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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周武帝宇文邕到晚唐梟雄李克用，分子考古學正揭開歷史謎團。

近期，復旦大學分子考古實驗室文少卿團隊通過對李克用墓人骨的古DNA研究，從遺傳學角度揭開了沙陀精英階層的神秘面紗。

研究發現，李克用的遺傳構成呈現顯著的東西方混合特征：約53.4%來自古東北亞祖源，約46.6%來自西部草原祖源，父系屬于西歐亞譜系（R1a-Z93下游）、母系屬于東部草原譜系（C4a1a+195），這種“西方父系+東方母系”的組合生動體現了沙陀部落長期遷徙與民族融合的歷史過程。

團隊對三具散亂人骨進行體質鑒定、碳十四測年和遺傳分析，多重證據成功鎖定了李克用身份。

觀察者網日前對話文少卿教授，除了對李克用的研究，還涉及北周武帝宇文邕研究、史前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人群擴張、分子考古車、AI與考古融合等前沿話題，展示了分子考古學如何讓古人“開口說話”，為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全新科學證據。

以下為訪談正文：

觀察者網：文老師您好，您的團隊最近有一項重要的研究成果，對李克用墓中的人骨進行古DNA研究，揭示了他的血統來源。我們很想跟您聊聊，分子考古學如何讓古人“開口說話”，對民族融合史的相關研究有何啟發？

我們知道，李克用是晚唐時期著名的梟雄，傳聞是一個“獨眼龍”。他打過黃巢，救過唐昭宗的駕，和后梁開國皇帝朱溫是宿敵。最有名的傳說就是他在臨終之時留給兒子李存勖三支箭，“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后來李存勖也建立了后唐。最近熱播的電視劇《太平年》講的是五代十國后期的事情，李克用屬于前史人物。是什么機緣讓您和團隊鎖定了李克用墓，開展古DNA研究？

文少卿：首先，我們有一個社科重大課題，研究3～9世紀的北方民族譜系，也就是北方漢族與鮮卑、突厥等族群的人群交流。在我們的課題里面，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研究古突厥人的起源問題。突厥人的樣本非常少，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貴族，往往流行火葬。2023年，我有機會來研究阿史那皇后，因為她嫁給了北周武帝宇文邕，所以她才得以土葬。

除此以外，我們還需要大量地調研，尋找與突厥相關的樣本。因為李克用是沙陀人，沙陀號稱西突厥別部，于是也就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我們對3～9世紀的漢唐時期民族融合史非常感興趣，想研究匈奴、突厥、鮮卑的民族歷史，李克用就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候選者。我們研究他，不僅僅是因為他個人，而是因為他的族群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觀察者網：李克用墓在山西代縣，墓室里面有三具人骨，非常散亂，怎樣確定哪具是李克用的？

文少卿：李克用墓從古代開始就屢遭盜掘。從盜墓者的心態來說，他們往往會把墓主人身上的飾品全部拿走，不會把人骨帶走，但盜墓者在拿東西的過程中會搞破壞，所以人骨散落往往是盜墓者造成的。我們當時在庫房看到的就是這樣一批人骨樣本，經鑒定共有三具遺骨。當時代縣的博物館館長帶我們去了墓穴，墓穴像一個下沉式的院落，上面是墓室，我們從上面爬下去。我們看到其中一具人骨的頭部有傷，特別是眼眶部位也有傷，結合李克用“一目微眇”的歷史傳說，我們就猜想這個是不是他？但是這個人又比較年輕，與李克用的死亡年齡對不上。

我們回來檢測，發現不管是體質人類學鑒定還是DNA的鑒定，都支持兩男一女的組合。我們又看了看年齡，其中兩個人的年齡較小，與李克用的死亡年齡對不上，只有一個人的年齡對得上。這只是一重證據，另外還有墓志銘可以證明他的身份，但還需要其他證據，比如年代是否吻合。最后發現其中一個人的年代是對的，另外兩個人的年代也對不上，要晚幾百年，顯然不對。

于是我們在文章中提出，另外兩個人可能是盜墓者或無意識入侵者，比如有人在此自殺、不慎墜入、或戰亂避禍藏匿其中，都有可能，所以我們用的是“入侵者”這個詞。最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從遺傳角度講，另外兩個人都與典型的北方漢族人接近，即古代黃河流域人群。所有證據疊加在一起，身份鎖定的把握就很大了。

