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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富育紅 王凱

整理|佳仁·云丹吉

編輯| 楊林宇

審核| 江怡

內容提要

僑民參與政治暴力是一種常見現象，但對該現象展開的已有研究存在局限。在政治暴力中，海外僑民群體如何被動員起來？為何陷入沉寂的僑民參與又再次活躍？海外僑民動員是南亞政治暴力跨國支持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南亞卡利斯坦分離主義、倫敦地鐵爆炸襲擊事件以及孟加拉國暴力極端主義中的僑民動員案例分析可知，變革事件往往引發僑民的恐懼、憤怒和對集體身份的威脅感知。框架整合和空間動員進一步激活僑民的身份認同和情感連接，為僑民提供參與政治暴力的手段和機會。同時僑民動員過程可以由于相關國家的積極應對而被阻斷或陷入沉寂，并因變革事件的出現而再次被點燃。此外，與宗教極端型相比，在民族分離型政治暴力中，東道國政府或其部分官方機構、人員更可能對僑民動員保持默許或提供支持。在政治暴力動員影響下，未來部分地區活躍的僑民團體和個人可能繼續為相關活動提供道義支持、政治動員和資金貢獻，甚至直接參與招募、培訓及暴力活動。理解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過程為管控海外僑民群體參與政治暴力跨國支持網絡提供重要參考。

關鍵詞：南亞 僑民動員 分離主義與極端主義 印度 孟加拉國 巴基斯坦

圖源：法新社

政治暴力是政治行為體出于特定目的、針對統治關系而實施的會導致重大政治后果的有組織的暴力。僑民參與政治暴力并非新近現象。19世紀末，反沙皇統治的無政府主義者與美國和東歐的俄國僑民建立了聯系。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美國的愛爾蘭僑民為“愛爾蘭共和軍”(IRA)提供支持。冷戰結束以后，隨著敵對國家減少對叛亂活動的支持，僑民團體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叛亂活動存續中發揮了關鍵作用。20世紀末，“哈馬斯”“真主黨”“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簡稱“猛虎組織”)和“庫爾德工人黨”等武裝集團的發展離不開海外僑民的支持。包括“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在內的很多國際性和區域性恐怖組織尤為重視從西歐和北美的穆斯林僑民社區中招募成員。僑民參與政治暴力現象對我國國家安全也構成長期威脅。比如在部分西方國家，僑民群體中的少數極端勢力不斷向我國周邊“三股勢力”提供支持，或游說外國政府對我國施壓，不時危害邊疆地區的和諧與穩定。中國香港也曾出現印尼移民勞工通過社交媒體接觸宗教極端思想從而走上極端化道路的案例。

南亞海外僑民與政治暴力之間的關聯可被視為該現象在全球范圍內的一個縮影。南亞是規模最大的僑民群體來源地之一，也是政治暴力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與其他地區相比，在南亞實施政治暴力的非國家行為體類型多樣，數量龐大。南亞政治暴力的存續、發展和演變離不開海外僑民群體的支持。比如海外泰米爾人為斯里蘭卡“猛虎組織”提供的支持是相關文獻頻繁探討的一個案例。“猛虎組織”軍事失敗后，部分海外泰米爾人仍繼續為其分離主義事業游說，并對斯里蘭卡政府施壓。在沉寂多年以后，近年部分海外錫克人對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的支持再次活躍起來，并對印度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帶來沖擊。南亞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參與不僅局限于分離主義，宗教極端勢力也一直利用海外僑民推進其跨國支持網絡。總體來看，各類政治暴力活動不再局限于起源地，尤其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發展進一步模糊了政治暴力的區域邊界，政治暴力的形態和手段都在發生變化。此外，僑民參與政治暴力往往引發國家間紛爭和沖突，對國際安全和國際關系穩定構成長期挑戰。

上述分析表明，僑民群體已成為影響國際政治與安全的一股重要力量。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在政治暴力中，海外僑民群體如何被動員起來？為何陷入沉寂的僑民參與又再次活躍？文章聚焦于南亞民族分離型和宗教極端型政治暴力活動，重點探討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過程。文章首先對南亞僑民參與政治暴力的相關性與動因進行文獻回顧；接著提出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機制；最后選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個案例展開比較分析。

一、文獻回顧：僑民參與政治暴力

的相關性與動因

傳統上，僑民(diaspora)被用于描述猶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現象，強調災難性事件導致群體被迫流離失所，并使整個群體產生受害者的感覺。20世紀80年代以后，僑民概念納入了其他沒有經歷過大規模強迫遷移，但對家園保持集體和理想化記憶的族裔群體。如今，僑民的語義范圍十分廣泛，包括移民、難民、客籍工人、被驅逐者、海外少數族裔社區等各種群體。僑民保持著集體的民族、文化或宗教身份，尋求創造、維持和促進共同體的團結。這種團結是僑民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凝聚力的基礎，并推動僑民成員隨時準備卷入與自身、親屬或原籍國有關的沖突之中。僑民在沖突中的作用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關注。基于僑民群體的內涵與特點，有研究者認為，當原籍國發生暴力沖突時，僑民通常扮演著“和平破壞者”的角色。海外僑民往往是通過移民手段自我篩選的同質性集體，因此多半在經濟上是中上階層，政治上不易妥協，比其他群體更有可能利用他們對反叛活動的影響力回避和平進程。這是因為僑民不必生活在沖突之中，無需直接經歷沖突的負面后果，可以從旁觀者的角度表達強烈意見。因此“外籍人士”在參與“本土政治”時往往比“本地人”更加激進。一些海外僑民在政治和資金上支持原籍國的相關反叛團體，游說或向東道國政府施壓，從而助長“跨國政治暴力的循環”。

海外僑民動員是南亞政治暴力跨國支持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總體來看，已有文獻對于南亞僑民與政治暴力關聯的探討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僑民在政治暴力活動中的作用。僑民是政治暴力活動在國際上的重要參與群體之一。李學保認為，同源跨國移民族群中的極端主義者的跨國活動對原籍國國內民族關系和沖突走向會產生重要影響。這些僑民通過族群動員，向國內的分離主義活動提供資金、武器和志愿者，成為原籍國同源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物質上和道義上的支持者。同時，跨國移民族群將東道國當作同源民族分離主義的輿論陣地甚至是直接的活動基地。散居在國外的人擁有較強的政治能量，可以向交戰雙方提供資金和政治支持。泰米爾“猛虎組織”的僑民動員就屬于這種情況。西爾維斯特·佩雷拉(Sylvester Perera)認為，該組織被打敗之后仍在東道國繼續利用海外知名泰米爾人士和精英階層為其事業進行游說。

