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96年一位離退休老干部上書中央呼吁：解放軍已評選的36位軍事家名單是否還遺漏重要人物？
1924年春，珠江口的海風吹進黃埔島，操場上響起急促的口令聲。第一期至第三期數百名學員排成方陣，其中一個安徽口音的年輕人正反復試著把左手換到槍機側，他右手的小指已在一次野外演習中被彈片削去，卻始終不肯退出實彈射擊。
彭干臣的名字，當時還并不起眼。1899年出生在皖西山村，父親務農，母親紡線。1919年五四浪潮傳到安慶，他就讀的安徽省立第一師范成了演講與壁報的前沿陣地。《新青年》被他翻得卷角，他帶頭罷課、上街，高喊“還我青島”，校門口豎起的標語多半出自他的毛筆。
一年又一年，學生身份與革命身份重疊。1923年，他在安慶加入安徽社會主義青年團，很快負責師范里的黨支部。同學回憶他“說話不重，做事很沖”，校方三次警告未能讓他沉默，最終他干脆辭去助教，南下廣州報名黃埔。周恩來在校政治部做檢查時注意到這名安徽青年，兩人常在飯后討論如何把學生力量引進軍隊，“兵與民，本是一氣”，彭干臣這樣回答，這句對話后來傳抄在學員的小本子上。
黃埔一期學員不乏將門之后，他這個山村子弟卻靠著勤勉擠進前列。東征陳炯明時，他擔任教導團一營連代表，部隊攻打惠州北門，遭遇機槍點，彈雨密集，他匍匐突進，用炸藥包炸開拒馬。負傷后他用布條簡單包扎，仍跟著隊伍夜渡東江。有人勸他留后方，他擺擺手：“還能扣扳機，怎么能退？”
東征甫一結束，北伐號角又起。1926年秋，葉挺獨立團受命攻賀勝橋。印頭山三道暗堡火力兇猛，他帶二十余名敢死隊繞山腹攀崖強攻，手榴彈連響后，近戰肉搏，他腰側中彈，被戰友抬下陣地時，武昌城頭的旗幟已經換成北伐軍團旗。戰后清點，敢死隊僅剩八人，葉挺在嘉獎令里寫道：“彭干臣，傷不下火線，尤可嘉。”
1927年4月，形勢急轉。南京政府清共，上海陷入白色恐怖。周恩來抵滬組織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彭干臣受命統籌糾察隊，小巷里傳來的警笛成了每日背景聲。一次深夜搜捕，特務包圍了閘北一處秘密據點，他護送周恩來從屋脊窄巷翻出，邊跑邊壓低聲音：“快走，這里我擋著。”此后兩人失散，直到上海淪為白色漩渦，他才接到南昌電令。
8月1日凌晨的南昌城炮火震耳。彭干臣被任命為警察局長，隨后又調往紅十五軍第一師。起義部隊南下潮汕受阻，溯江再戰未果，隊伍分散。脫離主力后，他潛回上海，化名“王百川”，在報館、碼頭、洋行之間轉移文件、輸送骨干，先后被編入滿洲省委、順直省委軍委，險死還生不下四次。
1932年初，中央決定加強贛東北蘇區力量。方志敏電召他赴上饒，擔任紅十軍參謀長。他帶著一支鋼筆、一張發黃的合影離開上海，妻子抱著尚在襁褓的嬰兒送到車站。汽笛聲里，他只是拍拍孩子的額頭，沒說別的。
贛東北山多路險，反“圍剿”進展艱難。彭干臣熟悉國民黨部隊打法，常把黃埔時期學的戰術圖例改繪成簡易木刻，分送各連排。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他隨紅十軍團奉命北上牽制東北線敵軍。一路且戰且走，隊伍補給漸空。到1935年初抵德興懷玉山時，千余人對敵數倍圍堵，前后失去聯絡。
1月29日清晨，山霧濃重。彭干臣部署三道火力，親自掌握預備隊。彈藥見底后，他帶警衛員奪取敵機槍據點，腿部中彈倒地仍命令“先護電臺。”下午二時，山頂紅旗被撤下，能夠突圍的不到百人，他倒在亂石間，終年36歲。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早期檔案殘缺，彭干臣的名字一度沉入塵封文件。1983年，年近半百的彭偉光拿著母親珍藏的那支舊鋼筆，踏遍安徽、江西、廣東，輾轉找尋父親戰友。老紅軍孫友生指著殘存的花名冊說：“字跡模糊，這一行像‘彭干臣’，你去北京再問。”幾經周折，他補齊證明材料，1990年代初，中央檔案部門將彭干臣列入《紅軍高級將領名錄》；1996年，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增設展柜，陳列右小指殘缺的手槍握把，注釋寫著：“黃埔學員、紅十軍參謀長彭干臣”。
軍史研究者后來說，彭干臣的履歷幾乎覆蓋了早期革命的所有主戰與主線：學生運動、黃埔建軍、北伐會戰、城市地下、蘇區作戰、北上抗日。這種跨領域的連續實踐，為后來人民軍隊的干部培養提供了可參照的范式。記錄完備之后，他的名字才算真正歸位，也讓人得以看清，那條從安徽山村通向懷玉山絕壁的道路，再崎嶇也未曾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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