李克用的祖籍遷徙路線及墓地詳情（圖源自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觀察者網：您的研究成果表明，李克用53.4%的古東北亞祖源與46.6%的西部草原祖源混合比例非常均衡，這一點揭示了怎樣的歷史圖景？

文少卿：我們可以這么理解，這個結果其實是一個最終的結果。不同的血統匯入一個人，就像鋪地毯一樣一層一層往上鋪，鋪到最后呈現出一種東西方平衡的狀況，但整個過程非常復雜。我們的示意圖上標注的百分比只是一個簡化模型，不一定是真實的劇本，但它是基于不同主線路徑疊加之后的最可能的一種解釋。雖然我們不知道每一代人具體的婚配情況，但可以清晰地看到最終狀況：來自蒙古草原或東北亞地區的成分約占五成多，來自中亞方面的成分約占四成多。這是對最終結果的客觀描述，至于中間的細節，實際上非常復雜。

觀察者網：李克用的父系屬于西歐亞譜系、母系屬于東部草原譜系，這種“西方父系+東方母系”的組合意味著什么？

文少卿：這也是一個簡化模型，不一定與真實過程完全對應。他的父系是單倍群R-Z93下面的分支，是比較典型的西方草原譜系；母系是C4下面的分支，是比較典型的東方草原譜系。現在看上去好像是父親來自西邊、母親來自東邊，即父系很早就進入了中原，進入中原以后可能長期與東部草原女性通婚，只需經過五代，其基因組就會呈現出偏向東方人的特征。另一種可能是：一個西部草原女性攜帶的線粒體卻是東方類型，一個東部草原男性的Y染色體卻是西方類型，兩者婚配后也能混出同樣的結果。總之，“西方父系+東方母系”只是一種最簡化的解釋，并非唯一的解釋。

李克用容貌示意圖

觀察者網：你們復原了李克用的容貌，復原圖和常人認知中的沙陀人長相有什么不同？而且大家也注意到，復原圖中并沒有表現出李克用深入人心的“獨眼龍”特征。

文少卿：不，其實沒有完成嚴謹的復原，他的相貌沒有出現在我們發表的文章中。復原工作的第一步，是把顱骨掃描下來。我們有李克用的顱骨數據，因此人的骨相就基本確定了。但人的長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軟組織厚度。李克用的人骨比較完整，所以，我們也能大概知道他的身高體重。

所以問題在第二步：要復原，必須先找到從遺傳學上與他最接近的人群，這很難。因為在我們數據庫里，這種東西方混合比例的人群樣本不多，缺乏足夠的軟組織參考數據。我們的數據庫里現有不少蒙古語人群的數據，基因組上看他的一些表型特征更接近東北亞人群，我們就默認使用蒙古語人群的數據，即以東北亞人群的數據作為基礎，所以他的“異域”特征沒有那么強。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檢驗了他的頭發顏色、膚色、瞳孔顏色等容易體現異域特征的表型，發現這些特征也偏東方：黑頭發、棕瞳孔。所以說這個圖其實是示意圖，并非復原圖，因為中間缺少部分數據。

關于李克用眼睛的爭議，歷史上并沒有確切證據說他就是獨眼。更準確地說，他的眼睛可能確實有些問題，但不一定是失明，也有可能是異瞳或其他原因，比如一只眼睛高度近視或斜視。再者，他究竟是哪只眼睛有問題，歷史上也沒有明確記載。從人骨上看，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異常跡象。因為眼睛的問題很可能只是軟組織方面的問題，骨頭上看不出來。所以我們在制作示意圖時，不會去觸碰這個部分，我們選擇尊重他。

觀察者網：您還有一個重要工作，是研究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在這項研究中，您的團隊取得了從“首個帝王基因組”到“死因破解”到“容貌復原”的一系列突破。宇文邕的祖先成分比例如何？您曾說，在宇文邕研究中，最幸運的發現其實是他的妻子阿史那皇后。她作為突厥貴族卻呈現典型的東北亞女子特征，這背后有什么歷史啟示？另外，似乎沒有公布阿史那皇后的面部復原圖。