另一類研究關注僑民參與政治暴力的動因。人口流動與政治暴力之間的聯系錯綜復雜，很多因素影響著僑民參與政治暴力的選擇。基于僑民群體的特征，不同文獻從身份認同的不同角度來理解僑民的參與方式，強調僑民的身份認同在原籍國沖突中發揮的作用。各種媒體對相同民族/宗教群體遭受苦難的描述引發了僑民的負罪感、同情或共鳴。但是具有相同身份的個體對于政治暴力的反應可能完全不同；信念與行動之間也往往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海外僑民對政治暴力的同情或共鳴不一定會轉化為實際的參與。而且參與政治暴力的僑民不一定陷入難以融入東道國社會等個人身份危機。從身份認同視角展開的探討呈現了僑民群體的特征，但忽視了內部或外部“推動因素”在僑民參與政治暴力過程中的作用。

由此，一些學者將僑民個體與政治暴力主體的動員聯系起來。特倫斯·里昂(Terrence Lyons)和彼得·曼德維爾(Peter Mandaville)認為理解誰在動員和塑造僑民的行動十分重要，并提出這些動員主體通常是原籍國或東道國活躍的精英個體或組織，他們通過協調和動員僑民行動而獲得跨國社區的支持和影響力。比如“猛虎組織”曾將政治和軍事人物派往國外建立海外網絡，將他們安置在主要城市，為新近抵達的尋求庇護者申請庇護、獲得住房和尋找工作，從而與海外泰米爾人建立了依附關系。還有一些學者強調變革事件為僑民參與政治暴力提供了機會，原籍國發生的具體事件或事態發展會引發僑民的認同和動員。從南亞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總體情況來看，當原籍國或相關國的沖突爆發或急劇升級時，僑民更有可能被動員起來。比如對海外泰米爾人的動員隨著“猛虎組織”與斯里蘭卡政府的沖突加劇而活躍起來。

已有研究從不同視角揭示了南亞僑民作為跨國行動者在各地區政治暴力中扮演的推動者和參與者角色。僑民群體主要通過協調行動、提供資金和物資支持、游說或直接參與暴力等方式影響原籍國和東道國的政治與沖突進程。同時，南亞政治暴力中僑民動員的活躍或沉寂狀態與政治暴力主體的發展態勢息息相關。政治暴力主體主要是分離/極端組織及其僑民支持者網絡，后者由僑民中有能力和意愿為政治暴力提供支持的活躍團體和積極分子構成。政治暴力主體的策略和行為是僑民動員過程的核心。但已有研究仍存在兩方面局限。首先，從理論建構方面來說，已有文獻中強調的身份認同、變革事件并不會自發形成僑民參與，基于這些因素的僑民動員過程對僑民參與政治暴力存在更直接的影響，而關于社會動員的討論未能提出描述和解釋政治暴力中僑民動員過程的完整機制和恰當的分析框架。其次，從實證研究的方法論角度來說，已有文獻的案例選取較為集中，而且過于關注分離主義沖突，忽視僑民參與的其他類型的政治暴力。在南亞地區，相關案例多集中于泰米爾僑民群體在原籍國內戰或叛亂活動中的作用，對其他分離主義案例和宗教極端型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參與關注不足，因而未能對僑民與政治暴力之間的復雜關聯進行更細致且全面的探討。為解決這些問題，本文將變革事件、框架整合、空間動員和僑民參與的過程結合起來，探討各環節的作用與聯系；根據政治暴力主體的性質以及僑民群體的情感基礎對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進行分類，關注不同類型政治暴力中僑民參與的共性與差異，并在案例分析部分對選取的三個案例展開比較分析。

二、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機制

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致力于連接跨國支持網絡，推動更多僑民成員提供經濟、政治和道義等支持，擴大僑民支持者網絡范圍。總體來看，其動員過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環節。

（一）

從變革事件到框架整合、空間動員

變革事件的發生往往是僑民動員的起點。瑪麗亞·科伊諾娃(Maria Koinova)認為，對于僑民群體來說，變革事件是指祖國發生的大屠殺、種族清洗、內戰、政治危機以及其他對僑民身份和利益構成威脅的事件。變革事件發生后，僑民經歷了強烈的恐懼、憤怒和威脅集體身份的情緒。這種情緒有助于堅定僑民使用暴力的決心，將以前并不活躍的僑民成員動員起來。變革事件的出現和解決受到原籍國(沖突國)政治進程的影響，并與當事國政府及域外相關國家的應對之策有關。不過，變革事件并不會自動導致僑民的共鳴和參與，政治暴力主體還需要通過框架整合將僑民成員的經歷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之中。框架是一種能幫助人們認知、理解和標記周圍所發生事物的解讀范式。框架整合是指通過運動目標和策略的轉換，從而把社會運動組織的意識形態、目標和價值與動員對象的利益和怨恨聯系起來的過程。框架整合是以社會運動領導者的活動為核心的策略性行為。框架整合的作用是影響或改變僑民對于沖突情境的認知，激活僑民的身份認同和情感連接(共鳴)，將松散網絡聚集在統一連貫的敘事下。

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機制。圖源：《國際政治科學》

從冷戰后多民族國家民族分離運動的發展軌跡來看，民族分離主義者往往通過編造錯誤的歷史觀以及渲染原籍國同源族群遭受的傷害和歧視，實現其獨立建國的夢想。比如“猛虎組織”及其支持者制定的敘事強調斯里蘭卡政府對泰米爾人的壓迫，渲染國內泰米爾民眾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讓海外泰米爾人相信他們的同胞在國內已成為國家打壓下的“受害者”。而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宗教極端組織的敘事主要強調伊斯蘭教受到“異教徒”的打擊，世界各地穆斯林正在遭受苦難。總之，政治暴力主體的敘事通過引入替代框架重構現實，重新制定解釋圖式，影響事件的意義，讓個體在此基礎上建立更明確的身份認同，或通過這些框架來解釋自身的不滿。這意味著框架整合往往需要通過抓住具體事件(變革事件)，界定不滿和訴求，強化僑民新覺醒的身份，使僑民感到有必要與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聯系，從而引發集體動員。框架整合成功與否主要取決于政治暴力主體的主動性、靈活性及其學習能力。

