系統的職工培訓教材中，“鐵人”姓名出現率位居首位，超過了任何技術手冊。有人說，這是國家記住了一位普通工人；也有人說，這是那代人交出的工業答卷——在烈風、在泥漿、在無數晝夜顛倒的井場，焊接出一條通向自立自強的能源動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