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一列由北京開往上海的081次慢車晃悠著駛過宿州。車窗里，紀登奎緊盯著手里的最新水文資料，指尖在商丘至淮北的分水嶺來回劃動。他此行的名義是“拜年”，實際背包里裝的卻是厚厚一摞河道治理草稿。河南省水利廳長忍不住開口：“紀書記，初二跑這么遠，會不會壞了禮數？”紀登奎把車窗玻璃擦了擦：“老百姓盼下雨，又怕下雨。趁著干部都在家，一事不宜兩拖。”

與此同時的合肥，李葆華剛陪八十多歲的母親喝完臘八粥，電話鈴聲尖銳響起。“我是紀登奎，給您拜年，也來討杯熱茶。”對面話音未落，李葆華已經猜到來意，沖母親輕聲道：“淮北的水，急著找我談呢。”母親只是放下面前的竹筷，淡淡一句：“你父親當年說過，革命先為蒼生，你去吧。”

午后兩點，寒風吹動省委招待所的旗幟。八條木椅圍著一張舊方桌，桌面上攤著四省一市的等高線地圖。寒暄省得，兩人一落座就開局。紀登奎把去年豫東災損數字擺出來：被淹耕地一百四十余萬畝，受災人口近兩百萬；李葆華接上，“這個數值明年怕還要翻倍，堵是死，疏是生。”言簡意賅。

談論焦點很快集中到“新汴河”三字。那是一條紙上存在多年的設想，要把淮河上游洪峰直接導入洪澤湖，既減洪又補水。可開挖涉及移民、拆壩、征地，誰都知道是燙手山芋。紀登奎索性亮出底牌：“河南可以拿人，也能撥糧，但錢得咱倆一起去北京要。”李葆華微微頷首，撥開茶碗里漂著的菊花，緩緩說：“行，只要能保這片地安生，再難也得干。”

氣氛逐漸熱絡，甚至帶了點年味。桌上放著小碗瓜子，殼落滿一地。傍晚六點，鐘聲響過，協議雛形成形：兩省分段施工，統一調度；3月初先派勘測隊，兩周內上報詳規。話已說透。紀登奎收起卷宗，拍拍桌面，“咱們到時河套見。”一句話，定下了日后五年的基調。

文件隨后飛抵北京。《關于豫皖邊界水利綜合治理的請示》幾天內獲批，國務院批示“豫皖協同，限期動工”。那年月，指令一下達，機器聲便與鑼鼓聲同時上線。濉溪、固鎮、永城，旌旗處處。十余萬人肩扛鎬鍬，在冰封的河床上一鏟一鏟翻開凍土。有人數過，-8℃的夜里，一盞馬燈前能站三十多個青年，換班不換火，袖口結霜也沒人喊苦。

1965年春，第一段導流渠貫通，試閘泄洪，水聲轟然，沿線百姓燃紙焚香，道謝聲蓋過了春雷。工程越往后，難度越大。安徽負責的拆壩區涉及幾十座水閘，部分還是解放前遺留的私閘，產權歸屬復雜。地方干部挨家挨戶做工作，有的老人不愿搬，支書在灶臺旁磨破嘴皮：“再鬧水災，你家十畝地都得沖平。”話粗理不糙，幾經周旋，簽字蓋章總算齊全。

埋頭苦干之外也有插曲。1967年春，正碰上特殊年代風波，工地調度幾度中斷。許多青年突擊隊以為工程要停，三天兩頭抱著鋤頭跑來請戰，“河挖到哪，我們就站到哪。”那股憋勁保住了工期。豫皖兩省的施工日志里，只在那一年留下一句干巴巴的注解：“外部環境復雜，未減速。”

1969年8月，新汴河全線通水。此時的紀登奎已調京任職，卻專程趕回參加試通水。下午三點，閘門緩緩抬起，青褐色的洪水裹著水草奔涌東去。岸邊禮炮聲、鑼鼓聲混成一片，老鄉握著紀登奎的手連聲道謝：“書記，這回可是真放心啦！”短短一句，勝過千言萬語。

同年秋，商丘小麥畝產較前一年增三成，濉溪再沒出現漫灌。省農業廳把統計表送到合肥，李葆華翻了幾頁，長吁口氣，隨手在紙角寫下“人定勝水”四個字。那紙條后來被貼在工程指揮部的墻上，成了警句。

工程的后續效益比預想寬泛得多。河道打通后，皖北的煤炭、淮河平原的糧棉可以順水南下，蚌埠的機床、商丘的果蔬又逆水北上。三五年間，沿岸浮起水泥廠、造船廠，小鎮鱗次櫛比的碼頭燈火讓外來客人嘖嘖稱奇。交通廳內部材料曾統計，1973年前后，兩省經由新汴河調運的貨物量已是1960年的六倍。

當然，也有遺憾。部分遷建村莊雖得到補償，老屋最終沉于水底；一段段古堰就此消失。可在更多人眼里，一條河換來的是豐收、是平安、是孩子不必趟水去上學的清晨。就像當地老人常說的，“河水走直了，日子也就順了。”

多年后，有記者問李葆華，最難忘的春節是哪一年？老人沉吟片刻：“1964。一盆涼茶，一張地圖，就把大事定了。”話題至此打住，再無延伸，卻已足夠說明當年那趟“拜年”分量何其沉重。

而紀登奎晚年重回淮北，站在整修一新的大堤上，遠處貨船聲聲長笛劃破薄霧。他抬頭看天，黃河的寒風已遠，淮河水面泛著柔光。陪同的老鄉試探著問：“紀首長，您還記得那次初二么？”他點點頭，只說一句：“板凳一搬，問題就打開了。”話落，河道里一艘滿載小麥的貨船緩緩駛過，桅桿上飄著五星紅旗，映在水面，晃出一條亮線。此刻，所謂“拜年”與“治水”再也分不開，那一筆在日歷上的行程，早已隨江河融進了這片土地的呼吸與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