政治暴力主體的空間動員為框架整合發揮作用提供了手段和平臺。空間動員與政治機會結構存在密切關聯。政治機會結構是社會運動所面對的一系列環境方面的機會與約束，主要指政治體制的開放或封閉，它影響了社會運動的戰略選擇。政治機會結構為包括僑民動員和參與在內的社會運動創造了空間。政治暴力主體利用這些空間推動人員招募，組織會議、發表言論、舉行示威游行和游說等活動，吸引相同民族、宗教及文化群體和東道國政策制定者支持其事業。從區位選擇來看，政治暴力主體的空間動員大多集中在西方民主國家或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歐洲寬松的庇護政策以及毗鄰中東和北非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跨國武裝分子偏愛的活動基地。他們選擇在英國、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等歐洲國家開展人員招募和資金募集活動。“基地”組織創始人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本·拉登(Usama BinLadin)和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都曾前往西方多國調動資源、擴大宣傳。

在空間動員中，場所是政治暴力主體與目標群體和個人接觸和互動的具體地點、機構或平臺，主要包括城市、宗教機構、社交場所等面對面互動場所以及互聯網、社交媒體等虛擬場所。比如20世紀90年代，活躍在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極端組織“伊斯蘭解放黨”(Hizbal-Tahrir)、“僑民”(al-Muhajirun)、“伊斯蘭輔助者組織”(Ansaral-Islam)等通常選擇在教育和信仰機構、社區中心、書店、宗教學習小組、運動隊、工作場所、專業協會、社會運動組織、地方慈善機構和監獄等場所進行招募和動員。極端組織在這些場所通過面對面接觸和互動加深了與目標群體和個人的聯系。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大部分空間動員活動逐漸轉移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是框架整合最重要的工具和場域之一。基于數碼工具的社會運動能實現閃電動員，以極具表達性的風格快速集聚大量線上和線下參與者，壯大運動的力量。首先，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加強了僑民群體與原籍國或相關國內部群體的聯系。通過便利民眾間情緒和激勵的交互傳染，互聯網促進了具有共同政治目標的群體和個人之間虛擬社區的出現。其次，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促進沖突的符號和敘事從原籍國或相關國向新的空間轉移。僑民通過在線資源能夠實時追蹤遙遠地區的軍事局勢發展，在抗議、示威甚至戰斗期間制作直播流媒體視頻，甚至虛擬地參與戰斗。現代媒體技術不僅改變了沖突發生的空間環境，而且改變了沖突的報道方式以及受眾的認知。最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為僑民和極端敘事的連接提供了平臺和機會。使用有吸引力的數字媒體已成為眾多政治暴力主體擴大活動品牌的方法，比如“伊斯蘭國”的電子雜志《達比克》(Dabiq)、“基地”組織的《激勵》(Inspire)、“青年黨”的《拯救》(Gaidi Mtaani)等，為目標群體提供了內容廣泛、表現形式豐富的“敘事包”，使得個體無需事先融入極端的社會環境就能走上極端化道路。與過去相比，如今數字接入與經濟收入的關聯度降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個體也容易接觸互聯網。雖然這并不意味著一定會有更多的人變得極端，但那些有極端化風險的脆弱群體和個人可能會更快地實現自我極端化。

總之，變革事件為框架整合和空間動員提供了契機，空間動員為框架整合發揮作用提供了手段和平臺，框架整合的意義制造功能是空間動員和僑民參與之間的中介性因素。框架整合和空間動員使少數群體的訴求引起社會主流的關注，體現了政治暴力主體的活動能力。缺少任意一面都很難將僑民群體動員起來。除此之外，僑民動員的成效還取決于東道國的政治機會結構，東道國與原籍國的關系，以及相關國家針對僑民群體實施的具體政策等。

（二）

從框架整合、空間動員到僑民參與

僑民參與是框架整合和空間動員的一個目標。總體來看，根據政治暴力主體的性質以及僑民群體的情感基礎，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大致分為世俗型和宗教極端型兩類。僑民參與可分為硬支持和軟支持兩種:硬支持指僑民通過人員招募、培訓和發動襲擊直接參與政治暴力；軟支持指僑民通過在東道國進行游說、示威游行、公投等方式為政治暴力活動提供公開的政治和道義支持，或提供資金和物資等資助。

1.民族分離型和宗教極端型僑民動員

世俗型僑民動員主要包括民族分離型和意識形態型(如極左型和極右型)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其中民族分離型是最常見的類型。南亞世俗型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主要基于指向原籍國的民族分離主義活動。民族分離型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參與以軟支持為主，硬支持(參與暴力)為輔。比如在巴基斯坦，海外俾路支分離主義活躍分子經常發起媒體宣傳活動，組織抗議游行，游說國際組織和歐洲各國政府，對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壓力。在印度，海外錫克人為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提供資金和道義支持，少部分支持者采取極端活動推進其事業。那加族叛亂領導人在部分歐洲國家通過軟支持方式推動建立獨立的那加族家園。類似地，在斯里蘭卡，除了籌集資金，泰米爾“猛虎組織”還在東道國利用海外知名泰米爾人士和精英階層為其事業進行游說。這主要是因為民族分離主義活動主要基于以民族為基礎的認同與情感，以原籍國為指向目標，而東道國對于分離主義活動的立場和態度可能與原籍國存在差異，或者將分離主義活動作為與原籍國博弈的工具。在很多情況下，東道國政府或其部分官方機構、人員可能對僑民參與保持默許或提供支持，增加僑民群體支持原籍國政治暴力的資源和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僑民與政治暴力的關聯不僅影響原籍國與東道國的外交關系，而且這種影響可能延展到更廣泛的貿易、投資領域以及公眾輿論中。

多年來，南亞地區安全也一直面臨宗教極端主義的挑戰，宗教極端勢力一直利用海外僑民擴大其全球支持網絡。宗教極端型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參與以硬支持為主，軟支持(募資)為輔。比如“基地”組織、“伊斯蘭國”等全球性恐怖組織，以及巴基斯坦“虔誠軍”(LeT)、孟加拉國“圣戰者大會”(JMB)等本土極端組織試圖動員世界各地的南亞裔僑民建立和加強跨國支持網絡。在相關動員活動影響下，海外南亞裔僑民參與了有領導和無領導的暴力襲擊和募資活動，主要為宗教極端活動提供硬支持。這主要是因為當代宗教極端主義往往帶有狂熱的宗教使命感，暴力不僅是手段，通常也是一種目的；他們站在當代國際社會主流的對立面，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合法性，很難在各國公開獲取支持。因此硬支持是僑民參與宗教極端型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與民族分離型相比，宗教極端型僑民動員和參與更可能推動相關國家之間的反恐合作。

