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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J·阿克巴爾（ M·J·Akbar ）

編譯|姜心宇

編譯審核| 胡可怡

本期編輯| 陳子珩

本期審核| 朱依林

編者按

本文以印美關系的歷史疏離與美巴同盟的形成切入，論證印度“戰略自主”的歷史根源與現實必要性。作者認為，冷戰時期美國以二元陣營劃分世界，難以容忍印度的不結盟立場。而巴基斯坦建國之初便傾向依賴強國盟友獲取安全，以地緣位置和“反共”姿態換取美援。作者進一步將巴方困境歸因于其伊斯蘭身份與民族主義的過度綁定，導致國家認同狹隘、歷史敘事斷裂。文章后半轉向印度，將莫迪時期的印度塑造為“善意而強硬”的新興大國：既不主動追求戰爭，倚重佛陀理念、人道主義援助等道義資源；也承認需以硬實力支撐和平。總體而言，本文并非客觀中立的學術分析，明顯帶有為莫迪政府“歌功頌德”的意圖。文章回避印度自身問題，對巴基斯坦的論述帶有本質主義傾向，將其塑造為近乎天然具有宗教極端性、戰略投機性的國家，而印度則被置于被動防御、道義克制與文明責任的一方。因而，本文不宜作為客觀事實依據，更宜作為觀察印度戰略精英話語的文本樣本。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The Quint

印美兩國從未兵戎相見，今后也基本不會爆發戰事，二者間的戰略疏離堪稱當代地緣政治的一大悖論。美國持續扶持巴基斯坦，進一步加深了這份分歧。巴基斯坦局勢動蕩、國家架構松散，全然依靠軍方維系運轉。該國軍方公然將圣戰當作官方信條，奉行宗教至上理念，還曾庇護藏匿21世紀對美國敵意最深的恐怖分子本·拉登，美巴幾乎不存在共同價值基礎。

一大原因在于歷史的偶然。1947至1948年，機緣巧合之下，印美兩國成為相似世界觀的主要擁護者。

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認為，1947年8月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后，印度必須秉持審慎外交政策，遠離助長全球紛爭的軍事陣營，以此捍衛國家獨立。獨立短短數周內，尼赫魯便致函美國《新共和》雜志（New Republic），明確表態印度將“絕不卷入任何強權陣營”，陣營對峙只會催生戰爭。

美方認為這無異于癡人說夢，彼時西式自由民主陣營與教條主義蘇聯陣營的冷戰態勢日趨嚴峻，這般理念在殘酷現實中毫無立足之地。

受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自由帝國”理念的激勵，美國認為，剛剛從納粹法西斯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手中保全下來的自由，只有通過顛覆并擊敗共產主義才能得到維護；而赤色政權已經從東德一路延伸至中國，形成了一片連續的地緣擴張帶。到1950年，在莫斯科和北京共同引領下，共產主義正在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擴大影響。

杰斐遜將自由視為一種義務，但這種道德政治責任超出了19世紀美國的能力范圍——當歐洲殖民者在全球范圍內扼殺自由時，美國人優先關注的是國內拓殖與財富積累。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人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轉變。站上世界領導地位的高處后，崇尚自由的美國全面動員起來投入冷戰，不愿給中立留下空間，而是將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在美國看來，中立就是綏靖。

印美兩國的戰略目標受各自現實訴求驅使，二者未必直接沖突，卻始終無法相融。進入20世紀50年代后，雙方戰略疏離不斷加深。1958年至1962年間，冷戰因柏林危機一步步逼近核災難，尼赫魯明確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忌懼美國而避免同蘇聯陣營接觸；如果華盛頓因此對印度轉趨不友好，印度就會另尋朋友。

但當1962年秋天中印邊境沖突爆發后，震驚中的尼赫魯才發現，印度并不存在所謂“另尋他處”的選擇。慘敗的結局驚醒了印度朝野，該國隨即重新調整戰略思路。國家獨立僅憑理想遠遠不夠，還需堅實的安全實力作為支撐。由此可創設一個概念——自主防御（defendence’），即以國家利益為核心邏輯，搭建包含軍備、同盟在內的防御體系，同時絕不放棄自身主權獨立性。

