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冬,廣州中山紀念堂的燈光暖黃,參加黃埔軍校同學聚會的白發老人們圍坐一圈。輪到白太常發言時,他先從隨身的木箱里取出一塊銹跡斑斑的榴彈破片,放在桌面。“這是當年長沙城北打出來的,”他輕輕敲了敲金屬,“那天,我們一門炮就剩最后兩發。”
臺下響起低低的抽氣聲。白太常今年六十有五,黃埔第12期畢業,抗戰時任重炮第1旅7團2營5連連長。回憶被拉回41年的長瀏公路沿線——初冬的薄霧尚未散盡,德制150毫米榴彈炮沉甸甸地匍匐在被炸得坑洼不平的紅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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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門火炮與步兵多半只聽說的75炮截然不同,炮身長近六米,單枚炮彈重四十余公斤。威力大,代價同樣驚人:一門炮規定日耗彈上限30發,超過即算違令。炮彈大多自越南海防轉運,陸路崎嶇,能夠補到連部已屬幸事。
第二次長沙會戰前夜,偵察兵冒雨送來情報:日軍正沿瀏陽河谷集結,打算趁夜突進。白太常趴在地圖上,手指輕點三處要害,分配炮彈——“這邊10發試射,那里15發封鎖,還有5發留著救急。”他說得輕描淡寫,卻清楚每一發都要換來一個小成效。
午夜時分,霰彈與爆破彈接替流星,劃破黑暗。150毫米炮口噴出橘紅火舌,震蕩讓炮手耳膜嗡鳴。炮彈落點掀起數丈高的泥墻,碎片如剪刀,撕裂了密集的日軍隊形。幾分鐘后,前沿電話報:“敵人退了,尸體遍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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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很快改招。到了第三次長沙會戰,空中炸彈與重炮齊下,試圖先啄掉中國軍隊的炮兵。12月28日清晨,一支九七式轟炸機編隊咆哮而至,炸彈像抖落的石子般砸進陣地。五連的棉布偽裝網被點燃,高溫氣浪卷起砂石,三名炮手當場犧牲,七人重傷。白太常躲進彈坑,左肩被碎片擦過,鎖骨斷裂,疼到說不出話,卻仍抄起話筒:“炮口轉向一五零,速射十發!”
大口徑火炮的反擊撕開煙幕,把日機迫得拋彈偏離。趁間隙,幸存炮手們拖著噸半重的炮身,轉移到后坡重新掘坐炮臺。泥土翻飛,血跡粘在鐵制牽引環上,他們仍然咬牙裝填、校準。德制瞄準儀精度高,但必須依賴冷靜的數學推算。風向、氣溫、目標海拔,全部寫進榴彈的飛行弧線;錯1度,炮彈就會偏離上百米。
有意思的是,真實戰場從不給人教科書式的靶標。對面常把步兵、裝甲、輜重混編成“蛇形”突破隊。白太常就用“火力壁”打法:三門炮分擔射界,交叉覆蓋要道,瞬間潑出彈幕。敵軍沖到半途,被迫臥倒,再被第二波覆蓋火力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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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彈畢竟有限。白太常常讓炮班長將木箱上每耗一發就劃一道紅線,提醒全連“彈藥時間”正在倒計。夜深人靜,他也會惋惜:一箱榴彈要靠驢騾走山路三晝夜,前方卻眨眼功夫就燒完。他說過一句話:“不是不愿多打,是不敢亂打。”
1945年8月,長沙街頭終于響起慶祝勝利的鑼鼓。硝煙散去,白太常被調至陶峙岳部,擔任兵團秘書,日常工作從炮兵表尺變成公文草稿。會場里的紙張和墨香,讓他一度不知所措;可經歷過長沙的火海之后,他知道守住文案同樣重要——一張命令的措辭,可能影響一座城市的命運。
1949年秋,西北風沙撲面。陶峙岳在迪化宣布起義,白太常忙得連夜不合眼,手寫文件,調度電臺,確保各路部隊平穩交接。有人勸他休息,他擺擺手:“現在用的是筆,可背后依舊是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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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來臨,他隨部隊整編,參與邊疆道路測繪、軍墾農場的糧食運輸。那些年,150毫米炮早已化為廢鋼,但他依舊保留著那根破片。逢年過節,他會把它擦亮,擱在案頭,告訴新入伍的通信兵:“記住別把通訊當閑差,當年我們一缺聯絡,炮彈就會打空。”
聚會散場前,老朋友遞上一支煙。白太常的左肩在冷風里隱隱作痛,他卻笑著說:“能用30發炮彈守住長沙,不算丟黃埔臉。”隨行的青年軍官怔了片刻,端端正正地向老人行了一個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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