新世紀以來南亞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圖源：《國際政治科學》

根據政治暴力主體的指向目標和活動重心，宗教極端型僑民動員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針對原籍國實施的極端暴力活動，比如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別有兩批新加坡的孟加拉裔僑民因策劃針對孟加拉國政府的暴軟支持為主硬支持為主力極端活動被捕。另一種是針對東道國或第三國實施的極端暴力活動，比如21世紀初期，在“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的個體“圣戰”宣傳和影響下，部分南亞裔僑民在西方國家本土實施暴恐活動；在“虔誠軍”動員下，2008年巴基斯坦裔美國公民戴維·科爾曼·海德雷(David Coleman Headley)五次前往孟買執行視察任務，以協助該組織的襲擊計劃等。

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類型。圖源：《國際政治科學》

（三）

框架整合、空間動員和僑民參與引起政府反應

原籍國和東道國政府通常會通過加強國內反恐平叛力度、斬斷政治暴力主體融資，以及游說、合作或施壓的方式推動相關國家政府支持和配合其打擊政治暴力主體的行動。如上所述，在宗教極端型政治暴力活動中，僑民動員更可能推動相關國家之間的反恐合作。比如“九一一”事件后，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通過與巴基斯坦等僑民來源國政府加強情報共享、培訓交流與合作來斬斷政治暴力的跨國支持網絡。但在民族分離型政治暴力中，東道國對外裔群體參與政治暴力的不同立場和態度，以及東道國與原籍國的關系，對政治暴力跨國支持網絡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比如在2001年“猛虎組織”被一些西方國家列為“恐怖組織”之前，這些西方國家不僅對泰米爾僑民參與政治暴力保持默許，一些西方機構和官員甚至同情、支持政治暴力主體的訴求，并對斯里蘭卡政府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政治暴力的跨國支持網絡很難被徹底斬斷，而且僑民與政治暴力的關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著原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信任與合作。

總之，政治暴力主體的框架整合、空間動員和僑民參與很可能由于原籍國和東道國(或第三國)政府的積極應對而陷入沉寂。但隨著原籍國(或沖突國)政治進程的動態發展以及變革事件的出現，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很可能再次活躍起來。

三、案例分析

為進一步理解政治暴力的僑民動員過程，文章選取印度卡利斯坦分離主義、巴基斯坦裔僑民實施倫敦地鐵爆炸襲擊事件，以及孟加拉國宗教極端活動三個案例展開分析。近年，西方國家部分錫克僑民參與的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在消沉多年后重新活躍起來，并對印度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帶來沖擊；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襲擊事件是“九一一”事件后英國首次發生由本土出生成長的穆斯林青年實施的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該事件成為英國和歐洲暴力極端主義發展的轉折點以及暴力極端主義研究領域的一個典型案例；而孟加拉國作為世界第五大僑民來源國，其海外僑民動員也是相關研究的重要案例，尤其在2013年以后海外孟加拉僑民參與暴力極端活動的現象愈發受到關注。對這三個案例的分析可知：政治暴力中的海外僑民動員經歷了從變革事件定性、框架整合/空間動員到僑民參與的過程；同一僑民動員案例在不同時期呈現了沉寂或活躍的不同狀態；相關國家政府的不同反應以及原籍國與東道國的關系使海外僑民動員出現不同的發展態勢。

（一）

卡利斯坦分離主義與海外錫克人的動員

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是印度旁遮普邦錫克人要求建立“卡利斯坦”錫克教主權國家的分離主義活動。20世紀80年代以后，加拿大、美國等西方國家逐漸成為印度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的主戰場。

1.變革事件定性

20世紀80年代之前，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的參與者較少，并未引起廣泛共鳴。絕大多數海外錫克人都認為該運動不值得關注。1984年印度發生的“藍星行動”作為變革事件，激發了海外錫克人強烈的恐懼、憤怒和威脅集體身份的情緒，點燃了他們支持和參與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的熱情。從1982年起，印度激進傳教士賈內爾·辛格·賓德蘭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開始煽動暴力活動。1984年6月，印度軍隊襲擊了錫克教寺廟阿姆利則金廟(即“藍星行動”)，導致賓德蘭瓦勒及其大量追隨者死亡。“藍星行動”給印度國內和海外錫克人帶來深刻的不安全感，致使海外溫和派錫克人重新評估先前對印度的忠誠，重申他們的集體民族身份，并越來越同情強硬派的分裂立場。

2019年以后，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再次活躍起來。在這段時期，卡爾塔普爾走廊的開通、印度農民抗議活動、國內其他與錫克群體有關的問題以及社交媒體平臺的發展，為海外卡利斯坦活動的重新燃起提供了動力。巴基斯坦卡爾塔普爾是印度錫克教徒心中的神圣之地。2019年11月，連接印度古爾達斯布爾地區和巴基斯坦卡爾塔普爾的“朝圣者走廊”—卡爾塔普爾走廊開通，為印度朝圣者的免簽證行動提供了便利。海外卡利斯坦支持者以卡爾塔普爾走廊的開通為契機，試圖通過重新強調賓德蘭瓦勒的“英勇事跡”和“藍星行動”等事件，引起人們對卡利斯坦分離主義事業的關注和支持。2020年，印度通過的三項農業法增強了大公司的權力，隨后旁遮普邦農民掀起了抗議浪潮，并成為海外卡利斯坦支持者傳播卡利斯坦議程的土壤。他們以印度農民的抗議活動為由，強調印度政府打擊錫克人的利益，暗示農業和錫克人因政府擬議的農業法案而處于危險之中。在農民抗議期間，海外錫克人策劃的社交媒體活動不斷增加。此外，近年來面對多起對錫克教圣典和圣地的褻瀆事件，中央政府也未采取措施嚴懲，這更讓錫克中產階級群體感到自己“未受尊重”，這種“怨念”還被當前印度國內空前高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錫克族群生存空間的擠壓”所加強。因此，錫克族群雖然遠非一個同質群體，但大部分人都認為自己遭受了不平等待遇，從而為激活海外錫克人的分離主義活動提供新的動力。

