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中午，忽見上海博物館周亞先生發布一則緬懷吳鎮烽先生的消息，不禁一怔。憶及數年前，復旦大學博物館曾請吳先生鑒定一組捐贈青銅器，彼時先生精神矍鑠，只身乘火車千里赴滬，毫無耄耋之態。總以為當下國內學術氛圍濃郁，青銅器研究之會議、活動及展覽絡繹不絕，與先生重逢之機尚多。不承想，那次向吳先生請益，竟成最后一面。

消息來得太過突然，一時有些恍惚，下意識地轉發了吳先生逝世的消息。腦海中隱約浮現出數年前三位先生來館鑒定時的情景——那一番精審鑒定，對我館這批藏品的價值認定實為莫大貢獻。周亞老師隨后在我朋友圈留言，提及當年亦曾在我館設席講座，并感嘆吳先生對吳國問題的幾處卓見，于自己啟發尤深。一語竟將塵封多年的思緒牽回當年。我竭力搜尋往事發生的具體時間，不停翻閱手機中留存的資料，終于覓得一張青銅器工作坊海報的發布記錄：2018年12月11日。晚間歸家，再翻檢當年的照片與文字檔案，記憶遂漸次清晰。

數年前，上海盛大網絡集團有意向復旦大學博物館捐贈其庋藏的一組青銅器。依據博物館入藏規范，我館特邀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青銅組委員吳鎮烽先生、郝本性先生，以及時任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周亞先生，共同開展該組青銅器的鑒定工作。三位先生憑藉多年的鑒審經驗，對該批青銅器的價值予以認定，釋讀銘文、厘定名稱，并結合我館銅器庋藏現狀，給出了初步的定級意向，為日后我館開展文物定級工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三位先生為復旦大學博物館鑒定青銅器

國內三位頂尖的青銅器研究專家能夠齊聚復旦，實屬難得之機。因此，博物館在鑒定事畢后，延請三位先生舉辦青銅器研究工作坊，為文博系師生帶來一場學術盛宴。吳先生當時的報告題為《吳國問題的思考》，題目一看便知是專為此次江南之行量身擇定的。

吳先生開篇即言：吳國問題，歷來聚訟紛紜，涉及泰伯、仲雍奔荊蠻、吳國稱王、吳國國名、族姓，以及夨、吳、虞三者關系等諸多議題。為廓清上述問題，吳先生將歷年出土及傳世吳國青銅器，以及與吳國相關聯之器，分作四類：一、僅稱“吳”之器；二、蘇南吳國青銅器；三、虞國器物；四、夨國器物。通過這四批器物在年代與銘文上的比勘，并結合歷史文獻記載，吳先生指出，夨、吳、虞三字雖可通假，但從出土的夨國、虞國、吳國的實物而言，時代互有交叉，國名用字卻各不相混。西周早期的夨一直到西周晚期均作“夨”，而不作“吳”，也不作“虞”；穆王時期的班簋、靜簋，西周晚期的吳王姬鼎、吳姬簋、?簋、伯頵父簋、胡叔簠以及吳王御士尹氏叔緐簠中的“吳”，春秋早期的吳季大諸器、叔襄鼎、吳叔戈等，均作“吳”，也不作“夨”或“虞”；目前見到的虞國之器如虞侯壺、虞司寇壺等，也不作“夨”或“吳”。凡此皆說明三者并無承襲關系，宜侯夨簋與蘇南吳國無涉。

講座尾聲，吳先生又提出若干與吳國相關的研究議題：泰伯、仲雍奔荊蠻所建之吳國，究竟為陜西寶雞—隴縣一帶之夨國，抑或蘇南吳國，還是另有其地？其與第一組吳器（即班簋之"吳伯"、吳王御士尹氏叔緐簠之"吳王"）又是何種關系？吳王姬鼎、吳王御士尹氏叔緐簠皆屬西周晚期之器，若此即為泰伯、仲雍所建之吳國，則同姓之國稱王，又當作何解釋？凡此種種，皆有待進一步探究。