1962年戰爭結束后，美國一度愿意向印度提供幫助，因為在中蘇分裂之前，中國仍被視為蘇聯陣營的一部分。然而，英美在克什米爾問題上態度曖昧，試圖為其盟友巴基斯坦爭取最有利條件；同時又以優厚條件向巴軍提供先進武器，而后者仍有意對印度發動進一步進攻。這些做法重新筑起了印美之間的不信任之墻。

1965年，得到美國先進“巴頓”坦克（Patton tanks）加持的巴基斯坦，再次入侵查謨和克什米爾。印度則依靠老舊的“百夫長”坦克（注：英國在二戰末期設計、戰后服役的早期主戰坦克）、M4“謝爾曼”坦克（注：美國二戰時期研制的中型坦克），并輔以從蘇聯購入的PT-76水陸兩棲輕型坦克，擊敗了這一宿敵。1965年之后，印度外交逐步靠攏蘇聯。1971 年，決定性的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前夕，印蘇兩國正式簽署防務條約。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796年美國開國元勛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曾告誡繼任者，為維護國家獨立自主，切勿與任何外國締結永久同盟，僅可在極端危急時刻酌情締結臨時盟約。印度后來奉行的，正是這一原則。

巴基斯坦對美國國防部立場向來清晰一貫，始終恪守所謂的真納博弈方略（the Jinnah Gambit）。

巴基斯坦獨立運動的初衷并非推翻英國殖民統治，阿里·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的訴求是擺脫印度教徒勢力掌控，這也是印巴分治的核心依據。1946年，真納在開羅記者會上直言，相較英國殖民勢力，印度教主導的印度未來威脅性更大。這套理念直接催生了偏向性外交方針，巴基斯坦選擇迎合美國戰略訴求，以此換取自身安全保障。

一、真納博弈方略

真納的國家安全觀邏輯十分簡單——巴基斯坦唯有依托強國盟友，方能存續。蘇聯奉行無神論，與伊斯蘭教教義相悖；法國國力大幅衰退，英國實力也元氣大傷，彼時美國便成為唯一可行的結盟選擇。

1946年11月，真納派其友人兼資助者伊斯帕哈尼（MAH Ispahani）前往美國試探風向。伊斯帕哈尼報告稱，美國人喜歡“好聽的話”，而且格外看重第一印象。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1947年9月，真納對常駐南亞報道、頗具影響力的《生活》雜志記者瑪格麗特·伯克-懷特（Margaret Bourke-White）表示：“美國對巴基斯坦的需求，遠大于巴基斯坦對美國的需求。憑借地緣區位，巴堪稱世界樞紐，全球未來格局皆與此息息相關。”他面露笑意補充道，蘇聯近在咫尺。巴基斯坦愿意成為西方構筑中東防御體系的據點，制衡蘇聯向南擴張。對于推崇戰略立場清晰化的美國政界而言，似乎沒有比這更直白的投名狀了。

真納的第一次行動是十分大膽的。1947年9月，距離巴基斯坦挑起第一次克什米爾戰爭尚有一月之際，巴方向美國駐卡拉奇代辦查爾斯·劉易斯（Charles Lewis）正式提出申請，要求美方五年內提供20億美元援助。巴領導層始終深諳本國的地緣價值。

資金到位需要時間，但信號傳遞得很快。1950年夏天，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飛機前往倫敦，接來真納的繼任者利亞卡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并于5月3日在華盛頓親自接待了他，開啟了巴基斯坦總理首次正式國事訪問。利亞卡特承諾全力支持反共，并在聯合國就朝鮮問題投票反對朝鮮。杜魯門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想在華盛頓找個朋友，那還不如養條寵物狗；但如果你想找個盟友，那可選擇的對象并不少。”相比1949年10月尼赫魯長達一個月訪美期間讓美國聽到的那些說教，利亞卡特的示好無疑悅耳得多。