文少卿：阿史那皇后沒有顱骨，我們不知道她長什么樣，她的墓里只有幾節較為殘破的骨頭。她的血統幾乎是純粹的東北亞血統。相比其他從考古文化上屬于古突厥人群的樣本，其血統差異非常大。所以我們給出的結論是：古突厥是一個文化、政治的聯盟體，不是以血緣為基礎的族群。

至于北周武帝，首先他與阿史那皇后比較相似，但他的血統中約有兩成多來自古黃河流域人群，很可能是由于北周武帝的爺爺宇文肱娶了河北的王氏女子，從而將這一血統引入。在整個歐亞大陸上，古突厥人的起源研究備受矚目。關于突厥的起源，各種說法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認為突厥源于匈奴，起源于東北亞，這種說法較多；二是認為起源于“索國”在西海之右，沒人知道索國和西海在哪，國內學界一般認為西海在新疆或青海的某一個大湖，國外學界則從黑海說到地中海；三是，“平涼雜胡或者高昌雜胡之后”，認為是東西方混合起源。我們越研究古突厥就越覺得復雜。像李克用的結果支持東西方混合起源，但突厥的頂級王族，如阿史那皇后則支持單一的東北亞起源。

在研究鮮卑人群時，我們其實不太關心其族源問題。大家都知道鮮卑人是東北亞起源，我們關心的是鮮卑人到達不同地區后與當地人混血的問題。因此，關于北周武帝的研究實際上揭示了北方漢族人群與鮮卑人的血脈融合——他身上攜帶了近三成的黃河流域血統。

觀察者網：那您覺得在關于宇文邕的研究中，最具挑戰性的部分是什么？您認為科技考古應當恪守怎樣的倫理邊界？

文少卿：對于古DNA材料來說，最重要的部位是顳骨巖部。我們覺得宇文邕的樣本非常完整，包括他的牙齒也很完整，拔一顆牙看上去不太雅觀，所以我們取了一節肢骨殘片去研究。研究過程中我們不斷調整和優化技術方法。我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以什么樣的心態去對待這些人骨材料。有些人不在意，但我們覺得，要心存敬畏。

觀察者網：2025年，你們在《Cell Genomics》發表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東亞新石器時代古基因組數據集，填補了黃河、長江流域的遺傳史空白。2024年，你們發表了關于六千年來生活在山東地域的人群基因之變的工作，這些扎實的基礎研究與帝王個案的研究之間有什么互補關系？

文少卿：這跟我們的課題設計有關。在史前時期，我們更關注各個考古文化人群內部和之間的關系。比如我們特別關心仰韶、龍山、夏、商、周。比如大仰韶時期，其考古文化擴張的背后究竟有沒有伴隨人群的擴張。因為我們知道仰韶人群與粟作小米農業是息息相關的，即小米經濟養活了大量人口。我很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仰韶文化在向周邊擴散時，人群是否也一同擴散？這篇文章其實就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們發現，仰韶人群以小米農業為基礎，從黃河中游向東北、向西北、向黃河流域下游擴張，也向長江中游擴張，而對長江下游的影響在那個時期相對較小。剛才我說古突厥人群非常多樣，是一個政治文化聯盟體；但黃河流域、特別是仰韶文化，是以所謂的YR-MN人群，即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傳基底為基礎的人群，向周邊擴張。所以我們一直在檢驗一個問題：考古文化向周邊擴張，究竟是文化傳播（即文化被周邊人學會了），還是人群與文化的共同擴散？結論是后者——文化與人口一起擴張。這是第一個重要發現。

同時我們還發現它有亞結構。這是什么意思？你有一個核心，但內部又有差別。這個差別是怎么來的？因為向東北方向擴張之后，與當地的東北亞人群發生了混血，所以雖然大家都是以相同血緣為基礎，但東北方向的人群多了東北亞的成分。往黃河上游走，又多了高海拔人群的成分；往長江中游走，又多了南方人群的成分。所以非常有趣：彼此看上去很接近，但又有差異，這些差異是由與周邊人群的混血所導致的。

第二個重要的發現是關于南島祖先人群。臺灣最早的考古文化叫大坌坑文化，大陸對應的是福建的曇石山文化，這個文化屬于貝丘文化，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海洋漁獵族群。全世界現在有四億南島語人群。