吳鎮烽先生作《吳國問題的思考》

吳先生如數家珍般縷述與吳國相關之青銅器，其于彝器之熟稔，令人嘆服；而于青銅器所反映之吳國社會狀況，又別具深憂與覃思，尤見學人本色。與先生相處的兩三日間，所談甚廣。除卻吳先生的學問，其堅韌不拔之精神、敏捷之思維，亦令我印象尤深。幸而當時及時記錄整理，其中數端，于今仍有裨益。我們討論的話題主要集中于以下四個方面：

一、治學路徑：如何走上青銅器研究之路

吳先生于1960年5月參加工作。彼時求職，多憑介紹。吳先生所在鄉的鄉長為其寫就一函，令其前往人事局抑或勞動局（具體已不復記憶）。局內工作人員出示一份單位清單，任其擇選。吳先生素喜文史，瀏覽之下，一眼便相中"中國科學院陜西分院考古研究所"，遂持介紹信前往報到。

5月份入考古所，不到一個禮拜便赴工地。吳先生分到第二發掘隊，地點為陜西省漢中市西鄉縣李家村遺址。到了工地，邊學邊干，主要學習發掘、繪圖、記錄、照相、測量等方面知識。李家村遺址屬新石器時代，歷時一年。翌年轉至秦雍城，又一年。第三年赴周原。由石器時代而秦漢，再到周代。第四年則往陜北調查。考古調查尤為艱辛，終日沿河步行，間或翻山越嶺。遺址稠密處，日行五六十里；遺址稀疏處，一日竟走過一百二十里。不巧的是，調查那幾年，關中自然災害正烈。彼時吃飯，系被派至農家，此家一頓，彼家一頓。有一次，吳先生與同伴在大隊部候飯，直至日暮，竟無人來召喚。后尋到隊長方知，被派的那戶人家，根本無米下鍋。無奈之下，隊長只得將他們領回自家，下些寬面條與小米，稀稀地喝了兩碗。不過吳先生亦曾遇格外熱情好客之家：一次調查至陜北延安一帶，正值晌午，口渴難耐，便到農家討水喝。人家不但專為他們燒開水，還熱情邀留吃飯。飯畢，本該付四張糧票五角錢，人家卻執意不收。臨走時，只得悄悄將糧票與錢壓在席子底下。

1960-1962年三年，由于發掘暫停，吳先生返家整理資料、潛心學習。彼時所里延聘全國名宿授課，師資極一時之盛：青銅器與古文字，由故宮博物院古文字專家唐蘭先生主講；舊石器與古人類，請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賈蘭坡先生講授；新石器時代考古，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先生擔任；隋唐考古，由唐長安城考古隊隊長馬得志擔任；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楊寬先生講戰國史；陜西師大斯維至教授主講資料學，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史念海教授講歷史地理；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先生亦曾蒞臨授課；西南少數民族考古，則有專攻此域之學者。諸先生之教，令吳先生獲益良多，并由此萌發了對古文字與青銅器的濃厚興趣。

來授課的諸位先生之中，有兩位對吳先生影響尤深。其一為唐蘭教授，于學術上啟其蒙昧；其二為賈蘭坡教授，其閱歷對吳先生精神上觸動極大。賈先生亦僅高中畢業，初隨裴文中先生發掘“北京人”時，不過司理雜務，而后潛心自學，終成全國最負盛名之古人類學家、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1960年冬，賈先生授課時即言：中國最古老的人類遺骸，要到秦嶺北麓找。翌年，陜西藍田猿人果然發現！此事令吳先生由衷嘆服：賈先生之預見，何其精準！自此，吳先生遂決心以賈先生為楷模，自信亦能如賈先生一般，為中國考古事業略盡綿薄。