1954年1月5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授權向巴基斯坦提供軍事援助，同年5月19日，美巴兩國在卡拉奇簽署《共同防御協定》，美國由此獲得使用白沙瓦附近設施的權利，供其空軍和中央情報局開展活動。1956年，巴基斯坦支持英、法、以三國入侵埃及、奪取蘇伊士運河。兩年后，巴基斯坦首位軍事獨裁者阿尤布·汗（Ayub Khan）通過政變奪取政權；1959年12月，艾森豪威爾訪巴，標志著美國對阿尤布政權的認可。直到今天，只要美國愿意，仍會利用其在巴基地開展軍事行動；巴基斯坦并不干預，因為它無力干預。

印度從未交出自身的自主性，即便在1962年戰爭之后也不例外。正因如此，巴基斯坦是美國的盟友，而印度只是美國的朋友。

杜魯門1950年派美國專機接利亞卡特訪美，與2025年特朗普總統邀請巴基斯坦實際掌權者、陸軍元帥阿西姆·穆尼爾（Asim Munir）共進午餐，兩者并無太大差別。二者都是象征性的公開姿態，意在釋放強硬同盟關系的信號。華盛頓明白，巴基斯坦出于意識形態上的傾向，長期為伊斯蘭激進勢力與恐怖分子提供庇護，這必然帶來附帶損害；但美國所追求的，只是確保這種損害不要指向美國本身，盡管這一目標并非總能實現。

穆尼爾是巴基斯坦歷史上最強硬的宗教至上主義捍衛者，也是恐怖主義的庇護者。2025年4月15日，他面向海外巴僑民發表講話時，措辭再明確不過：巴基斯坦人無論身居何處，都不應忘記自身擁有優越的思想與文化體系（superior ideology and superior culture）。美國甚至沒有要求巴方釋放曾協助中情局追蹤本·拉登的沙基勒·阿夫里迪醫生（Shakil Afridi）；阿夫里迪被扣上叛國罪名，至今仍身陷巴基斯坦牢獄。美國還默許巴基斯坦在可控范圍內，不斷升級同印度之間的矛盾沖突。

1979年伊朗革命思想領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指出，現代伊斯蘭意識形態內核存在一處無法調和的矛盾——伊斯蘭教與民族主義彼此相悖，奉行民族主義就意味著優先國家本位，背離伊斯蘭教義。不過，即便投身泛伊斯蘭圣戰事業，霍梅尼及其追隨者也始終以伊朗國家利益為先。符合本國利益的圣戰便加以利用，無益于自身利益，則即刻舍棄。

伊朗亦未像巴基斯坦那樣摒棄自身伊斯蘭時代之前的歷史底蘊。2025年11月24日，英國《泰晤士報》報道，伊朗德黑蘭革命廣場舉辦一場活動，以宣示伊朗敵人的最終下場。現場展出經典歷史畫面：羅馬皇帝瓦萊里安（Valerian）匍匐跪拜在波斯國王沙普爾（Shapur）身前，配文寫道：“向伊朗人俯首稱臣”。沙普爾一世（公元215—270年）并非穆斯林，公元260年，他在埃德薩擊敗了瓦萊里安。現存于蓋蒂博物館的另一幅描繪這一著名場景的畫作，則展現了沙普爾一腳踩在瓦勒良背上、翻身上馬的情景。

公元260年的石刻浮雕，描繪羅馬皇帝瓦萊里安向波斯國王沙普爾一世投降的場景；現位于伊朗法爾斯省。圖源：Britannica

巴基斯坦由一批意識形態至上的人物主導，他們認定本國歷史始于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入侵信德。那次入侵雖使阿拉伯勢力在南亞次大陸建立了立足點，卻幾乎沒有留下長期影響。巴基斯坦之所以陷入認知混亂、治理失效的困境，正是因為它僅僅因為印度河文明、摩亨佐-達羅、哈拉帕和犍陀羅文明屬于伊斯蘭時代之前，就拋棄了這些歷史遺產。巴基斯坦已然將伊斯蘭信仰與民族主義完全綁定、劃為一體。

