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日 總第1291期

值日編輯：余佳軒 張咪咪 何佳蔚

審核：饒金山 朱依林

執行主編：陳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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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經濟時報》

《經濟時報》6月2日報道，中國7月1日實施《國務院關于對外投資的規定》，印電子、汽車領域對華技術合作恐承壓。據悉，規定明確，國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貨物、技術、服務及相關數據，不得通過跨境派遣技術人員、境外工作安排、跨境技術指導和培訓等方式違規轉移。印媒稱，政策落地或將沖擊印電子、汽車零部件領域的對華技術合作與供應鏈布局。目前，印相關企業已緊急與中方合作伙伴溝通，評估新規帶來的實際影響。印電子與手機產業協會（ICEA）主席潘卡吉·莫欣德羅（Pankaj Mohindroo）表示，此新規為地緣科技博弈升級的延續。安博企業（Amber Enterprises）首席執行官賈斯比爾·辛格（Jasbir Singh）則認為，在雙邊關系回暖背景下，新規對整體產業沖擊有限，但高端技術輸出及合資項目審批周期或將明顯延長。分析認為，印在關鍵礦產、核心設備及專利技術上仍依賴外部供給，新規或擾動其推進本土制造與產業鏈自主化布局。同時，技術人員流動受限及審批趨嚴，亦可能對在印合資企業生產運營形成持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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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經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貿易情況。圖源：VisualCapatalist網站

《印度快報》6月1日報道，印媒認為，中國減少石油進口，有助于緩和印度等多國能源危機。中東沖突嚴重沖擊全球能源市場，國際油價一度突破150美元/桶。印是受高油價影響最大的亞洲經濟體之一，2026年5月印原油進口量升至500萬桶/日（5 mbd），超過歷年5月。據估算，油價上漲10%，印度經常賬戶赤字占GDP比重將提升0.4%。據悉，近2個月國際油價穩定在100-120美元/桶，一個關鍵原因在于中國減少采購原油。作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2026年5月中國原油進口量降至2016年以來最低的660萬桶/日（6.6 mbd），煉廠加工量也較2025年均值減少192萬桶/日（1.92 mbd）。分析指出，中國縮減石油進口系受高油價、需求下降、能源轉型影響，現有能源缺口依靠國內戰略及商業儲備填補，這大幅緩解印度、日韓、東南亞等石油供應壓力。值得注意的是，若霍爾木茲海峽長期封閉，中國在庫存耗盡后重新進口石油，疊加歐美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或大幅推高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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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德干先驅報》

路透社、《印度時報》6月2日報道，印美貿易談判進入收尾階段，但協議落地仍取決于美方新關稅機制敲定。據悉，美貿易代表團于6月2日抵達新德里，開啟為期三天的雙邊貿易談判。美駐印大使塞爾吉奧·戈爾（Sergio Gor）表示，首輪貿易協定約99%內容已敲定，目前僅剩少量文字細節待調整，待美方新關稅政策明確后即可完成簽署。印方談判核心訴求包括爭取301調查關稅豁免，并獲得優于孟加拉國、巴基斯坦等亞洲競爭對手的關稅待遇，以鞏固全球供應鏈地位。雙方曾于2026年2月達成初步框架，但后因美最高法院涉及關稅權限的裁決影響，談判一度放緩。此后美方轉而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對印啟動兩項貿易調查，分別產業結構性產能過剩及強迫勞動相關問題，并推進10%統一關稅政策。目前，印美雙邊貿易額達1400億美元（$140 billion），印對美貿易順差超330億美元($33 billion)。印官員表示，待細節完善及關稅政策明確后，美貿易代表杰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有望訪印，標志協議取得實質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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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家私營煉油廠的原油儲罐。圖源：路透社