陜北調查之后，吳先生便將主攻方向定于商周。吳先生參與過的主要工作地點在周原，也到過鳳翔、秦雍城、寶雞茹家莊等處，皆是與青銅器打交道。吳先生自稱為“環境所迫，逼自己去學習”。尤其是古文字的學習，吳先生逐字認讀，《金文編》非但用于翻閱，還親手描摹，日積月累，識字越多，亦逐漸悟出其中規律。當年與吳先生同批進入考古所的，共計150多人，經歷過諸事變遷，僅剩10來人留在所里。而最終評上研究員者，僅吳先生一位。

二、旁通方志：青銅器研究之助益

吳先生在中國青銅器研究領域的成就，素為學界所重。筆者學生時代初識先生，即緣自馬承源先生主編之《中國青銅器》（1988年）教材。出乎意料的是，先生在方志編纂方面亦頗有造詣，宏編巨制，且于其青銅器研究助益良多。

1961-1966年期間，由于歷史原因，考古所發掘工作暫停。吳先生遂專注于編撰一部雖非嚴格考古而實相關涉之書——《陜西地理沿革》，凡一百余萬言。文革后期，考古所與博物館合并，時任革委會主任雅好業務，將文革期間出土文物在陜西舉辦展覽，吳先生亦參與其事。此展乃全國首家出土文物展，故國家文物局亦頗重視。該主任后知吳先生每夜整理陜西志稿，本有意支持出版。然因革委會主任數度更迭、出版紙張緊缺等故，圖書終未能順利刊行。后又逢“破四舊”等運動，稿本一直積壓至八十年代方得付梓，距初稿已成，已逾十數年矣。

1981年出版的《陜西地理沿革》，是吳先生在對商周青銅器考古過程中，根據隨葬品青銅器和文獻記載，對陜西不同歷史時期的地理沿革進行了考證。《陜西地理沿革》刊行之后，吳先生又應國家之命，參與編撰縣志、省志。《陜西省志·行政建置志》由辦公室主任即原副省長主事，其人見《陜西地理沿革》，認為是省志編撰之重要材料，遂委任吳先生為主編。雖名為“主編”，實則吳先生獨力承擔，經吳先生努力，終將稿件擴充至150萬字。歷史地理之研究，于青銅器考索尤具裨益。考古發現中古遺址的定位，往往有賴于歷史地名之比定，諸如“某堆”“某城”之類，吳先生皆熟稔于心，信手拈來。

三、鑒審心得：青銅器鑒定之經驗

文物征集業界素有一句口碑：“我們就信吳老師！”吳先生其宏富之青銅器學養，以及多年考古工地之實踐閱歷，于浙江杭州、河南安陽等地多次文物鑒定中，力排眾議，匡正鑒定結論，力挽狂瀾。在此次交流過程中，吳先生亦曾分享其鑒審心得數端。

重量：新器較舊器為重。古器埋于地下逾千年，經腐蝕、氧化，銅質漸變，南方青銅器尤甚，甚者已成空泡，一捏即碎，其輕可知。而新鑄之器，銅質緊實，必重于舊器，上海博物館曾做過比對實驗，足資佐證。

墊片：墊片是真品的重要依據。然部分器物或因銹蝕覆蓋，或因打磨精整，墊片遂不可見。商周時期之墊片，一般尖部朝外，大頭朝里，以免妨礙表面紋飾之呈現。漢代青銅器多素面無紋，墊片大頭多朝外，尤為明顯，一望可知。

范土：器底殘留紅色或青綠色之范土，或于角落處見有范土遺存者，多為失蠟法鑄造，當屬春秋以后之器物。至漢代，則以范鑄法為主，唯結構繁復之器，方用失蠟法。

范線：范鑄工藝所留之痕跡，凡有錯范現象，即花紋對合不勻、一邊高一邊低者，必為真器無疑。古人將四塊外范以繩捆束，對合之際雖極精審，然銅液傾注之時，沖力所及，范塊便易錯位，此正古鑄之常態，亦為辨偽之要訣。