倘若伊斯蘭教足以支撐起一個民族國家的框架，那么，世界上為何仍存在著22個阿拉伯國家？2025年11月，巴基斯坦在伊斯坦布爾與阿富汗舉行的和平談判中聲稱，阿富汗對巴發動攻擊“違反伊斯蘭教法”，理由是巴基斯坦同為“伊斯蘭”國家。阿富汗塔利班的毛拉們聽完后，大概會一路笑回喀布爾。

信仰是個人與神明之間的精神聯結，而政治向來依托更為現實功利的低層次尺度運轉。縱觀世間所有宗教與思想體系，無論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還是儒家傳統，歷史上都從未出現過單純以信仰之名形成的真正團結。只有當世俗利益相互契合時，團結才有可能出現。

巴基斯坦與沙特簽署防務協議引發了廣泛關注，不少人對此深表詫異。伊斯蘭堡的部分激進勢力甚至開始暢想建立一個“伊斯蘭版北約”（Islamic NATO），仿照北約第五條的集體防御條款，逼迫財力雄厚的阿拉伯世界在巴基斯坦對抗印度時出手相助。但手握資金主導權的沙特并不面臨來自印度的威脅，其真正的安全隱患是以色列和伊朗。沙特根本無意向南亞次大陸派遣戰機；相反，一旦發生軍事調動，最終被派往中東沙漠作戰的，反倒可能是巴基斯坦自己的部隊，到那時，他們恐怕連自己要對抗的是哪一派伊斯蘭勢力都弄不清楚。

統治阿拉伯世界的各王朝都清楚，謀求重建哈里發國的伊斯蘭激進分子既不承認現有國界，也不承認君主政體，還將各國埃米爾（Emir，阿拉伯國家的貴族頭銜，伊斯蘭教國家對上層統治者、王公、軍事長官的稱謂）視為受西方操控的順從傀儡。2025年11月23日，英國《旁觀者》雜志（Spectator）發布了一篇題為《伊斯蘭國再度蠢蠢欲動》的報道。作為組織最嚴密、最危險的激進組織，“伊斯蘭國”（ISIS）已開始利用人工智能招募新成員。十年前，該組織通過推特、臉書和油管發布斬首視頻，一度控制了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面積相當于英國的大片領土，直至2019年被美國領導的聯軍擊敗。但戰敗并不意味著被徹底消滅。

這支哈里發殘余勢力仍保有武器倉庫，還與沙漠各部族群建立往來，勢力主要盤踞在伊拉克卡拉喬克山脈與敘利亞代爾祖爾一帶。相關營地安置著伊斯蘭國人員家屬，該勢力依舊在此推行思想灌輸活動。

阿薩德政權倒臺后，沙姆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l Shyam）在大馬士革倉促拼湊出一個政府，該組織曾與伊斯蘭國互為盟友。其領導人艾哈邁德·沙拉（Ahmed al Sharaa）改換著裝、系上領帶，迎合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儀容規范，同時獲得海灣阿拉伯國家扶持，但外界對其實際掌控的地盤范圍存疑。加沙戰事爆發后，民眾對伊斯蘭國的支持熱度再度回升。

二、印度時代：一個善意大國的崛起

印度當下的核心挑戰，是印證本國民族主義既能守護民眾安危、增進民生福祉，也能推動印度躋身21世紀國際核心圈層。世界銀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印度貧困問題已基本消除。過去十年間，印度落地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福利舉措，其中尤為突出的是為8億人口穩定供應糧食，數字服務覆蓋超十億民眾，數字化建設成果斐然。民主政體想要契合民眾期許有序運轉，經濟與軍事兩大支柱都必須具備雄厚實力。

變化有目共睹，卻未必得到普遍認可。莫迪總理執政首個十年，印度已然成長為心懷善意且實力強硬的大國。印度摒棄戰爭這種落后行徑，同時深諳俾斯麥箴言：雄辯言辭無法阻擋邊境來犯之敵。

2024年7月10日周三，莫迪總理在維也納與海外印度僑民會面時稱，印度贈予世間的是佛陀道義，而非戰火紛爭。“數千年來，我們始終分享學識與智慧，帶給世界的從不是戰爭，而是佛陀精神。印度向來傳遞和平、締造繁榮，也必將進一步提升自身在21世紀的國際影響力。”圣雄甘地也曾冷峻言道，以眼還眼，終將令世人盡數失明。