花蓮新城鄉北埔村一處工地發現少見大坌坑文化層，年代涵蓋距今6000年至4300年，在距離地表約1.5公尺處發現較多遺物，當中陶片以繩紋陶為主，采集到數件篦劃紋口緣、肩部，這些都是大坌坑文化標準特征。

我們之前一講到仰韶，想到的就是北方旱作農業，即以中原為核心的農業文明，這其實是一個刻板印象。我們研究了長江下游的樣本，發現這些人群對南島人群的遺傳貢獻比福建的采集漁獵人群的貢獻還要大。換句話說，長江下游人群因為掌握了稻作農業，大規模擴張后，影響了南島人群的祖先。這是我們的第二個發現。

以上是與考古有關的工作。另一塊工作則與歷史階段相關。越往后面，人群越復雜，交流越頻繁。我們對北方民族的研究沒有采取與考古相同的方式，不是隨意選取屬于某個考古文化的樣本，而是采取“先做名人”的方式。為什么要先做名人？并不是因為名人出名，而是因為名人在歷史記錄上脈絡清晰，有更多文獻支撐。我們認為民族是很復雜的，且民族的文化認同大于血緣認同。一個民族的形成，往往像阿史那皇后所在的部落那樣，先有一個核心部族（比如阿史那部），逐漸壯大，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如果一上來就用血緣去解構這個“雪球”的邊緣，可能就走偏了。所以我們采取的方式是：先把雪球的圓心、那些記載最豐富最有代表性的那些人搞清楚。這樣就可以了解這個民族在動態形成過程中，哪些人逐漸加入過來，最終形成一個民族共同體。民族的形成一定是復雜的、動態的、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基本策略就是：在史前研究中，更多通過不同考古文化下古基因組數據的比較去勾勒大的圖景；但一旦涉及民族形成的問題，我們會比較謹慎，從核心家系這些較清晰的個案入手，一點點去剖析。

觀察者網：那除了山東以外，你們還在哪個中原大省開展類似的研究？

文少卿：除了仰韶文化，也就是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工作已經完成，龍山、夏、商的樣本也都快完成。在地域方面，除了河西走廊（甘肅）和山東這兩個省份之外，寧夏的相關工作也剛剛被接收，即將發表。

觀察者網：您曾提過，分子考古學把考古學從“透物見人”的傳統敘事轉變為“以人為本”的直接敘事，如何理解這句話？

文少卿：在傳統的考古敘事中，出土的器物是第一位的，而人骨往往只是庫房中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之前一度不被視為文物。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人骨的重要性才逐步得到認識。現在我們有能力從人骨中獲取數據，讓遺骨自己開口說話。我認為，人應該變成研究的主角，而器物則是故事的支撐。好比我們現在想講某個人，講的肯定是他的故事，他生前使用的東西總是附屬品。這就是科技賦能所引發的范式變革。無論是在考古學還是博物學，都是如此。

觀察者網：在你們這篇關于李克用的研究工作中，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訊作者既有歷史學博士研究生，也有數字經濟和產業融合領域的學者。一個課題涉及這么多專業背景的學者，不同學科之間如何對話？

文少卿：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學術角度的問題：我們覺得單一學科解決不了問題。首先，分子考古是生物學技術+考古學問題，所以需要懂生物的人。再比如，博物館館長把他當年參與的考古發掘的一手信息提供給我們，這些信息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所以，做考古發掘的也好，負責博物館的也好，研究歷史學的也好，在這個工作中都做出了很有價值的貢獻。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不以論文發表為終點。在論文發表之后，我們還希望這個成果能夠吸引大眾對李克用墓和代縣博物館的關注，比如舉辦山西和上海的聯展，讓文物講故事，帶來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當發現研究工作的終點和最初設想不一致時，就需要更多人參與其中，以便未來帶動更多產業，比如沙陀文化的進一步發掘。我們還在研究李克用的陪葬戰馬。代縣有三寶，其中一寶就是代縣馬。唐沙陀人之所以驍勇善戰，就是因為沙陀馬很厲害。我們正嘗試回答沙陀馬究竟是西方馬還是東方馬的問題，這篇文章還在審稿中。這些成果進入博物館，能激發大眾的興趣，我們再與當地配合，就可以帶動地方經濟，這才是我們的研究最終目的。