2.框架整合/空間動員模式

1984年“藍星行動”事件之后，許多活動人士呼吁建立一個獨立的錫克教國家(卡利斯坦)，并為提高群體意識和政治參與進行了有效的政治和社會動員。他們的框架整合與空間動員活動激活了海外錫克人的身份認同和情感連接(共鳴)，使得海外錫克人社區中的錫克民族主義明顯抬頭。1982年至1993年，近60個錫克分離組織活躍起來，其中最著名的組織包括“巴布亞·卡利斯坦”(BK)、“國際錫克青年聯合會”(ISYF)、“卡利斯坦解放陣線”(KLF)、“卡利斯坦突擊隊”(KLF)和“卡利斯坦老虎組織”(BTK)等。這些團體圍繞著不同的分離組織領導人獨立發展，部分組織與印度本土分離組織存在聯系。這些新組織由海外錫克群體中支持分離事業的活躍團體和積極分子構成，他們在動員海外錫克社區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用英語和旁遮普語創辦報刊、期刊和雜志，通過電子郵件、互聯網、電話、社區圖書館、郵寄、電視節目、廣播和集會等多種方式進行宣傳，試圖將卡利斯坦問題國際化，在國際社會傳播“錫克人受害者”和“印度政府加害者”敘事。這些活動旨在推動更多海外錫克人從潛在支持者轉變為積極分子，獲得東道國政府同情和支持，從而擴大僑民支持者網絡范圍。

2019年以后，通過重新強調20世紀80年代印度發生的“藍星行動”、英迪拉·甘地總理遇刺及隨后的反錫克人暴亂等事件，西方國家的卡利斯坦活躍分子積極利用社交媒體向印度和其他地區的錫克青年進行宣傳。他們渲染錫克人英勇無畏的故事以及為保護錫克人不受壓迫者欺凌而作出的犧牲，強調印度政府對錫克人的不公正待遇。各種在線平臺還廣泛流傳著美化、歌頌錫克好戰分子的歌曲和視頻。這些卡利斯坦作品大多在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制作。目前熱衷于卡利斯坦運動的錫克人主要是海外年輕一代的錫克僑民，他們幾乎未在印度旁遮普地區生活過，對卡利斯坦的看法主要基于社交媒體上支持卡利斯坦的簡單化敘述。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支持卡利斯坦的內容在推特(Twitter)帖子、油管(YouTube)視頻和臉書(Facebook)帖子上急劇增加，反映出這些活躍組織正在尋求團結錫克人的平臺。由海外錫克人組成的“錫克教正義組織”(SFJ)、“卡利斯坦解放陣線”和“國際巴布亞·卡利斯坦”(BKI)等組織通過推特、臉書、照片墻(Instagram)等社交媒體積極開展宣傳活動。

宣布開通卡爾塔普爾走廊后與卡利斯坦相關的社交媒體內容急劇增加。圖源：《國際政治科學》

3.僑民參與形式

海外錫克人對印度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的支持以軟支持為主，硬支持為輔。20世紀80年代，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錫克分離主義活躍團體和個人舉行示威游行，焚燒印度國旗，襲擊印度領事館，實施恐怖襲擊，并向東道國政府官員和國際組織進行游說。比如通過美國國會，海外錫克人多次以人權問題成功向印度政府施壓，切斷美國對印度的援助。他們還試圖通過在“非聯合國會員國家及民族組織”(UNPO)中獲得成員資格或特殊地位取得合法性。為應對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挑戰，印度政府啟動外交渠道，向國際社會闡明立場，向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東道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對錫克武裝分子采取行動。通過大量外交努力，印度與美國、加拿大和英國政府簽署了引渡條約，并成功將一些錫克武裝分子從東道國驅逐出境，一些激進的錫克組織也被取締。20世紀90年代以后，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逐漸消沉。

在2019年以后海外錫克人的動員浪潮中，除繼續舉行示威游行，焚燒印度國旗，襲擊印度領事館，以及向東道國政府官員和國際組織進行游說之外，“錫克教正義組織”發起的“全民公決”引起廣泛關注。該活動旨在征求散居在歐洲和北美的錫克人對建立獨立的卡利斯坦國家的意見。2022年9月和11月，該組織在布蘭普頓和多倫多組織了卡利斯坦全民公決，分別吸引了超過1萬名和7.5萬名加拿大錫克僑民的參與。該組織還表示打算將公投結果提交給聯合國，以爭取對錫克人自決的支持。不過，與上世紀八十年代印度處理海外卡利斯坦問題的方式不同，如今印度莫迪政府在國內強化“印度教至上”政策，加劇國內其他族群的擔憂和“相對被剝奪感”；對于西方國家領土上開展的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印度認為這是對其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威脅。印度批評加拿大政府默許“卡利斯坦運動”的立場，印加外交關系因“卡利斯坦運動”領袖人物哈迪普·尼賈爾(Hardeep Singh Nijjar)被暗殺事件變得急劇緊張，印度媒體甚至將加拿大視為新的頭號敵人，印度和美國的關系也因此漸生嫌隙。印度已宣布將與卡利斯坦運動有關的團體定性為恐怖組織，而加拿大、美國等西方國家境內的卡利斯坦運動并不違法，甚至受到言論自由法的保護。這些西方國家政府認為本國具有保護錫克公民和平抗議和主張建國的權利。在當前海外錫克人的動員浪潮中，印度與部分西方國家之間出現的緊張關系阻礙了卡利斯坦問題的解決。

（二）

極端組織動員與巴基斯坦裔僑民實施倫敦地鐵爆炸襲擊事件

2005年7月7日發生的英國倫敦地鐵爆炸襲擊事件導致52人喪生，700多人受傷。襲擊者是30歲的穆罕默德·西迪·可汗、22歲的沙扎德·坦維爾、18歲的哈西卜·侯賽因(Hasib Hussein)和19歲的杰梅因·林賽(Jermaine Lindsay)。除杰梅因·林賽外，其他三人都是巴基斯坦裔英國公民，在英國出生和長大。此次襲擊是英國本土暴力極端主義發展的轉折點，對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帶來巨大震撼。事件發生后，扎瓦希里代表“基地”組織聲稱對此次襲擊負責。雖然并沒有明確證據表明此次襲擊由“基地”組織直接指揮，但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這次事件至少受到“基地”組織的啟發和鼓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基地”組織領導人及其附屬機構開展了復雜的公共關系和媒體宣傳活動。他們始終認為，“基地”組織核心部分不足以實現其全球活動網絡的目標，各個組成部分必須合作，穆斯林大眾必須被“喚醒”。20世紀末技術革命的發展使“基地”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更容易接觸新出現的獨立媒體，他們的宣傳活動能夠迅速引起關注。

1.變革事件定性

2001年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爆發為“基地”組織提供了“喚醒”的契機。這兩場戰爭在制造年輕一代穆斯林的憤怒情感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西方國家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因而成為“基地”組織用于合理化針對西方國家的襲擊行動、動員西方穆斯林僑民群體的工具。在21世紀初期英國等西方國家本土發生的暴力極端主義活動中，很多襲擊者將政府支持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作為實施暴力的理由。實施倫敦地鐵爆炸襲擊的小組頭目西迪·可汗在襲擊前錄制了視頻(最后的遺囑)并在半島電視臺網絡播放。他在視頻中指責英國當局在伊拉克和世界各地壓迫穆斯林民眾的政策，并認為英國社會必須為此負責。