花紋：饕餮紋之雙目，乍看似對稱，細審則必不對稱。蓋因古人手繪，先畫一側，再畫另一側，運筆之際，自然略有參差。今之偽作，多先制一側，再以電腦翻轉復制，故雙目絕對對稱，反而露了馬腳。

要積累鑒定經驗，關鍵在"多看"。真器假物都得看，且須細看，察其特點。于博物館觀摩，于考古工地體察，于古玩市場歷練……逐件過目。現下作偽者聽了半吊子課，聽說有范線就是真的，便做條假范線。但他不知分范的線得從頭到腳一貫到底：上面做一條，下面沒了，看得見的地方糊弄一下，看不見的就偷懶不做了。有時候做的數目亦不對：古人分范是三塊或四塊，作偽者兩條或者幾條亂來，一看就有問題。再說銘文，把商代的文字弄到西周器上，也露餡，要么銘文是假的，要么整器帶銘都是假的，還有局部作假的，把拓片鑲到另一個器上。也有銘文讀不通者，造假者自己不懂，隨便抄幾句湊數的。故此，得綜合花紋、銘文、器形來看，各要素均能對上某個時代的特征，方可定論。

關于科技鑒定，吳先生認為"可以用，但有的可信，有的也不盡可信"。譬如墊片，表面或不可見，然CT片上清晰可辨，此便可信。至于成分分析，造假者往往按商代青銅器配方配制，科技鑒定報告雖書"與商代青銅器成分相符"，卻未必即為商代真器，仍需綜合鑒定人員之目驗意見，方可定讞。

四：建言館務：對建立陜西考古博物館之灼見

2018年，陜西正籌建全國首家考古博物館，吳先生對此極為贊許，以為此舉善莫大焉，可將考古歷史、考古技術、考古理念之演進，以及重大考古發現，融于一爐，系統呈現。考古博物館之設立，實為時代之產物，蓋有兩方面因緣，共同促成此一新嘗試。

一是考古經費來源發生了很大變化。考古發掘經費并非全然仰賴政府撥款。過去全部是政府部門撥款，發掘所得自然應該交給政府。今時考古經費已有自收自支之部分，如配合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等基本建設之發掘，其經費由建設單位提供。建設單位有國營者，亦有民辦、私營者，如樓房開發商多為民營，彼輩中亦有一部分期望能參與出土文物之運營。

二是文物管理，須有大公意識。考古所與博物館同為文物收集、整理、保管之機構，于公眾而言，只要文物得以展示，由誰展陳并無分別。然作為考古所領導，考量或更為復雜。昔年吳先生與原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韓偉同志主事時，曾營建漢陽陵博物館。彼時地皮由考古所征用，最早之館舍亦由考古所興建，水電諸般手續及費用，皆由考古所經辦支付。建館之初，經費大部由考古所籌措，省政府僅撥款三百萬。博物館落成后，省長一言，遂將考古所劃歸陜西省旅游集團公司。后文化部門，包括國家文物局、國家紀委皆持異議，陽陵博物館終得歸還文物系統。文物局將其單設為縣處級單位，考古所之人事、經費、車輛，悉歸該單位，與陜西省考古所自此脫離。今陜西考古博物館之建設，目前由考古研究院主持，然后續管理問題，或亦隨環境變遷而有所調整。總之，或隸于考古所，或單設為獨立單位，皆無不可，同為向公眾展示，于國家、于人民之意義，實無二致。

短短數日相處，尤覺吳先生乃一極善納新之人，于數據庫之構建、手機微信之新功能，皆了然于胸、運用自如。此正其終身向學、與時俱進的明證也。吳先生遽然長逝，然其畢生所積之成果，實為我輩最可寶貴之財富，永志不忘。

來源：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麻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