觀察者網：您曾通過古DNA技術為革命烈士尋親。您認為，科技考古的成果如何從冷門走向溫度，更好地服務社會？

文少卿：你要看到你的研究終點。如果你的研究終點只是發文章、爭取學術頭銜，那我覺得對不起科研經費。學術界對文章的認可當然也很重要，但我們要把目光放得更長遠。

觀察者網：說到科研經費，你們會不會考慮校外捐助？

文少卿：有人可能會覺得這種純基礎研究對于國家民生有什么幫助？反過來想，我們的工作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研究工作的各種價值充分發揮出來，比如它的社會影響力。當研究的各種價值得到充分發揮，就會有企業為我們提供捐贈。我覺得企業捐贈未來可能會成為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經費來源。

觀察者網：李克用墓出土樣本中的人類DNA占比僅有3.69%，大部分都被土壤微生物DNA污染了。從技術層面看，如何從大量污染中“撈”出那一點點真實信息？高通量測序技術在這一領域扮演了什么角色？

文少卿：首先這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們實驗室一直在自我突破。比如我們現在有一些對短片段更有利的提取方法，因為古代樣本的DNA片段本身就比較短。另外，在探針捕獲、文庫構建等方面，我們也會優化對短片段更有利的方法。只有在方法上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才能把別人可能做不出來的樣本做出來。所以這件事一直是我們的挑戰，當然也是我們實驗室能夠持續產出較多成果的重要保障。

第二個問題，關于高通量測序。這其實是分子考古或者說古DNA研究邁向古基因組學的核心關鍵。在2000年以前，主要靠PCR富集的方法，但這種研究方法的很多結果后來被證實為污染。所以從2000年開始，古DNA研究邁入基因組時代，即古基因組學，這與高通量測序技術直接相關。如果沒有這項技術革命，古DNA研究可能在那時就瀕臨沒落，不會像現在這樣蓬勃發展。當時其實已經難以為繼。我在復旦時遇到一個困境：前期從事古DNA研究的人，基本上不是休學就是退學，因為每天都在與污染做斗爭。可能做出一個結果很開心，過兩天發現全是污染。所以我們的研究就是要從傳統方法邁入基因組學。實際上這是技術工具的更新，如今已經沒有人再用傳統方法了。

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

觀察者網：手殘黨是不是和古DNA研究無緣了？您覺得年輕人需要具備怎樣的動手能力和歷史知識？您招學生時，看重的是什么素養？

文少卿：第一，你不要說下田野太辛苦而不去。不下田野就會發生兩件事。第一，你永遠不知道這些樣本有多寶貴，對樣本的認識也不夠準確，不夠珍惜，所以必須下田野。而且只有下田野才能發現真問題。很多實驗室的研究都在用套路化模板，沒有趣味，就是因為不下田野，不知道問題所在。第二是能做實驗。如果你跟我說，文老師，我只下田野不做實驗，那也不行。不做實驗如何驗證你的假設？

最重要的還有第三點，要有情懷。這個情懷有兩方面。一方面，不管研究烈士還是研究古人，都要心存敬意，這關乎倫理問題。如果連最基本的尊重都沒有，那就可以隨意造假，因為你不尊重任何人，也不尊重自己，只看重最后的結果。另一方面，如果你對這個也不感興趣、對那個也不感興趣，只想問哪個課題容易發文章、容易畢業、能找好工作——對不起，我的實驗室不歡迎這種人。我們實驗室希望同學們兼具這三點，要求還是很高的。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你剛才問到的學科交叉。其實學科交叉有兩個問題。一是有些人可能在早期（比如讀博之前）已經受過單一學科訓練，做考古的一直做考古、不進實驗室，或者做數據分析的從未去過考古現場。對于這些學生，我不是讓他們把其他學科的短板補齊，而是說：如果你是做生物學的，分子考古對你來說就是一輛車，你要學會如何把這輛車改造成本更低、跑得更快、效率更高，這是你的任務；如果你是做考古學或歷史學的，你要幫我把這輛車開好，把最好的風景展示出來。總之，做生物學的必須把工具打磨好、不斷優化，做生物信息的要把分析做到位。