2.框架整合/空間動員模式

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全球“圣戰”敘事主要強調:伊斯蘭教受到美國領導的西方“異教徒”的襲擊，世界各地穆斯林正在遭受苦難；而被西方稱為“恐怖分子”的“圣戰者”正在抵御這種襲擊，他們為保衛伊斯蘭教而實施的暴力行動是合理的、正義的，以及在宗教上被認可的；“好穆斯林”有責任支持這些行動。中東事務專家克里斯托弗·布蘭查德(Christopher M.Blanchard)認為，此類敘事旨在向其他地區穆斯林受眾和特定群體傳達復雜的政治信息，引起他們的心理反應。這種極端敘事有助于強化西迪·可汗及其極端小組成員的集體身份與不滿，堅定他們使用暴力的決心。

“基地”組織極端網絡的空間動員也對西迪·可汗等人走上極端化道路起到重要作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英國政府實施寬松的移民政策，為跨國極端分子提供了機會，并使倫敦成為很多極端神職人員的傳教基地。90年代末，位于倫敦的四名“基地”組織神職人員(Sheikhs)在歐洲暴力極端主義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他們是阿布·哈姆扎·馬斯里(Abu Hamza al-Masri)、哈伊達爾·阿布·多哈(Haydar Abu Doha)、阿布·卡塔達(Abu Qatada)和奧馬爾·巴克里·穆罕默德(Omar BakriMohammad)。阿爾及利亞人哈伊達爾·阿布·多哈被視為“基地”組織的推動者或操縱者(facilitatoror paymaster)，是“基地”組織在歐洲地區的代表人物，他為其他武裝分子和極端分子提供宗教指導，與阿富汗訓練營保持聯系，并與世紀之交發生的一系列被挫敗的恐怖襲擊案有關。1985年，敘利亞裔僑民奧馬爾·巴克里·穆罕默德來到倫敦避難并建立了“伊斯蘭解放黨”(Hizbut-Tahrir)英國分支。該分支宣傳“圣戰”、殉道和反美主義思想，并很快在清真寺和大學校園樹立了影響力。不久后奧馬爾·巴克里·穆罕默德在“伊斯蘭解放黨”中分離出極端組織“僑民”，該組織參與了為巴勒斯坦、克什米爾和車臣等地區武裝組織募資的活動，并公開反對西方國家。阿布·哈姆扎·馬斯里和奧馬爾·巴克里·穆罕默德還是芬斯伯里公園清真寺(the Finsbury Park Mosque)武裝活動支持網絡的極端思想傳授者。這些極端神職人員推動本土穆斯林僑民青年極端化的常見地點包括大學校園、清真寺、宗教學校以及家庭、咖啡館和書店等場所。極端分子在這些場所通過面對面接觸和互動加深了與目標群體和個人的聯系，強化了后者的極端思想，為推動后者采取實際行動提供了更多機會和途徑。在“基地”組織及其支持網絡影響下，部分英國穆斯林青年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受培訓，以策劃和實施在英國的恐怖襲擊。

3.僑民參與形式

在該案例中，西迪·可汗領導的極端小組主要為“基地”組織極端網絡提供硬支持。2001年1月，西迪·可汗參加了由約40名極端分子組成的英國本土訓練小組。同年，他前往克什米爾地區參加了巴基斯坦“圣戰者組織”(HuM)訓練營。2004年11月至2005年2月，西迪·可汗與坦維爾前往巴基斯坦，并與當地“基地”組織成員取得聯系。此外，比斯頓的極端主義清真寺(哈利街清真寺、斯特拉特福德街清真寺等)、青年俱樂部、健身房和書店成為該襲擊小組成員的主要活動地點。襲擊事件發生前的一系列接觸表明，四名襲擊者很可能得到了“基地”組織相關人員的建議或鼓舞。

此次事件發生后，英國等西方國家認識到暴力極端主義現象已成為本土問題，西方國家將面臨更加多元化的新一代本土恐怖分子的威脅，但他們認為巴基斯坦國內的國際恐怖主義網絡是西方本土暴力極端主義發展的源頭。在國際上，英國主要通過加強(與巴基斯坦等國)情報共享、軍事培訓交流與合作來打擊本土暴力極端主義的跨國支持網絡。在國內，英國通過立法不斷完善反極端主義預防策略，從源頭上在高危人員與暴力極端主義之間樹立“防火墻”；并通過財政部、警察部門和國家犯罪情報局等多個機構協調配合完成防范和打擊恐怖融資犯罪。隨著英國等西方國家加強本土反恐力度，主要國際恐怖組織針對西方國家海外僑民群體的空間動員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其活動重點逐漸轉向在欠發達地區或沖突區域實施本土化策略，因此近年在西方國家由僑民群體和個人實施的恐怖襲擊事件有所下降。

（三）

孟加拉國暴力極端主義與海外孟加拉人的動員

2013年，一個名為“安薩魯拉小組”(ABT)的極端武裝組織在孟加拉國出現。2015年，孟加拉國“圣戰者大會”分支“新圣戰者大會”(Neo-JMB)成立。“安薩魯拉小組”和“圣戰者大會”/“新圣戰者大會”分別附屬于“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網絡。這些組織主要通過極端暴力活動反對和打擊孟加拉國政府。與此同時，“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重視在南亞地區采取本土化策略，即通過支持本土結盟組織的目標，煽動地方叛亂，擴大組織根基和網絡。在這一背景下，相關極端組織的海外僑民動員活動主要針對孟加拉國本土。受倫敦地鐵爆炸事件鼓舞，此次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兩周后，四名索馬里裔英國公民試圖使用炸彈襲擊交通工具，但未能引爆。此后還發生過多次類似案件，大多被反恐當局扼殺。

1.變革事件定性

孟加拉國本土最早的主要極端組織成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當時并未獲得廣泛關注。直至2013年，孟加拉國政治兩極分化導致的政治危機推動已沉寂多年的本土暴力極端主義卷土重來，并獲得國際影響力。1991年孟加拉國軍事統治結束以后，該國人民聯盟和民族主義黨兩個主要政黨開始輪流執政，他們通過與其他小政黨結盟，助長了結構性對立的政治格局。2013年，在人民聯盟執政時期，該國最大的伊斯蘭政黨、民族主義黨盟友“伊斯蘭大會黨”(Jamaat-e-IslamiParty)的主要領導人被判犯有戰爭罪行。從2月至5月初，大規模游行示威和街頭暴力事件造成150多人死亡，至少2000人受傷；8月，最高法院取消了“伊斯蘭大會黨”在選舉委員會的注冊資格.此次變革事件引起部分沒有直接經歷這些困境的海外孟加拉人的同情，并為極端組織的敘事傳播帶來啟發與靈感。

