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古代福建為何被稱為八閩，而如今卻演變成由九個地級市組成的省份呢？
1994年2月，廈門自原先的地級市升格為副省級，福建省自此擁有九座地級市。數字一下子多出“一”，可是大多數福建人仍脫口而出“八閩”。九市與“八閩”之間那道看不見的歷史分界線，由此再度浮現。追索源頭，目光不可避免要穿過海峽與群山，回到千年前的北宋。
北宋立國伊始，趙匡胤痛感五代十國割據之弊，決意以路制重織版圖。997年，全國被劃為十五路，東南沿海的福建路在其中頗為獨特：高嶺阻隔，河網密布，海岸線漫長，兼具屏障與門戶雙重屬性。如何既能守住東南海防，又不讓地方坐大？“分而治之，各守其山海。”據說，太祖曾對宰執如此叮嚀。這句對話不見于正史，卻在閩中舊志反復流傳，或許道出當時的政治考量。
于是，福建路被細分為六州兩軍——福、建、泉、漳、汀、南劍，以及邵武、興化二軍。山岳、盆地、河港各據其便，“八塊瓷器分別裝箱，行船也不怕顛簸”，當地老人常把這段往事說得繪聲繪色。從此，“八閩”一稱漸漸流行，它并非詩人信手拈來的優美意象，而是根植在政區版圖中的制度標簽。
不過，行政概念之外，閩人更樂于談論那場千里南渡。公元311年，洛陽陷落，衣冠世家扶老攜幼，溯江而下。有八姓在閩北和閩東定居，譜牒寫下林、陳、黃、鄭、詹、邱、何、胡。鄉野傳說翻來覆去講著他們“拓荒換水田、披荊建村落”的故事。此說難稱官方來源，卻在民間加固了“八閩”與族群遷徙的情感連接：山道人口稠密，先祖腳步印在紅壤與白沙之間。
元至元二十三年，也就是1286年，忽必烈把福建劃入江浙行省。州、軍悉數改稱“路”，仍舊湊成八座；當時內陸山區叫建寧路，沿海則有泉州、漳州兩路坐鎮海貿，連貫了茶鹽與海運網絡。元廷傾向于保持宋制的格局，一來防止新貴再起割據雄心，二來省掉行政磨合的折騰。
1368年，朱元璋建明。新皇帝對元代層層加碼的行省制頗有戒心，下令精簡機構，把“路”降為“府”。福建依舊八座要地，只是名字稍有調整，州、軍皆歸府統轄。1473年，沿海的福寧縣因戶口膨脹奏請升格，明憲宗朱見深批下圣旨：“設福寧州，直隸布政使司。”從此“八閩”在賬面上出現一州八府的小幅擴容，卻不改“八”字沿用的慣性。到了清代，永春、龍巖又告繁盛，乾隆年間升格為州，福建遂成兩州九府，結構仍舊緊湊。
鴉片戰爭后的1843年，廈門開埠。洋行林立，商賈云集，這塊狹長海島以驚人的速度從漳州府“出走”。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設置廈門特別市，后因戰事旋即取消；1945年光復后，它再度獨立，卻在戰亂中屢易旗號。1949年新中國成立，福建劃為七個行政督察區與福州、廈門兩市。三明和龍巖脫胎于老汀州山中，南平承續建寧、邵武、南劍的血脈，寧德則自福寧、羅源一路分化而來。歷次區劃會簽的公文里，“八閩”不見蹤影，可鄉民日常言談里，它從未淡出。直至廈門晉身副省級，九城格局塵埃落定，八閩的骨骼仍依稀可辨。
翻檢地圖，那些曾是州、是府、是軍的名字，如福州、泉州、漳州，依舊閃爍在今日公路指示牌；而興化改稱莆田，建寧拆分為南平，汀州化作三明與龍巖，各有新城樓起落，背后卻寫著宋元明清的疊印。行政層級變了，商埠通海關了，鐵路穿山海了，可是八閩框架像一條暗河，始終在地形、族群與海防三重脈絡中緩緩流動。
有人統計，自北宋定制以來，福建地方一級的數量整整千年未逾十席，穩定性在全國諸省中罕見。這份穩定并非僵化，而是一種綿密的調適：人口涌向平原，就升州設府；山城凋敝，就并縣撤治；港口崛起，就讓島城獨立揚帆。歷代中央與地方的拉鋸，終成一部“八閩”到“九市”的行政進化史，也折射出東南半島在沉浮世局里的自我更新能力。閩江依舊東流入海，千年波瀾里，那八塊“瓷器”打磨成今天的九座都市，舊線條未泯，新圖景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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