在我這里，文科的同學要找到真問題，而且是最有價值的問題。因為一個學科在起步階段，往往到處都是問題，像跑馬圈地一樣，做什么都行。但我要求的是，你要找到最核心的問題，而不是看到一個大但價值不大的東西。所以這里需要判斷力，要真正提到真問題、好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本科生，是一張白紙，那更好。我們這邊有一個分子考古訓練營，第一年不要求你做課題，但要在所有方向上得到培養——既能做實驗，又能下田野，又能做分析。一年之后我會給你定課題，你就可以開始獨立研究，也就具備了各種能力，既可以向文科發展，也可以向理科發展。

觀察者網：您的團隊首創了全球領先的分子考古車，把移動實驗室帶到田野，這項創新的靈感來源是什么？分子考古車未來會承擔怎樣的公眾傳播使命？

文少卿：我們之前在新疆和甘肅有一系列發現，特別想把這些認識分享出去。如果還是按照老辦法，比如到考古所取一份材料再帶回復旦做實驗，我覺得太乏味了，周期長不具備傳播效果。所以我們想采取一種新的方式。我就想在當地直接進行研究、檢驗和傳播。只有把所有設備從實驗室集成在可移動的設施上，才能滿足我們的傳播需求，這才有了這個創意。未來我們可能還會打造考古船，開展海上考古工作。

觀察者網：最近您還提到了AI+考古學，比如用AI復原面部，以及利用衛星和遙感數據的AI分析在無人區或偏遠地區初步識別候選遺址。您能不能講一些具體的案例？AI將如何助力考古工作？

文少卿：AI考古究竟是什么？我們發現它與分子考古不太一樣。分子考古是考古學的二次革命，但它是單點突破。但人工智能是對整個考古學全生態鏈的變革。對于考古來說，第一步是發現與發掘，先能發現，再能發掘。最近的一些中亞或熱帶雨林的無人區的研究，展示了AI分析遙感和衛星數據尋找未知遺址的巨大潛力 。我們為什么不能在大西北的無人區也這樣做？有些無人區甚至位于沙漠深處，派考古人員到那里工作既危險又困難。一旦我們獲得關于西北荒漠的大量數據，就可以讓AI來幫助分析，哪里可能有遺址，而不必完全依賴人工肉眼判斷。

除此之外，我們越來越注重考古現場的保護以及后續的傳播展示，因此可以利用數字孿生技術和開發AI插件，幫助考古人員更好地進行及時發掘和數字存檔。另外，我們能否用AI對發掘出來的文物進行修復？這些都是AI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

在研究方面，現在有許多通用型大模型，我們能否構建考古領域的垂域模型或者智能體？比如有人找出一枚手鐲，直接問AI：哪個考古遺址里出土了類似的東西？這種專業模型在未來將變得非常重要。在一個遺址中，最耗時耗力的研究工作之一就是把大量陶片拼合完整。此外，對人骨、動物材料、植物材料的鑒定，人工智能在這方面能力很強，我們完全可以開發相關智能體，在云端幫助考古學家完成拼接和鑒定工作。最后，對于博物館展示來說，老照片修復、歷史場景生成都是人工智能目前較為成熟的功能，這些都會給整個博物館展示傳播帶來沖擊。所以我們可以說，從考古發掘到具體研究，再到展示傳播，人工智能正在全面參與其中，AI考古正在影響考古文博的整個生態。

觀察者網：您也參與過華表計劃，構建中國全外顯子組數據庫。當時您做了哪些工作？現在這個數據庫的建設和應用進展怎么樣了？

文少卿：華表計劃其實是純生物學的工作，當時的目標是測定具有東亞健康人群的全外顯子組，獲取高質量的全外顯子測序數據。我主要承擔樣本收集和預實驗階段的工作，也就是產生數據的過程。當時國內的一些公司如艾吉泰康、華大等單位都參與了這項工作。我在完成華表計劃后，轉向了對古代樣本的研究。我們希望能夠采用相同的方法，對大量古代樣本的外顯子進行檢測，這有助于我們理解人群的疾病史，特別是對突變譜的認識。這件事非常重要，其意義在于：我們不僅能看到現代的突變及其導致的疾病，也能看到古代人群的類似情況。你可以理解為我現在有個疾病考古方向做的是“古代的華表計劃”。

另外必須澄清一下，我和觀察者網的時政評論者文少卿不是同一個人，國際政治我完全不懂，我的領域就是分子考古，這一點必須講清楚，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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