每逢人道主義危機，印度總是率先開展救援行動。新冠疫情期間印度表現突出，周邊地區遭遇自然災害時，也都會第一時間施以援助。莫迪總理重新界定了鄰國的概念，評判依據不再是地理距離，而是彼此的善意聯結與影響力互通。印度全新的鄰邦輻射范圍東起馬六甲海峽、西至海灣地區，巴基斯坦只是地緣共存方，并非友好鄰國（Pakistan is a presence, not a neighbour）。

莫迪推行本土自主外交方針，在維護本國經濟與政治利益的同時，攜手各方共創美好未來。例如跨國企業均按照印度設定的規則開展合作，雙方秉持互利共贏原則。企業若想開拓印度市場，就必須在當地建廠生產。如今各大強國已然明白，印度可以理性磋商，但絕不會接受威逼與恐嚇。

2024年10月17日，莫迪于新德里出席國際阿毗達摩節活動。圖源：PTI

印度在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中攻克經濟發展難題。上世紀 70 年代經濟發展停滯，過時僵化的舊式社會主義模式弊病凸顯。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執政者銳意謀求變革，小心翼翼邁出改革的最初步伐。分裂勢力與敵對叛亂活動大肆作亂，接連造成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兩位總理遇刺身亡，也拖累改革未能以更快速度推進。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經濟改革，開始釋放市場創業活力，不過發展新路仍需時間穩步開拓。進入21世紀后，2015至2025這十年間，印度國民整體民生水平與國家綜合實力接連實現跨越式提升。印度正全力沖刺核心目標，計劃在2047年建成發達國家（Viksit Bharat）。

印度一度被嘲諷為志大才疏、言行脫節的國家，該國處境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跌至谷底。1963年雙邊談判期間，印巴關系陷入低谷，印度曾提出將蓬奇（Poonch）、烏里（Uri）、基申甘加（Kishanganga）與尼拉姆谷地（Neelam valley）交由巴基斯坦管轄，以此敲定領土最終方案。如今這番提議令人匪夷所思，相關史實卻確鑿存檔。更讓人意外的是，彼時巴基斯坦領導層驕矜自大，執意訴諸戰爭，最終在1965年發起沖突，回絕了此次議和提議。

如今巴基斯坦將印巴沖突形式，從常規軍隊正面作戰，轉變為借恐怖活動持續消耗對方。印度明確反對雙重標準：美方及其盟友可跨境追剿目標，印度遭遇恐怖襲擊時卻被要求保持克制。面對巴基斯坦扶植勢力制造的恐怖行徑，印度只求正義懲處，絕不盲目報復。經濟、外交、軍事上的弱勢處境，早已成為過往。

長久以來，世界格局始終受權力均勢這類實證理論影響。印度正以沉穩審慎的施政風格，展現自身的制衡力量。縱觀歷史，引發侵略行為的核心動因始終未有大變，無非擴張野心、意識形態分歧以及謀求霸權的執念。權力均勢理論默認對外擴張是國家固有本能，追求各方侵略能力趨于對等平衡。

莫迪總理秉持五項相輔相成的準則謀求國際關系平衡：尊重各國主權；以對話作為化解爭端的基礎；以安全夯實穩定根基；立足自身發展、攜手國際合作謀求共同繁榮；將文化交融視作文明固有特質。

作者簡介：M·J·阿克巴爾（M·J·Akbar），印度政客、記者、作家，2016至2018年期間出任印度外交部國務部長。作為資深媒體人，他曾參與創辦并主編《電訊報》《亞洲時代》等報刊，后曾擔任《今日印度》雜志編輯總監，并任《德干紀事報》總編輯。

本文編譯自印度智庫“NatStrat”《戰略與安全問題研究中心專題報道》2026年第1期文章，原標題為：Challenges before India: Strategic Autonomy and the Power of Balance。原文鏈接：https://www.natstrat.org/upload/specialedition/India-Strategic-Autonomy-New.pdf

本期編輯：陳子珩

本期審核：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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