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張啟

張啟 | 文

我對于考古的最早興趣來自參觀各種歷史博物館時產生的困惑：汝窯的瓶子、皇后的帽子、圓明園的獸首銅像、太和殿上的龍椅，個個都被尊為“國寶”。盡管它們都精美絕倫，但我并不理解這些物件對歷史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作為一個普通人，也無法對這些展品所代表的古代貴族生活產生代入感。

后來，我在大英博物館看到很多青銅時代歐洲的金屬生產工具，比如銅斧子、銅刀片等，聯想到中國出土的青銅時代金屬制品絕大多數是禮器和武器等不能增加生產效率的器具，又產生兩個疑問：為什么青銅在中國被用于制造禮器，但在歐洲被用來制造工具？為什么后來鐵成為全世界普遍應用的制造生產工具的材料而沒有和青銅一樣被大規模用來制造禮器？

我想將考古物質遺存當作“觸摸歷史”的窗口，卻不知道該如何找到適合我的窗口，也不知道如何把手伸過去與歷史過程發生聯結。于是，我開始更嚴肅地研讀很多有關考古和歷史的聯系的作品，并在這個過程中邂逅了《考古與文明：遺跡里的世界史》（以下簡稱《考古與文明》）。

《考古與文明》

[英]尼爾·福克納 | 著

張建威 | 譯

新世界出版社

2024年5月

一開始，我只把它當成一本普通的世界考古歷史概論作品，并寄希望于從中得到我的問題的答案。但在閱讀過程中，我才逐漸意識到，這本書并不一般，而是一本個性鮮明的世界考古與歷史著作。作者尼爾·福克納也是一位值得拿出來說一說的個性人物。

一位政治立場鮮明的考古與歷史學家

尼爾·福克納（Neil Faulkner 1958-2022）是英國著名左翼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作者與政治活動家。他成長于一個英國工薪階層家庭，1970年代末進入國王學院和劍橋學習社會和政治科學，同時積極投身于反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等左翼政治活動。在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取得考古學博士學位之前，他曾是中小學教師，并一度全職從事反種族隔離運動。福克納一生寫過20多本書，主要是歷史學、考古學著作比如《羅馬不列顛的衰亡》《挖掘塞奇福德：人民考古學》《帝國與圣戰：1870-1920年的英-阿拉伯戰爭》等等，但也有左翼政治的理論作品和宣傳手冊。

正如福克納自己所說，物質遺存是考古學的學科基礎。福克納在考古學上最具說服力和影響力的貢獻是他在塞奇福德歷史與考古研究項目（Sedgeford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簡稱SHARP）的田野工作中做出的。

自1990年代中期起，他幫助將SHARP打造成英國運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研究性發掘項目之一。該項目聚焦于諾福克郡塞奇福德的盎格魯-撒克遜聚落，挖掘了同一聚落從青銅時代到中世紀的遺存，重塑了本地的環境景觀史。通過對該地建筑遺存以及對“塞奇福德寶藏”的分析，該項目探討了塞奇福德在中世紀早期的政治經濟環境中的位置。

該項目對農業、畜牧業、醫藥、手工業（金屬、紡織、陶器、釀酒等等）的遺存的挖掘與分析也改變了專家們對中世紀英國民間經濟生活的認識。福克納在SHARP中發揮了核心的學術與組織作用，并倡導他所稱的“人民考古學”（people’s archaeology）。這種參與式田野考古范式大力鼓勵非專業人士和志愿者與專業考古學家共同參與考古發掘與研究，集研究教育和大眾溝通于一身。

福克納領導的另一項重大田野調查是大阿拉伯起義考古項目（The Great Arab Revolt Project，簡稱GARP），這個項目結合地表調查、地理測繪、遺址挖掘、GIS分析、歷史檔案資料文本分析與口述歷史，提供了二十世紀早期約旦南部沙漠游擊戰如何運作的實證資料，并重新定義了阿拉伯起義的空間結構與物質遺產。同時，該項目的很多物質遺存發現也佐證了福克納非常崇敬的英國軍官T·E·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阿拉伯的勞倫斯”）的回憶錄中的很多記述。這一項目還直接推進了現代沖突考古學的發展。

另一方面，福克納是一位毫不退縮的革命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家。他在大學期間積極參與反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并在這個時期加入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他曾對朋友解釋加入SWP的原因：“如果今天的英國有一個布爾什維克政黨，那就是社會主義工人黨。”在2010年左右退出SWP后，福克納先后參與創建了兩個更為激進的組織，反擊（Counterfire）和反資本主義者抵抗運動（Anti-Capitalist Resistance），并在后者中發揮重要作用。

毫無疑問，福克納的政治哲學為其歷史和考古學的研究著述提供了理論錨點。他對歷史與考古的敘述側重于物質主義的方面。他認為經濟結構與生產方式的變化，以及環境與社會危機是推動社會的決定性力量。另一方面，他始終試圖通過對考古遺存的分析來展現當時的社會關系和階級斗爭，也把階級斗爭以及統治集團之間的斗爭視為重要的歷史推動力量。

