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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新征程上，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深化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努力開創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新局面，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

5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登了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超合作撰寫的文章。文章深刻指出，一個完整、強大且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知識體系，必須包含與之相匹配、自主可控的知識傳播平臺。面對國際知識傳播格局的深刻調整，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需從側重知識生產的單輪驅動，轉向知識生產與知識傳播平臺建設二者并重的新范式，將自主知識傳播平臺作為運籌國際文化空間、競爭國際話語權、捍衛國家學術安全的重要戰略性基礎設施加以推進。

原文于2026年5月15日刊登于《中國社會科學報》A01版，標題為《構建自主知識傳播平臺成為緊迫的時代命題》。

今年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5·17”重要講話十周年。十年來，哲學社會科學界圍繞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取得了廣泛共識與顯著成就。學科體系日益完善，學術創新活力迸發，一批立足中國實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成果不斷涌現。

在回顧成就、展望未來的關鍵節點，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知識體系的構建絕非僅僅止于生產環節。一個完整、強大且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知識體系，必須包含與之相匹配、自主可控的知識傳播平臺。當前，國際知識傳播格局正經歷深刻調整，平臺的戰略功能日益凸顯。將構建自主、開放、國際化的知識傳播平臺提升至與知識生產同等重要的戰略地位，已成為一項緊迫的時代命題。

知識傳播平臺是一種權力

今年3月，全球人工智能領域頂級學術會議神經信息處理系統大會在其征稿指南中，新增所謂受制裁機構條款，直接鏈接美國財政部制裁名單，試圖禁止包括華為、中芯國際、商湯科技在內的873家中國實體投稿。這一事件迅速引發中國學術界的強烈反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計算機學會等機構相繼發表嚴正聲明，堅決反對將學術交流政治化，并采取了停止受理參會資助申請、不認可相關會議論文作為項目代表作等反制措施。在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中國學術界的堅決抵制下，神經信息處理系統大會最終公開致歉并修改了相關條款。

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類似現象更為隱蔽而普遍。許多國際英文期刊常在不自覺的學術習慣中，將豐富的中國經驗與案例簡單裁剪為驗證西方既有理論的注腳，或在西方預設的理論框架與價值標尺下審視中國的獨特實踐，導致中國學術的主體性與原創性在傳播環節被無形消解。

這些現象折射出一個基本事實，即知識傳播平臺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一是它具有設置研究與話語議程的權力。哪些問題是“前沿”，哪些議題值得全球學者投入智力資源，往往由少數頂級期刊和會議的定義所引導。

二是它具有設定知識生產規則的權力。這包括隱性的價值取向、意識形態偏好，以及以“國際規范”為名植入的各類政治與法律合規標準。三是它具有構建與篩選學術共同體的權力。它決定了誰有資格參與對話，誰的聲音能被聽見，從而實質性地塑造全球學術版圖。

知識生產與傳播平臺同步演進

回顧學術發展史，一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的真正崛起，從來都是知識創新與平臺建制同步演進的過程。

以美國社會科學的制度化為例，其崛起并非先有成熟理論再尋求發表渠道。恰恰相反，學科的制度化與話語權的確立，與專業期刊的創立、學會組織的建立這一過程密不可分。1895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首任系主任阿爾比恩·斯莫爾創辦了《美國社會學雜志》。該刊物的創立，為當時正在形成的芝加哥學派提供了核心的思想交流與成果發布陣地，長期主導了美國社會學界的討論議程，并借助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發行網絡，將其影響力輻射至全美乃至世界。緊隨其后，1905年，以斯莫爾為主導的美國社會學學會（今美國社會學協會前身）成立，進一步從組織上鞏固了該學科的專業地位與共同體邊界。

經濟學領域的歷程同樣如此。美國經濟學會雖于1923年正式成立，但其旗艦期刊《美國經濟評論》早在1911年便已創刊。這份期刊迅速成為定義經濟學研究范式、篩選學術成果、凝聚學者共同體的核心機制，其影響因子長期位居全球經濟學期刊前列，至今仍是經濟學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高標準之一。政治學的發展路徑也高度相似。美國政治學會成立于1903年，僅僅3年后，其官方刊物《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便于1906年創刊。該刊物的誕生，標志著美國政治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成熟，并通過設定論文標準、主導議題討論，深刻塑造了全球政治學的研究版圖。