《日經亞洲》6月2日報道，巴基斯坦擬首次建立戰略石油儲備，并考慮與中國、沙特合作建設保稅倉。巴石油儲備抗風險長期偏低，迄今尚未建立國家戰略石油儲備，現有商業石油庫存僅可維持約28天，且約90%的石油進口需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5月26日，巴能源部下屬機構石油局（Petroleum Division）發布關于“戰略石油儲備開發”（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可行性研究招標公告，內容有三：一是構建多元儲備體系。建立涵蓋國家儲備、行業庫存及保稅倉的石油儲備模式。保稅倉為受巴海關監管的倉儲設施，可供進口油料緩稅暫存，并在緊急狀態下直接調配。有報道稱，巴正與中國、沙特等國談判在瓜達爾港（Gwadar port）等地共建保稅倉。二是加大石油勘探。計劃將國內石油日產量提升至15萬–20萬桶（150,000 to 200,000 barrels）。三是完善融資機制。擬從現有石油稅中劃撥約7億美元（$700 million）設立專項基金，用于項目運營。然而，業內人士指出，該方案落地仍面臨兩重困難：一是保稅倉政策規則尚不清晰，在緊急調配與外匯結算機制方面缺乏明確設計，存在被異化為普通商業庫存的風險。二是巴財政承壓，無力負擔保稅倉所需的儲罐、監控系統、運營資金、保險以及以外匯為擔保的庫存融資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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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孟邊境的孟邊防部隊。圖源：法新社

《每日星報》6月2日報道，孟邊防部隊阻止印強制遣返行動，兩國圍繞非法移民問題開展外交交鋒。孟官員表示，印邊境安全部隊打開印孟邊境圍欄，試圖將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10-12人推入孟境內，孟邊防軍即在邊界線部署并阻止印單邊行動。兩國邊防部隊隨后舉行會晤，但未就滯留人員達成解決方案。孟加拉國外交國務部長莎瑪（Shama Obaed）稱，“強制遣返”違反國際法及兩國邊界管理條約，孟方已成功抵制三至四次印行動并將繼續抵制。此前，驅逐“非法移民”系印人黨在阿薩姆邦和西孟加拉邦邦選中的主張。莎瑪透露，西孟邦選舉結束后，印政府曾承諾不強行遣返孟公民。但近日印外交部向孟發出照會，指責孟未對移民遣返問題做出“具可操作性的回應”。孟外交部稱，孟多年來已接收大量被遣返公民，并指出印方驅逐“非法移民”過程中存在領事探視權受限、法律程序不當及信息不準等問題。據悉，6月8至11日，印孟邊防部隊指揮官將在新德里會晤，討論滯留人員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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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代夫旅游業損失。圖源：彭博社

彭博社6月1日報道，依賴海灣航空樞紐的印度洋地區旅游市場遭中東沖突嚴重打擊。馬爾代夫、斯里蘭卡等海島國家高度依賴阿聯酋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和卡塔爾航空運送游客，但波斯灣航空樞紐受中東沖突影響，客運量暴跌。據悉，繞開沖突空域將使歐洲出發的航班增加三小時飛行時間，疊加戰爭風險保險費上漲，顯著推高出行成本，重創海島旅游業。2026年4月，斯里蘭卡訪客量同比下降22%，3月和4月馬爾代夫游客入境量同比減少22%。據估算，旅游業占馬爾代夫經濟活動近30%和外匯收入的60%。3月以來馬酒店和旅游公司已損失5億美元業務（$500 million），部分度假村業務量下降超90%，許多民宿面臨破產風險。更嚴重的是，業內人士指出，重建航線網絡十分復雜，即使美以伊停火，從歐洲到斯、馬等國的航線和客源也無法在短期內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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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印刷報》

《印刷報》6月1日發表題為《有多少國大黨領導人轉投印人黨等其他黨派后失勢？》的評論文章，認為印政壇倒戈常態、國大黨領導力與組織架構薄弱、國大黨對年輕成員的開放性低等因素導致諸多國大黨領導人轉投印人黨等其他黨派。然而，印人黨重視叛逃者所帶來的利益，一旦其政治價值消失便會將其邊緣化。

據非營利組織“民主改革協會”（ADR）統計，2014年至2021年間，國大黨222名候選人和177名議員領導人轉投其他黨派，在所有政黨中流失最為嚴重。印人黨則是最大受益者，同期接收253名候選人和173名議員。國大黨成員轉投印人黨看似獲得豐厚回報，如獲得內閣職位、參議院席位、擔任組織職務、競選提名等，但不少叛逃者僅淪為象征性的角色。大規模叛離國大黨導致多邦政府倒臺，如2020年中央邦22名議員叛逃導致國大黨政府垮臺。此外，立法者叛逃也改變了阿薩姆邦、卡納塔克邦、果阿等地的政治格局。