與主流革命社會主義者一樣，他認為繼農業革命、城市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后，下一次革命將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和很多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不同的是，他認為技術與社會的“進步”并不是必然的，人的自主性（Agency）、尤其是在環境和社會危機來臨的關鍵時刻的選擇，會改變歷史的發展方向。

可以這樣說，福克納首先是一位革命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家，其次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然后才是考古學家。他的歷史著述可被視為他的政治哲學的歷史注腳，而他的考古發現與分析則佐證了他的歷史敘述。難怪有的學院派考古學家會認為福克納強烈的政治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在考古研究中的客觀性與全面性。

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更廣闊的時代思想背景之中來理解。二十世紀晚期，后現代主義思潮興起，祛魅了很多科學觀點與方法的“客觀性”“中立性”，并揭示了所有知識都帶有立場與權力屬性。在這一大潮中，考古學自然也未能置身度外，諸如女性主義考古學、原住民與去殖民考古學、非洲裔散居考古學以及后過程主義考古學等流派相繼出現。

與福克納的研究類似，這些學說同樣強調考古學所具有的本質上的政治性和倫理責任，并揭示了傳統敘事的片面性。它們也同樣毫不掩飾自己背后的政治思想或社會思想。除了具體指導思想的不同，這些后現代主義學說和福克納的研究不同的一點是，它們大多承認考古解釋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身份、價值觀和社會處境的塑造，包括自己在內。

這種反思性（reflexivity）是后現代主義研究的重要方法，但在福克納的著作中似乎是缺失的。福克納似乎并未在意自己的這種局限性，而是試圖建立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敘事。人為放大自己所代表學說的普適性，似乎也是某些積極參與現實政治的后現代學者的共同特征。

一本具有總結性的著作

《考古與文明》這本書并不是福克納最知名的作品。但因為它是作者逝世后出版的，也許可以把它視為福克納關于自己一生考古研究的一本總結性作品。

全書共九章，描述了從古人類早期考古到現代時期考古的很多物質遺存發現，并附有重要物質遺存和挖掘場景的圖片。這本書具有以下幾個和其他很多考古科普作品不同的特點：

首先，福克納明確告訴普通讀者他的首要目的是展現如何使用考古數據（即物質遺存證據）來進行歷史敘事和詮釋，凸顯了考古發現的歷史意義；第二，除了一般挖掘出的器物，他花了更多篇幅來介紹利用遙感、測繪等技術發現的地理景觀方面的考古遺跡，展示了考古技術與實踐的多樣性；第三，他花了相當的篇幅介紹了現代與當代考古的作用，比如考古學可以幫助現代人尋求“地點的力量”以獲得某種情感和美學體驗；第四，作者試圖以考古為視角將人類歷史包括當代世界嵌入到幾十萬年來人類進化發展的全景當中；第五，福克納在書結尾處提供了一些推薦閱讀，以幫助讀者學習考古學的解釋方法。

這本書也解答了我對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兩個疑問。福克納指出，在青銅時代，像商朝那樣只用金屬銅制造武器、祭祖用品和飾物是普遍現象，尤其是帝國的中心區，而金屬制成的生產工具更多的被發現在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區，比如當時的歐洲。鐵的儲量更豐富，因此當煉鐵技術普及之后，普通民眾也能打造鐵器以取代石器、木器和骨器，真正提高了生產力，進而推翻了青銅時代的世界秩序。

該書一些章節是福克納直接參與過研究、接觸過一手資料的領域，其中的很多考古證據具有很鮮明的細節，和日常生活很接近，更符合他的研究風格。相比之下，對于其他一些地區和時期，比如關于中國、美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章節，書中資料顆粒度不夠細，更多的止于宏大事物（比如長城、故宮、兵馬俑）和流于表面的宏大敘事，在這個層面上整合考古與歷史容易給人以生搬硬套之感。這也許是限于作者經驗與專長的不可避免的美中不足之處。

福克納所要展現的歷史觀點，在他的另一本出版更早、流傳更廣的著作A Marxist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Neanderthals to Neoliberals（中譯名《世界簡史——從人類起源到21世紀》）中展示得更充分和徹底。那本書前六章的歷史脈絡和《考古與文明》類似。在某種意義上，《考古與文明》第二章到第八章的大部分內容可被視為是另一本書中的歷史觀從考古學視角上的重新解讀。

根據推薦閱讀書目的出版時間判斷，這本書大概成書于2021年。同年，福克納確診急性淋巴癌，并于次年2月因病去世。在《考古與文明》的結語中，作者嘗試總結考古的意義，但似乎心中思緒萬千卻無法從容落筆：福克納對當今世界人類面對的生態、軍事、社會和意識形態四個維度展開的生存危機極度悲觀，以至于無法確認千年之后是否還有人類存在并從事考古，但以過去的物質遺存和歷史為依據，他又對長遠的人類進步抱有無限希望。這種“歷史—現實—未來”“樂觀—悲觀”之間的撕裂似乎與全書的基調并不一致。

我想，進化論也許可以對此進行部分調和：即使人類文明遭遇滅頂之災，通過適應環境的進化，人類基因的火種也有很大可能性得以部分保存。在此假設下，我們不妨問問自己，我們想讓劫后余生的“新人類”考古工作者從我們身上看到什么？