2.框架整合/空間動員模式

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極端組織及其支持者網絡的宣傳和敘事主要強調三個方面：一是質疑孟加拉國及其憲法的世俗性質，強調民主制度未能遏制腐敗、提供良好治理和維護法治、為青年創造就業機會并滿足民眾的基本需求，將民主視為西方國家控制伊斯蘭國家的宣傳工具。二是挑戰女性作為伊斯蘭國家元首的合法性。三是對其認為侵犯或損害孟加拉國穆斯林利益的政府政策持高度批評態度。簡而言之，極端組織敘事試圖通過強調世俗主義和民主的失敗，以及女性作為國家元首的非法性等方面，使孟加拉國的治理體系失去合法性。通過這種極端敘事，極端組織界定了不滿和訴求，強化了海外孟加拉人的身份及其與“志同道合者”的聯系。

極端組織及其支持者網絡的空間動員為海外孟加拉人的參與提供了更多機會和手段。他們主要通過線下和線上空間接觸和動員海外孟加拉人。比如孟加拉國“圣戰者大會”曾與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孟加拉裔僑民社區建立了早期聯系；通過英國慈善機構“綠新月”(Green Crescent)等組織為與極端組織存在聯系的孟加拉國宗教學校提供資助。“伊斯蘭國”也一直利用西方國家孟加拉裔僑民社區招募新成員。2013年以后，在“伊斯蘭國”影響下，很多海外孟加拉裔極端分子負責招募、資助和領導孟加拉國本土極端武裝活動。一些孟加拉裔僑民從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加入“伊斯蘭國”。孟加拉裔日本公民薩吉特·德布納特(Sajit Debnath)、孟加拉裔澳大利亞公民阿姆·塔朱丁(Atm Tajuddin)和孟加拉裔馬來西亞公民、信息技術專家阿米努爾·伊斯拉姆·貝格(Aminul Islam Beg)建立了支持“伊斯蘭國”意識形態的在線小組，該小組被“伊斯蘭國”指派專門關注孟加拉國的活動。2013年底，該小組在臉書上開設了一個群組，重點為孟加拉國本土極端活動進行招募。

3.僑民參與形式

海外孟加拉裔僑民在孟加拉國內極端暴力活動中主要扮演領導者和骨干人員的角色，發揮硬支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孟加拉裔加拿大公民塔米姆·喬杜里(Tamim Chowdhury)。2013年喬杜里返回孟加拉國與本土極端分子建立直接聯系，成立“新圣戰者大會”。作為“伊斯蘭國”孟加拉國分支領導人，喬杜里在本土極端分子招募和活動策劃中起到核心作用。喬杜里是2016年7月達卡恐怖襲擊事件的主要策劃者之一。這是孟加拉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恐怖襲擊事件。

達卡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哈西娜(Sheikh Hasina)政府開展多管齊下的打擊暴力極端主義的行動。比如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協助下，孟加拉國建立“和平觀察站”，實施更多柔性反恐措施，包括接觸校園中被疏遠的青年、推動婦女和社區參與地方層面的和平建設、在制定反暴力極端主義敘事過程中聽取宗教領袖的建議，以及加強管控網絡空間和社交媒體等。在孟加拉國政府的外交努力下，其他國家也加強了與孟加拉國的反恐協調與合作。比如2015年至2016年，新加坡法院將資助和策劃襲擊孟加拉國政府的孟加拉裔暴力極端小組成員定罪并遣返回國。孟加拉國政府的積極應對遏制了國內宗教極端主義及其海外動員活動發展。2016年以后，孟加拉國恐怖襲擊事件穩步下降。

（四）

案例比較分析

在上述三個案例中，變革事件、框架整合與空間動員在政治暴力的僑民動員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缺少任意一面都很難將僑民群體動員起來。

第一，變革事件的發生往往是僑民動員的起點。原籍國或相關國沖突爆發或急劇升級常常引發僑民的恐懼、憤怒和對集體身份的威脅感知，這種情緒有助于堅定僑民使用暴力的決心，將以前并不活躍的僑民成員動員起來。在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中，1984年印度“藍星行動”事件直接導致海外錫克民族主義抬頭。近年印度旁遮普邦與錫克人有關的問題也引起海外錫克人的共鳴。在新世紀初期英國本土暴力極端主義發展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爆發是“基地”組織制定極端敘事的工具，并使歐美發生的暴力極端主義呈現相似的主題。作為變革事件，這些戰爭在制造年輕一代穆斯林的憤怒情感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推動很多地區的年輕穆斯林走上極端化道路，并對西方國家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產生重要影響。2013年以后孟加拉國暴力極端主義與該國政治兩極分化導致的政治危機同步發展，孟加拉國內部政治危機成為海外孟加拉人參與暴力極端主義的驅動力量。總之，在僑民動員過程中，變革事件為政治暴力主體的框架整合帶來啟發與靈感。變革事件發生后，海外僑民動員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第二，作為政治暴力主體的一種策略性行為，框架整合成功與否主要取決于政治暴力主體的主動性、靈活性及其學習能力。框架整合的作用在于改變僑民對于沖突情境的認知，用共同的目標激活僑民的身份認同和情感連接(共鳴)。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躍團體和積極分子的敘事特別強調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藍星行動”、英迪拉·甘地總理遇刺及隨后的反錫克人暴亂等事件，以及印度政府對錫克人的不公正待遇等。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全球極端敘事主要強調伊斯蘭教受到西方“異教徒”襲擊，世界各地穆斯林正在遭受苦難；其地方極端敘事針對南亞國家內部問題，試圖削弱南亞國家政府治理體系的合法性。這些敘事能夠激發僑民群體對原籍國或相關國家政策的不滿，推動他們形成集體認同感以及對于不公正事件的共同認知，喚醒部分海外僑民的身份和共鳴，增加其自我價值感和目標感，使他們相信通過參與集體行動能夠改變現狀。這意味著框架整合具有意義制造功能，成功的動員往往需要通過抓住具體事件(變革事件)，界定不滿和訴求，強化僑民新覺醒的身份，使僑民感到有必要與“志同道合者”建立聯系，從而引發集體動員。

