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秋風剛起的十月初，上海虹口的傍晚燈火搖晃，外白渡橋對面的咖啡館里卻靜得出奇。幾名身著便裝的青年輪流盯著街口，其中一人輕聲提醒同伴：“別急，等他再喝一盅。”另一人點頭，“只要那位老爺今晚喝到酩酊大醉，明早這條街就要換天。”一句閑聊，已把生死按在秤盤上。
很多人記得傅筱庵是“首富市長”，卻不了解他攀到那把交椅的路徑。清季末年，15歲的浙江鎮海少年傅根本沒錢讀書，一頭扎進吳淞口的英國船塢給洋人打雜。做工兩年，他發現，比汗水更值錢的，是能討好權貴的眼力勁。有人看見他替一位督辦提行李，順手打著洋傘遮陽；也有人記得，他自掏腰包給盛宣懷夫人訂制香樟木雙駕馬車。討得歡心后，傅被收作“義子”，很快就坐進中國通商銀行高層的位置。北洋政府缺錢，他遞上一張230萬元的借款單；將軍們“感激涕零”，上海的公館、浦東的成片土地便落進他名下。資本與權力的握手，把一個窮少年推成了老上海十指可數的大亨。
淞滬會戰失利的硝煙剛在外灘上空散去，日本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急著在灘頭樹一面“華人自治”的旗。傅筱庵的名氣、銀子與銀行渠道，恰好是現成的磚瓦。1938年初，他在一片鞭炮聲里披上偽“特別市政府”市長的綬帶，洋房門口立起了23名荷槍實彈的警衛，人人號稱“特選精銳”。虹口的弄堂從此多了幾雙冷眼，鄰里卻私下嘀咕：靠日本人撐腰的“傅市長”再風光，也只是給外人看門。
重慶很快接到情報。蔣介石只說了一句：“此人不除，難安民心。”戴笠收線后沒急著派槍，反倒從南京調來一個名字并不響亮的特務——陳恭澍。陳在北平干過不少“買賣”，對鬧市潛伏手熟得很，幾年摸爬滾打，他明白外部沖進去是死路，鑰匙往往在屋子里。于是他盯上了府邸內外幾十張熟面孔，尤其是那位總愛晚飯后溜到小酒館獨酌的中年管家朱升源。
朱是傅家老仆。二十年前，傅家老爺把這位在碼頭凍得發抖的孤童帶回家，一口飯一勺湯把他養大。感恩還是怨恨？誰也說不清。日本兵在街口動輒抽鞭子，傅卻在席上陪敵軍將校推杯換盞，這情景一次次映進朱的眼底。陳恭澍沒有高談闊論，只在酒盅里慢慢添滿舊歲月的賬本：“你跟著他半輩子，如今上海卻讓外人指手畫腳，你甘心？”朱舉杯沉默，酒上了頭，眼眶通紅，只吐出兩個字：“不甘。”一句話，足夠開門。
10月10日，上海照例要慶“雙十”，傅筱庵把廳堂裝點得金碧輝煌，他要向日方聯絡官示好，也要向舊部顯威。陳潛伏在街角，靜待夜色發酵。戌時過后，紅燈、洋酒、旗袍舞女，把客人們推向醉鄉。朱扶著主子回臥室，順手掩門。守在廊道的保鏢被調去后院歇腳，巨宅一時空檔。案幾上的湘妃竹手杖還沒放穩，寒光已閃。傅甚至來不及喊出聲，便永遠倒在耗盡油燈的床頭。屋里只余沉悶的一聲鈍響，隨后歸于靜默。
凌晨四點，弄堂口的霧還未散。朱提著一只尋常菜籃，跨出朱漆大門。門衛笑問：“這么早買菜？”他低聲回：“府上客多，得備份活魚。”話音落下，人已轉進拐角。誰也沒料到，籃底裹著的，是這座洋房的主人最后的面孔。接頭地點在南市的老卷煙廠，陳恭澍只說：“辛苦了，兄弟，往后你就是廠里的張師傅。”一句承諾換得朱的安全，也給軍統送去最有力的戰果。
天亮后，傅家哭聲四起。23名保鏢被日軍押到憲兵隊輪番拷問，仍查不出破綻。最難堪的是偽政府的公函還在桌上——那是一份當日擬好的“自治建設計劃”，片紙成了訃告。松井暴怒，卻只能在封鎖線外畫圈。上海灘謠言四起，說“市長的腦袋留給中國人，身子就讓鬼子去守”。市面上紙煙生意忽然多了家新掌柜，沒人留意他的來歷，只知道他動作熟練，點火時從不抬頭。
傅筱庵的結局像一面鏡子，把亂世里靠外力爬上高枝的短見照得清清楚楚。對軍統來說，這樁刺殺的意義遠不止一次“人頭落地”，更是一次赤裸裸的提醒：銅墻鐵壁可以雇來，真正的門閂卻長在心里；一旦仆人轉身，最鋒利的刀就在臥室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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