這些歷史深刻揭示，傳播平臺建設本身就是學科制度化、知識體系自主化不可或缺的一環，是爭奪學術定義權、標準制定權和共同體凝聚力的關鍵政治過程。

中國的突破與短板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學術界在建設自主知識傳播平臺的征程上已經邁出了堅實步伐，并取得了若干標志性成就。

例如，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主辦的《中國國際政治季刊》（CJIP）、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主辦的《中國國際戰略評論》（CISR）、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合辦的《亞洲政治經濟評論》（ARPE）以及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主辦的《中國政治學評論》（CPSR）等都在各自領域獲得了國際認可，部分期刊的影響因子已躋身全球前2%，實現了從“跟跑”到“引領”的歷史性跨越。這些期刊不僅吸引了全球頂尖學者的投稿，其讀者群體中來自美國的訪問量甚至超過國內，證明了中國自主平臺已具備實質性的國際傳播力與影響力。

2026年1月，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與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聯合主辦的全英文學術期刊《亞洲政治經濟評論》（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正式被Scopus數據庫官方收錄。

然而，成績背后，挑戰依然嚴峻。

首先，平臺形態過于單一。當前的成功案例主要集中在學術期刊領域，而在具有全球號召力的頂級國際學術會議、學術出版社、預印本平臺、數據共享平臺等其他關鍵形態上，中國的聲音依然有待提升。

其次，評價激勵體系滯后。盡管中國自主期刊質量快速提升，但國內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職稱評定、績效考核、資源分配體系，仍嚴重依賴國外核心期刊索引體系。當前，SSCI、ESCI等數據庫的收錄規則和評價標準正在發生變化，國內新辦英文期刊的生存與發展面臨巨大壓力，學者向自主平臺投稿的積極性也受此制約。

最后，國際學術規則制定權不足。中國學者在國際重要學術組織中擔任領導職務的比例、在國際重大學術獎項中的獲獎情況、參與乃至主導國際學術評價標準制定的程度，仍有提升空間。這些問題導致我們在國際學術議程設置和規則博弈中常常處于被動應對而非主動塑造的地位。

以開源思維推動知識出海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需從側重知識生產的單輪驅動，轉向知識生產與知識傳播平臺建設二者并重的新范式。我們有必要認識到，自主知識傳播平臺是運籌國際文化空間、競爭國際話語權、捍衛國家學術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種戰略性基礎設施。為此，我們或可從以下方面著力。

第一，加快布局多元化、高能級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在鞏固和提升現有英文期刊建設水平的同時，應大力支持創辦和培育由中國主導、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品牌國際學術會議、學術聯盟和數字化學術社區。鼓勵高校和學會組織，圍繞中國具有優勢或特色的研究領域，發起設立常設性國際論壇，主動設置全球性議題。

第二，深化改革科研評價與激勵體系。應盡快建立更加科學、多元、包容的學術評價體系，大幅提升中國自主創辦的高水平學術期刊和會議在職稱評定、項目評審、成果認定中的權重。設立專項基金，獎勵海內外學者在中國自主平臺上發表原創性、引領性成果，引導優秀學術資源向國內平臺匯聚。

第三，大力支持中國學者深度參與全球學術治理。制定系統性規劃，鼓勵和支持更多中國學者競選并擔任國際重要學術組織的重要職務，推薦中國專家參與國際學術獎項評審，積極發起和牽頭國際大型學術研究計劃與標準制定工作，逐步提升中國在國際學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第四，秉持開源思維，推動開放式知識構建與國際傳播。自主不等于封閉。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與傳播，應秉持開放、合作、共贏的理念。我們的平臺應對全球優秀學者開放，歡迎基于平等尊重的學術對話與批評；我們的知識成果應積極利用多種渠道和形式“出海”，善于用國際社會聽得懂、易接受的語言和方式，講述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貢獻中國智慧。

知識的生產決定了思想的深度，而知識的傳播則決定了思想的廣度與影響力。在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正站在從高原邁向高峰的歷史關口。

唯有將知識傳播平臺建設置于國家文化戰略的全局中通盤考量，以更大的決心、更實的舉措補齊短板，我們才能扭轉在國際學術話語格局中的被動局面，真正實現從“學術跟跑”到“學術并跑”乃至“學術領跑”的轉變，為人類知識寶庫貢獻更多源自中國的、原創性的思想體系。這不僅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時代賦予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光榮使命。

*文章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官方公眾號，原文于2026年5月15日刊登于《中國社會科學報》。新媒體編輯：常暢。

作者簡介

鄭永年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陳超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治經濟研究院副院長、臺灣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上海市創新政策評估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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