第三，政治暴力主體的空間動員為僑民參與提供更多機會和手段，加深與目標群體和個人的聯系，推動易感群體和個人更快地實現自我極端化。加拿大錫克活躍組織和積極分子的公投、示威游行、游說等活動，在保持海外錫克僑民的支持和參與，以及重燃印度本土分離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孟加拉裔僑民和巴基斯坦裔僑民的動員中，極端組織在西方國家的早期聯系網絡和極端基礎設施為僑民參與暴力極端活動提供了機會。特別是當地少數清真寺、慈善機構和私人場所等地點是極端分子與僑民接觸和互動的主要場所，為極端組織的極端思想灌輸、人員招募和募資等活動提供了條件。在卡利斯坦分離主義和孟加拉國極端活動案例中，政治暴力主體尤為重視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臺吸引和加速海外僑民的參與。

此外，政治暴力的僑民動員具有高度情境性。一是，不同案例中的僑民參與各具特色。在海外孟加拉裔僑民動員活動中，極端組織指向目標和重心是孟加拉國本土，參與極端主義活動的海外孟加拉裔僑民實施人員招募資金籌集和暴力活動，并提供富有魅力的領導人物。在英國巴基斯坦裔僑民動員活動中，“基地”組織等極端組織指向目標和重心是英國本土，巴基斯坦裔僑民實施了針對英國本土的恐怖活動。而在卡利斯坦活動中，海外錫克人主要提供軟支持。與印度本土相比，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活動更為活躍，并在印度本土分離主義活動中起到加速器的作用。二是，與宗教極端型政治暴力相比，分離主義活動的生存和適應能力較強，常常與宗教、意識形態等因素相結合。而且由于涉及建立國家問題，分離主義活動經常被其他國家操縱或利用。因此分離型僑民動員更容易影響國家間關系。印度是加拿大的重要國際合作伙伴，但印度政府一直對加拿大境內針對本國的分離活動表示擔憂，而加拿大堅持認為它具有保護錫克公民和平抗議和主張建國的權利。因此，卡利斯坦分離活動也削弱了印加兩國關系的信任基礎。三是，近年宗教極端型政治暴力的一個總體趨勢是以“地方”為重點，利用(和夸大)地方不滿情緒、政府低效、身份不平等等因素加強招募和動員，他們的極端敘事重點也從全球轉向地方。這表明雖然極端組織仍繼續將襲擊目標對準西方國家，但其活動重點將更多地轉向國內敵人(地方政府、特定民族或宗教團體)。因此，雖然宗教極端型僑民動員可能指向東道國或第三國(遠敵)，但現階段南亞海外僑民參與的宗教極端型政治暴力活動主要針對南亞原籍國本土(近敵)。

南亞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機制與策略。圖源：國際政治科學

總之，由于變革事件主要由原籍國(沖突國)政治進程推動，框架整合主要取決于政治暴力主體的主動性和學習能力，空間動員主要受到東道國政治機會結構、東道國與原籍國關系以及兩國內外政策的制約，因此，對于原籍國和東道國來說，阻斷政治暴力中僑民動員過程需要有效解決變革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削弱政治暴力主體的行動能力，以及改善國家間關系并實施積極的僑民政策。

四、結論

本文的研究對于我國管控僑民群體參與政治暴力跨國支持網絡具有一定啟示和借鑒意義。海外僑民參與政治暴力存在一定的歷史起因和心理基礎，他們的參與可能比國內支持者更為活躍。但無論是僑民群體的認同與情感，還是變革事件的發生，都不一定會自動導致僑民參與。通過對三個南亞僑民動員案例的分析可知，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經歷了從變革事件定性、框架整合、空間動員到僑民參與的過程。變革事件往往引發僑民的恐懼、憤怒和對集體身份的威脅感知。框架整合和空間動員激活僑民的身份認同和情感連接，為僑民提供參與政治暴力的手段和機會。但僑民動員可能由于國家的積極應對而陷入沉寂，并因變革事件的出現而再次活躍。同時，僑民在不同類型動員活動中的作用及其對國家間關系的影響存在差異。在政治暴力主體動員活動影響下，未來部分海外僑民仍將繼續利用變革事件向全世界推銷其分離主義或宗教極端思想，為相關政治暴力提供道義支持、政治動員和資金貢獻，甚至參與招募、培訓及實施暴力活動，對國家安全和國際關系穩定帶來威脅與挑戰。

在國際政治中，海外僑民在多數國際發展與合作、文化交流與傳播、和平與人權等議程中發揮著建設性作用。但在涉及地緣政治與主權爭議、移民政策與社會融合、武裝叛亂與恐怖主義等特定議程中，海外僑民也可能產生消極影響。相關國家和機構需要進一步利用僑民對原籍國的認同感，引導其政治參與活動符合原籍國和東道國的國家利益，控制其不利影響。

具體而言，為阻斷僑民動員過程，打擊政治暴力的跨國支持網絡，相關國家需要：首先，針對僑民的硬支持和軟支持，加強在國內外防范和打擊恐怖融資以及雙邊和多邊情報與軍事合作力度。比如英國通過在國內加強防范和打擊恐怖融資犯罪，在國際上加強與其他國家情報共享、軍事培訓交流與合作，削弱了本土暴力極端主義的跨國支持網絡。其次，針對僑民動員過程，了解不同僑民社區受到政治暴力主體影響的范圍和方式，識別僑民群體受到感染的情感敘事，針對極端主義及其網絡傳播等問題制定針對性舉措，消除特定群體對國家機構的不信任和負面印象。比如孟加拉國通過實施更多柔性反恐措施，制定有效的反暴力極端主義敘事，加強管控網絡空間和社交媒體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國內宗教極端主義及其海外動員活動。再次，通過富有成效的外交途徑與其他國家保持健康、友好的經濟和政治關系；解決歷史積怨和安全問題方面進行更多溝通；在自身安全關切與更廣泛的國家合作關系之間取得平衡。比如20世紀80年代，為應對卡利斯坦分離主義挑戰，印度政府通過外交努力，一度獲得美國、加拿大和英國政府的支持與配合，成功將一些錫克武裝分子從東道國驅逐出境。此外，僑民群體與政治暴力不存在必然聯系，大部分僑民并不支持相關活動。但針對僑民群體產生的社會污名化、過度安全化等問題卻可能為政治暴力主體的框架整合和空間動員提供更多靈感。

作者簡介：

富育紅，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副教授；

王凱，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本文整理自《國際政治科學》2025年第4期文章，原標題為《南亞政治暴力中的僑民動員機制研究》。

編輯：楊林宇

審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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