國大黨成員轉投他黨的原因主要可以從印內政格局、國大黨自身缺陷等方面解釋。印內政格局方面，一是印度政壇本就倒戈頻出，印人黨提供的權力與機會具備吸引力。不過，印人黨只接納帶來實質性價值的領導人，比如具備群眾基礎、組織網絡、強大地區影響力或帶來選舉利益者，一旦其政治價值消失便會將其邊緣化。二是國大黨方面認為，檢方與中央調查局施加過大壓力。資深國大黨領導人、前恰蒂斯加爾邦副首席部長T.S.辛格·德奧表示，許多國大黨成員是因為壓力過大而轉投他黨。

國大黨自身缺陷方面，一是國大黨是覆蓋全印的大型政黨，組織架構薄弱，因此成員更易叛離。相比于管控嚴格的地區性政黨，國大黨成員游離、發表不滿情緒均具備更大空間。許多領導人不再認為國大黨能成為發揮影響力、提供庇護、實現政治晉升的有效途徑。二是國大黨內上下級溝通不暢，例如基層黨員很難有機會見到領導人拉胡爾·甘地，許多年輕成員覺得無人傾聽其觀點建議，因此感到沮喪而離開。印人黨發言人阿賈伊·阿洛克（Ajay Alok）則表示，國大黨領導層過去二十年一直是其最薄弱環節，引發成員不滿。

國大黨叛逃者中的“贏家”將整個立法機構一并帶入權力體系，獲得較高的行政權力。例如，希曼塔·比斯瓦·薩爾馬（Himanta Biswa Sarma）、白瑪康卓（Pema Khandu）等人在帶領議員轉投印人黨后出任或留任首席部長。吉廷·普拉薩達（Jitin Prasada）、拉夫尼特·辛格·比圖（Ravneet Singh Bittu）等人加入印人黨后獲中央政府國務部長職位，賈格丹比卡·帕爾（Jagdambika Pal）則成為多屆人民院議員并出任瓦克夫修正案聯合議會委員會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喬蒂拉迪亞·辛迪亞（Jyotiraditya Scindia）2020年帶領22名議員倒戈，導致中央邦國大黨政府垮臺，隨后獲中央政府通信和發展東北地區部長職位。辛迪亞曾是國大黨最有影響力的年輕領導人之一，但卻從未擔任過首席部長一職，轉投印人黨后在黨內地位甚至不如在國大黨時。

部分國大黨叛逃者則被迅速邊緣化。例如，旁遮普邦前首席部長阿馬林德·辛格（Amarinder Singh）、北阿坎德邦前首席部長巴胡古納（Vijay Bahuguna）、安得拉邦前首席部長雷迪（Nallari Kiran Kumar Reddy）等人加入印人黨后均只獲得象征性職位，政治影響力微乎其微。馬哈拉施特拉邦前首席部長阿肖克·查萬（Ashok Chavan）進入聯邦院后亦失去原有影響力。在中央邦，西索迪亞（Mahendra Singh Sisodia）、伊瑪蒂·德維（Imarti Devi）等人在2020年幫助推翻國大黨政府后，或選舉落敗，或失去部長職位。卡納塔克邦、果阿邦的多名關鍵叛逃者也在2019年幫助削弱國大黨政府后逐漸淡出。印前國防部長阿克·安東尼（A.K. Antony,）之子阿尼爾·安東尼（Anil Antony）2023年在擔任喀拉拉邦數字通訊部長期間退出國大黨轉投印人黨，印人黨任命其為全國發言人和全國秘書長。國大黨認為，若他繼續留在黨中或發展前景或更光明。

部分國大黨叛逃者維持原有地位但未見顯著提升。例如，拉奧·辛格（Rao Inderjit Singh）、納文·金達爾（Naveen Jindal）等人繼續擔任議員，地位與此前相差無幾；古拉夫·瓦拉布（Gourav Vallabh）從國大黨發言人轉任印人黨類似的媒體發言人角色。曾任國大黨古吉拉特邦執行主席的哈迪克·帕特爾（Hardik Patel）是該黨最引人注目的年輕其他落后階層（OBC）代表人物之一，轉投印人黨后成為立法委員，但未獲任何重要職務。

此外，還有少數叛逃者最終回歸國大黨。哈里亞納邦、中央邦、德里等地均有前議員在短暫加入他黨后重返國大黨，旁遮普邦的巴爾溫德·辛格·拉迪（Balwinder Singh Laddi）印熱度人民黨數日后便重返國大黨，該成員是目前關于叛逃現象相對明確的表態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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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姜心宇

本期審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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